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提示：为了解释毛泽东为什么对这部电影大动肝火，袁晞在自己所著的《武训传批判记事》的开头摘录了1951年的头几个月，毛泽东为部署镇压反革命运动给各地负责人的很多指示：“在湘西一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时很必要的。”对这个数据我至今怀疑是统计呈报时有误，一个县杀四千六百多！？赶上文革时道县的群众专政大屠杀了。...看到这些批示，我才醒悟，《武训传》中有一句台词可能会极大地触怒毛泽东先生。影片中，武训对横刀跃马驰骋奔驰的周大说：“光杀人，能行吗？”
《武训传》(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2012年3月15日，一条消息出现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由孙瑜执导、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在沉寂了近六十多年后，开始发行正版DVD，亚马逊中国、淘宝商城及北京图书大厦等地均有销售。
今天的绝大部分青年人不会认为发行一个DVD是个啥事情。但这一消息引起众多影迷和文化学者、历史学家的关注和热议。《武训传》事件是一段中国人不堪回首，但又必须记忆，认真思索的历史。我们必须从此片的遭遇思考一些重大又可怕的问题：一直试图让军事家、诗人、哲学家、革命者的光环笼罩在自己头上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在百忙中撰写电影评论呢？为什么要在建政伊始发动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运动呢？
《武训传》是“新中国首部禁片”，1948年由南京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是一部以清朝光绪年间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为内容的黑白电影。它引发了建政以后第一场全国范围的文化批判，也是建政后第一次所有参与其事或稍有关系的人都必须表态的洗脑表忠诚运动。表态做检讨的人包括电影的导演、演员和当时国务院总理。1952年春天，周恩来到上海时告诉孙瑜，自己曾经在北京对此事做过检讨，因为“电影摄成后，由他在中南海放映审阅过”。1986年，孙瑜写文章提到这事说自己当时“内心激荡起剧烈的震撼。敬爱的周总理！……哪里轮得上由总理来分担”。
△三看《武训传》
在这次发行DVD之前，中国大陆想看到《武训传》是很困难的一件事。跟朋友聊天时，我会不无得意地说，不好意思，我看过三次，胶片。第一次看是1967年前后的文革时期。那一阵放映了两部供批判的电影，除了《武训传》还有《清宫秘史》。
那时我还是孩童，家住在南京师范学院的对面，那里是我后来念本科的母校。放映《武训传》这些批判电影，对小孩限制得更严格。我们得翻墙，那时候翻的是真正的墙，南师的灰渣砖砌墙。我跳进墙里溜到礼堂外，还把一个窗户上的铁栏杆拉弯了才钻进去。然后悄悄地溜到银幕后面，坐在地上，仰着脖子看，看过后就学赵丹用山东方言讲话“办义学，办义学；打一拳，三个钱，踢一脚，五个钱”。
我的研究生课程是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上的，看了许多当时被禁的电影，诸如反应文革时红卫兵武斗的《枫》、反映9.13事件的《瞬间》、《苦恋》；1950年代就被批判禁止的影片《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武训传》等，进口内参片《鸽子号》、《山本五十六》、《啊，海军》、《虎，虎，虎》等。
第三次有机会观看《武训传》是2005年。那年6月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联合举办“纪念中国电影百年赵丹表演艺术研讨会”。于蓝、黄宗江、李苒苒等和赵丹生前有过创作合作的伙伴，以及赵丹亲属、好友等60多人参加了研讨。研讨会前一天，6月4日，放映了赵丹主演的电影《李时珍》、《我们夫妇之间》和《武训传》。
有的青年学生看过《武训传》之后跟我说，《武训传》很左吗，怎么还受到批判？是的，这部电影1949年之前拍摄了一半，“新中国”成立以后，导演孙瑜已经加进了许多“揭露统治阶级和反映农民革命的内容”。在叙事结构上最大的改动，就是把原作中的车夫周大改成太平军壮士。影片结尾时，孙瑜让体格魁梧、身手矫健的周大带领队伍从武训身边英勇地飞驰而过，高喊：“大家一起好好地干！将来的天下都是咱老百姓的！”
