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与刘少奇，邓小平的矛盾
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定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揭幕。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四五年在延安召开。“解放”后，这是第一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八大”。“八大”会中将选出新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并为新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定下指导纲领。毛原本希望“八大”将其激烈改革政策形成决议，并确立其为中国独一无二的领导人。他便将细节交给刘少奇和邓小平去处理。刘邓两人误以为毛真的要交出权力。
刘少奇负责讲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最重要的政治报告。这报告的起草讨论须经毛先行过目和修改。后来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告诉我多次--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事先没有送交毛过目。那时即将担任新职(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要毛休息，不参加会议。
毛说：“我提出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可是我仍然是党的主席啊。召开八大为什么事先不同我打招呼，八大的政治报告起草讨论，我没有参加，事先稿子也不给我看，说是来不及了。我又没有离开中国，有什么道理说来不及，不让我看一看呢?”
毛往后所有的政治行动--共产党整风、大跃进、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全是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总路线而做的出击。直到一九六九年第九次全国大会时(那时刘少奇被开除出党，并已死亡，邓小平被撤职)毛的思想成为全国指导纲领，毛的报复才算落幕。毛认为他的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并憎恶任何反对声浪。
毛在“八大”中做了开幕讲话。我随同毛出席了开幕和闭幕会议，并在后台听了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我一听到刘、邓两人的报告，就知道毛一定会大为震怒。邓修改的新党章中，不但删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这句话，并为毛设立了荣誉主席的职位--这些都显示毛的党主席职位并非终身职。
刘、邓两人跟随赫鲁晓夫起舞，颂扬“集体领导制”的基调，特别令毛不安。如果中国共产党员真的实施集体领导制，那表示领导人之间地位平等，所有重大决策将经集体裁决。毛的重要性便会锐减。但毛要做天下第一人，他想搞个人崇拜。
毛说他想要退居二线时，他仍想由他决定所有重大事件。但问题就在刘、邓两人觉得重要的，毛觉得不重要，没送来的文件，毛又觉得很要紧。这也就是毛后来所说的“大事不报告，小事天天报”。
我在“八大”会议中首次发现，毛和他的制定接班人刘少奇之间，存在着如此重大的歧异。“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折点。毛觉得中央领导人是有意排挤他，并且想削减他的权力。
但是毛平息怒气的策略，是先针对敌手的下属迂回攻击，而不是直接铲除真正的目标。因此这次毛龙颜大怒，遭到池鱼之殃的反而是罗瑞卿和汪东兴。毛的愤怒也使我的生活起了快速而戏剧性的改变。
一九五六年，八大闭幕，国庆日后不久，毛便爆发了。有晚中南海大部分的工作人员纷纷去怀仁堂看京剧表演。毛没有去，我正在卫士值班室看值班记录。李银桥突然跑进来，打电话到怀仁堂，叫还在看京剧的罗瑞卿、汪东兴立刻来。
过几分钟罗、汪赶来了。他们问什么事，李银桥只说：“主席请你们去。”他们匆匆走进毛的卧室。去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才下来。毛大骂罗、汪时，李银桥和卫士在卧室门口，他们听得很清楚。
罗、汪进到毛的卧室后，毛就破口大骂，说他们不接受批评，依仗中央压他，毛骂道：“宰相出朝，地动山摇。警卫学苏联，搞什么公安军和警卫部队。到处兴师动众，完全脱离群众。”毛不能明说他真正生气的原因--罗、汪两人过于服从党组织，凡是都要向刘少奇报告。他们也并不是为了讨好刘少奇而胆敢跟毛对立。他们总认为从安全出发，做好保卫是天职。毛又时常一意孤行，在戒惧恐惧之下，他们转而向刘少奇寻求支持，以防万一出事，可有人分担责任。
八大后，罗、汪仍照旧前去向党中央报告毛的起居一切，这使毛大为恼火。他们不知，如此警卫森严，甚至使毛觉得一举一动都在警卫人员的监视之下。毛自然不愿受到这种约束，尤其这影响了毛“私生活”的“保密”。
毛此时仍对彭德怀批评他“后宫三千”之语耿耿于怀，罗派的警卫越多，毛私生活的秘辛就越有可能流传到中央去。
毛对罗、汪两人大吼说：“我就不信，‘死了张屠户，就吃混毛猪’，你们滚蛋。”毛说，要罗下放到湖南省，任省长。要汪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然后下放江西。
两人从毛卧室出来，颜色苍白。罗说话时口舌抖动，向汪说：“这是这么一回事，到公安部，今夜立刻开会。”罗要向党中央说明情况。汪说：“罗部长先别急，明天再开吧。我先了解一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汪劝罗，如果这样做，等于同毛摊牌，毫无转圜余地，会彻底垮台。罗于是改向毛写了检讨报告。然后召开公安部组会，在会上做了自我检查。毛的气出来了，慢慢平静下来，罗仍任公安部长，没有下放，汪也写了检讨报告，但没有复职，到党校去学习了。
我是汪推荐来的，遇到了困难，都找汪商量。现在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今后的工作和人事关系，更不好办了。我冷眼旁观，汪走后，无论叶子龙或李银桥都似乎去了一块“心病”，对我自然更加肆无忌惮。我前思后想，我在一组工作，脱离了医院临床，一天到晚处于勾心斗角的“内战”中，对我来说，牺牲太大，何况我在这场“战争”中，肯定是“战败”者。我便开始寻找机会脱离一组。
暑期在北戴河，由林巧稚、俞葛峰给江青做了子宫颈细胞涂片。由她们分别带到北京和天津做细胞染色检查，她们都认为有癌变。江青回到北京以后，她们再次取了子宫颈细胞标本。由广东中山医学院病理科粱伯强教授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科胡正详教授，共同看片，最后诊断仍是癌变。但癌细胞没有蔓延，是原位癌，可以治疗。
另由俞葛峰大夫带一份片子到苏联去会诊，意见也一致。傅连璋写报告给毛。江青这次真的生病了。
毛在颐年堂内同医生们讨论。林巧稚大夫说，按照目前情况，用钴六十放射治疗，效果最好。当时中国医学院还没有钴六十的设备，苏联医生又一再主张钴六十效果最好。林这样建议一来可保护自己和其他医生同僚，二来万一诊断错误，也没有人需要负起责任。
毛说：“方法的选择，由你们决定。生了病只能听医生的，没有别的法子啊。”当时定下来，由俞葛峰大夫陪同，去苏联进行钴六十放射治疗。毛会后请大家在颐年堂吃了一次饭。
医生跟江青说明病情后，江差点崩溃。经由医生们一再保证原位癌可以完全治愈，她才平静了下来。几天后，江便乘飞机往苏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