自由真可贵
十一月上旬，我等待的机会来了。我有两个选择--一是我听到卫生部要派医生到英国进修热带病，另一个是当时苏联派来中国的医生中，有一位出名的精神病科专家Rushinski。卫生部决定成立一个高级精神病医生进修班，抽调全国各主要医学院的精神病科讲师以上的医师来进修。
一天读过英文，我向毛说了我的要求。毛说：“你的意思是想去?”我说：“要是主席同意，我希望去。”毛详细询问了这两个班的性质和专业。然后说：“什么热带病，跟我毫无关系。要去的话，到北京医代办的精神病进修班去，进修以后，可能对我有好处。”
我说：“主席同意了，我同卫生部去讲。”毛又问：“你去了，我这
里的工作，由谁代替啊?”我说：“可以由一位卜大夫代替。”卜志强小我五岁，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毛说：“我不认识他。那么，你就远走高飞了?”我说以后还可以回来。我正要出去的时候，毛叫住了我说：“告诉傅连璋，我这里暂时不要人也可以，等以后再说。”
但傅借此机会指定卜大夫为毛的保健医生。卜立即迁进中南海，我于十一月中到进修班上课。自由真可贵!
我在进修班，班上布置的课程很紧凑。参加进修的一共十几个人，都是几个主要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研室主任。大家相处得很融洽，也很愉快。每天复习完专业课程，夜里常常到两三点钟才能休息。
北京医院副院长计苏华医生跟我保证，等上完进修班后，他可以介绍我到新成立的神经外科工作。慎娴为了我脱离一组，十分高兴。她说：“我们又可以开始家庭生活了，太好了。”
慎娴的父母原本住在南京，到十一月中旬我们将他们接来北京，同我母亲、慎娴，和孩子住在一起。一九五六年南京的公安厅和民政厅知道我是毛的医生，恢复了两老的公民权。公安厅又看到他们年纪大了，将他们的地主帽子摘掉了，定为城市贫民。他们极为高兴，心情很愉快，特别在看到我们的两个孩子后，他们从内心中露出喜悦。
我仍保有南船坞宿舍，但家人很少去住。中央警卫局代局长罗道让原则上放我去北京医院进修，但不同意我脱离一组，不让我搬出中南海。毛以前换了三个医生。罗怕一旦放我走，毛需要我时，找不回来，可就成了大问题。他并且向中央保健局指出，决不可以调我到别处工作。
参加进修班的医生们都埋头于专业，对外界政治活动莫不关心。我也不例外。毛在此时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号召民主党派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向党提意见。进修班里也开了好几次这种批评会。我汲汲专业，没有去开会，几乎形同隔世。
一九五七年春，我仍在进修班研习专业。五一劳动节过去以后，五月四日我们正在讨论病例。李银桥来医院找我，他说：“主席请你去。他感冒了，不舒服。”我说：“卜志强大夫不是在吗?可以让他去看。我这里太忙。”
李说：“不行。你走了以后，卜大夫去过两次，主席对卜大夫不习惯。主席也请卜大夫去舞会玩过几次，但卜大夫太紧张，见到主席就会发抖。主席不喜欢他。主席现在没有医生。主席刚从广州回来。江青已经在苏联治完了病，住在广州。他们两人商量定了，还是要你回来。主席叫你，你怎么能不去。”
我说：“我去没有问题，可是我要请假才好离开，也应该向这里说明一下，否则会说我太随便了，要来就来，要走就走，这给人的印象太坏。”
李说：“这件事上面都知道了。汪东兴副部长到党校去了。王敬先副局长管警卫，我同他说了，他叫我自己来北京医院找人。车子都等在门口了。快走吧。”
我说：“这不行，我还得报告保健局和卫生部。”李说：“来不及了。主席睡醒后就叫我请你去。耽搁太久，让他等著可不好。你先去看他，完了以后，你再去告诉保健局和卫生部。”于是我带着检查身体的用具，同李到了一组。
我进到毛的卧室，毛正睡在床上。我看他精神似乎很疲乏，脸色也黄一些。他叫我坐在床边。护士给我泡了一碗茶。我向他问好。毛说：“不好了，感冒了。感冒有两个多月了，还有些咳嗽。二月二十七号演讲以后一直没有胃口，不想吃饭。”我要求检查一下身体，他同意了。我给他做过身体检查以后，没有发现有什么症状。我向他建议服用一些化痰药，同时用一些帮助消化的药。毛说：“这些药都可以吃。你配好以后，交给卫士，告诉他们这些药的作用和服法。你就不必每次由你来给我吃药了。”我一面答应着，一面收拾检查用具。毛又说：“你再坐一会。”我又坐下来。
毛接着说：“那时那句话，曹营的事难办啊。”我笑起来，他又说：
“你想远走高飞了。可是我这里没有人。这样吧，我们订一个君子协定，还是由你照管我。平时我的事不多。有事时我找你。以前国民党有一位卫生部部长姓周，大约叫周颐春吧，记不清名字了，在德国专门研究兔子的卵巢，得了博士。你看，研究兔子卵巢可以得博士。你在我这里，空下来的时候，也可以研究一些什么。搞些小动物来，弄一间实验室，买些设备，不要公家出钱，我来出钱。”
但我觉得在中南海弄个小动物实验室这事绝对不可以。中南海里不准饲养--连猫狗都不准。卫生部和警卫局怕动物会将传染病传染给毛和其他领导。后来江青竟破例养了一只猴子，真是人人奔走相告，惊天动地。我觉得行不通。
我说：“不如有空时我多看看书。”毛沉吟了一下说：“这样也可以，不过没有实际操作，就不全面。先这样吧。你将我的事抓起来，有空的时候你自己安排。”
说好听点是君子协定，压根儿是毛主席的“意旨”。没有人敢反抗毛。他的话就是法律，如果我拒绝，往后就会再也找不着工作。慎娴也会被解职，无法生计。如果我不服从，会被逮捕，甚至批斗。
毛随后又讲：“我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党内发了一个通知，让大家讨论。叶子龙、李银桥他们都不赞成。这些人都不听我的话，我不干主席对我身体有好处。这些人想不通，大概是我不做主席，他们就没有油水可捞了。给国家主席当工作人员，脸上更光彩些吧。”
我感觉到毛这一次的病不单纯只是感冒。我离开的这六个月，政治局势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在医院里我可以对外面的政治起伏视若无睹，现在我又回到了毛的官闱世界中。卫士代我去医院收拾了我的东西。毛召见我的那晚，我就搬回了中南海船坞。我又重返一组，以后便再也没能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