在片头和片尾，还加上了黄宗英扮演的“新中国”的教师讲说主旋律台词。她给一群小学生讲课，给影片的主题思想戴上帽子：“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的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之下，赶走了帝国主义，打倒了反动政权，必然地得到了解放”。也许是急于表示政治态度，这些台词在修辞上都直奔主题，语句也略有叠床架屋，同义反复。
△触及毛的敏感神经
和许多观众和电影学者一样，我认为这部作品是赵丹表演艺术的最高峰。
那为什么毛泽东当时要如此认真、严厉地批评《武训传》呢？我的猜想是，这部电影触到毛泽东敏感神经，这就是如何对待读书救穷人与暴力夺天下问题。就艺术文本来看，《武训传》也许是中国大陆1949年以后最早的暴力美学。许多观众看过电影以后记忆最深的都是武训挨打的镜头。导演孙瑜跟周恩来是南开中学同窗4年的老同学，据他回忆，武训挨打的暴力镜头是周恩来对影片的唯一意见。
1951年2月21日，孙瑜给“周恩来总理先生阁下”写信，询问“能否于日理万机的余暇，赐以三小时的审映？”当晚七点，孙瑜由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带领到中南海放映。孙瑜说，放映后“总理只在一处艺术处理上告诉我，武训在庙会广场上‘卖打’讨钱，张举人手下两个狗腿子趁机毒打武训，残暴的画面描写似乎太长了。”第二天，孙瑜就把踢打武训的镜头剪短了。
影片的另一条副线，是将太平天国士兵周大作为农民起义的正面力量加以强化的颂扬性描写。这条线索充满了暴力。观众看到他带领一支武装农民的队伍冲进地主家的内廷，手中的梭镖飞出去，扎进床上的蚊帐，伴随着床上女人的惨叫，鲜血飞溅到纱帐上。
尽管影片在镜语和叙事上已大大加强了农民武装暴力反抗的份量，从后来的情况看，大概在毛泽东看来这还是不够立场鲜明，不够暴力，与他“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念还是有太大距离，多少年来毛泽东是一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改良主义”的。
那天晚上中央领导者在中南海一起看片，毛泽东没去。袁晞在《“武训传”批判记事》中分析：“他不去不仅仅是因为工作忙，而是注意到上海等地报刊称赞《武训传》的文章，从中悟出了问题”。
江青女士后来曾经在不同场合绘声绘色地描述毛泽东观看《武训传》的情况。在看片过程中，毛泽东一言未发，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电影结束，毛泽东没有起身，下令：“再放一遍”。江青和工作人员很奇怪，当时毛泽东正为朝鲜战争和镇压反革命等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居然有兴趣把一部电影连着看两遍。电影再次放完，毛泽东沉思片刻，对江青，也对在场的人说：“这个电影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接着又叫工作人员给他接通周恩来的电话……
△奉旨批判
对电影《武训传》第一批发难的文章发表在1951年第4期的《文汇报》上。当时是胡乔木受毛泽东之命“组织一些对电影《武训传》持批评意见的文章，代表不同群众的观点”。两篇文章是署名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和署名江华的短文《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贾霁也是我们那届研究生的导师之一，他跟他带的研究生说，自己当时是奉旨批判。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篇文章的文风使用的是以后流行多年的大批判文风，句子很长，弄得我摘录时都没法断句。“《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该歌颂的吗？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此文使用以后流行多年的大批判文风，没有文本分析，只是高屋建瓴地铺陈结论，飞流直下三千尺，问号、惊叹号连连。此文作者是毛泽东，此文让毛泽东与金正日一起名列全球职位最高的电影评论作者。
为了解释毛泽东为什么对这部电影大动肝火，袁晞在自己所著的《武训传批判记事》的开头摘录了1951年的头几个月，毛泽东为部署镇压反革命运动给各地负责人的很多指示：“在湘西一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时很必要的。”对这个数据我至今怀疑是统计呈报时有误，一个县杀四千六百多！？赶上文革时道县的群众专政大屠杀了。
“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在这些指示中，毛泽东还规定了镇压杀人的比例：“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一，有特殊情况者可以超过这个比例，但须得中央局批准，并报中央备案。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万，已捕及将捕人犯一万，已杀七百，拟再杀七百左右，共杀一千四百左右就够了。”
看到这些批示，我才醒悟，《武训传》中有一句台词可能会极大地触怒毛泽东先生。影片中，武训对横刀跃马驰骋奔驰的周大说：“光杀人，能行吗？”
后来，奉毛泽东之命，江青带人到山东去对武训的历史进行调查。我们研究生时的导师之一钟惦棐，在给我们上课时讲过他跟李进（江青）一起参加武训历史调查小组到山东去的遭遇。那次调查他们是先有结论，下去的任务就是从县志、碑文和访谈中筛选能够证明《人民日报》社论的材料填上去。钟老师曾经提醒江青，也要搜集一些观点不同的材料，弄得江青很不高兴。江青后来对人说：“钟惦棐这个人很不好，参加武训历史调查时，就跟我作对。”
到了文革时，姚文元在《红旗》杂志1967年第1期上撰写《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其中还特地把此事作为路线斗争的案例再次提起：“在毛泽东同志发起下，……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调查团克服了周扬派来的他的秘书钟惦棐的怠工破坏，依靠广大群众开展了工作”。那时被姚文元点名批判是一个很严重的灾祸。
1951年7月23日到28日，《人民日报》连载了长达四万五千多字的《武训历史调查纪》，这篇调查纪由毛泽东仔细审定，亲笔做了大量修改。调查组在工作结束时将聊城地委宣传部长司洛路带到北京。毛泽东在家里请司洛路吃饭时，还对镇压反革命事宜念兹在兹。毛泽东问，聊城地区有没有因为有人发出怨言就不镇压的情况。司洛路说，有。毛泽东说：“不是不镇压了，只是清理一下，该放的放，该关的，该杀的还是要杀。”罗瑞卿插话说：“中央的政策是对的，是你们的工作没做好”，司洛路点头承认。
△极左势力在找敌人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引用胡乔木先生的讲话，对当年批判《武训传》有所否定。“解放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的、极端的和粗暴的……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是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认为基本正确。但目前也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这个批判完全错误。”（转引自吴迪编：《中国电影研究资料》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上卷，95页）
批判《武训传》所创始和强力营造的那一整套话语修辞和思维模式，深深地浸透在中国大陆的空气和土壤中，这种只准自己宣布真理，不许他人置喙其中的专制话语和社会运作机制，到文革时代发展到了顶峰。
今天，《武训传》DVD可以公开发行了，可这种语言的暴力和在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生活中迷恋暴力夺取、一统天下的思维，还像雨后蘑菇一样茂盛成长。我们在重庆模式的红歌高唱中看到这种强力话语模式，我们在某些“左翼”网站的言语文字和线下活动中不时看到“杀汉奸”之类的豪情宣言。在微博和民间文革派网站我们也看到，许多人一直在坚持不懈地为文革翻案。
《乌有之乡》网站2012年初就搞过网络汉奸评选，完全是在同胞中寻找斗争对象的敌对思维。根据当年参与武斗，后来深刻忏悔的红卫兵李干分析，《乌有之乡》不遗余力地鼓噪“要在宪法中增加惩治汉奸的内容”、“汉奸的末日到了”是真的要杀人。根据自己看到的《乌有之乡》某些人的言行，李干相信王立军的揭露：薄熙来曾经准备杀人夺取权力。
看《武训传》，回忆那场大批判运动，使我们更加有所警醒：那种暴力迷恋和杀人夺天下的思维秩序、伦理观念，在中国大陆依然兴盛，依然令人心悸。
我们也听到些理性的声音。网友丘岳首说：23年前那场本不该有的国殇，是某些暴力迷信者硬性在中华民族的肌体上划下的一道深深伤口。这道伤口一直在血流不止，不缝合它，中国社会就无法真正踏入文明的芳草地。徳、日早已就屠杀罪向世人道歉忏悔。中国现在也须果敢卖出这一步，这不是要纠缠于已往的历史，而是从历史中学习智慧并换取宽恕和社会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