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各国中唯一一个有着连续信史记载的国家，几千年辉煌的历史和文明都被记录于各类史书和典籍之内，而完成这历史壮举的正是历朝历代的史官们。
史官，是中国历代设置的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员，他们主要的职责是记录国家的大政、重要事件以及帝王们的言行。史官出现后很长时间里，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而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
中国从夏朝开始就已经设置了史官，《吕氏春秋•先识篇》有这样的记载：“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商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样；《周礼•春官》中记载周王室已设有五史官职；春秋时期，逐步形成了“君举必书”的史官传统，并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设置；秦汉以后的两千多年，史官的名称繁多，职务各异，但史官的设置却一直保留了下来。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朝代更迭、社会变迁，但史官文化却一直没有改变，史官们在礼教和宗法制度的制约下，忠于史实，品德高尚。历代修史者要兼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秉持“险恶矫诬之人，不足以言史”的信念，成为华夏族历史真理的捍卫者，君王只主导当政时期，而史官却传承千年中华历史。
史官的历史和事迹体现了中华文人的节操和气节，很多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春秋末年周灵王二十三年五月，齐国的相国崔杼弑齐庄公姜光，然后命太史伯在史简中写上庄公是得了疟疾病死的。太史伯不听，在竹简上写道“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见了大怒，于是杀了太史伯。太史伯有三个兄弟，名字分别叫仲、叔、季。太史仲见哥哥死了，接替了哥哥的位置，继续写“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也被崔杼所杀。太史叔写下了同样的话，又被崔杼所杀。太史家最小的弟弟太史季来了，他将写好的竹简递给崔杼，上面还是写了这几个字。崔杼拿着竹简，对太史季说：“你的三个哥哥都死了，难道你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吗？如果你按照我说的意思写，我就免了你的死罪。”太史季既不愤慨，也不惊慌，他平静地说“按照事情本来的样子去记录，这是我作为史官的责任，与其失职而苟活，不如殉职而死！况且此事路人皆知，即使我不写，天下总会有人去写。所以我不写也掩盖不了相国的丑行，反而惹来有识之士的讥笑。我并非不爱惜性命，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崔杼被太史季的正气所震慑，将竹简掷还给了他，他终于认识到，史官的气节是无法改变的，最终不杀史官。
几千年的史官制度维系着中华的道德和政治制度的稳定，以史为鉴，忠奸有辨、善恶有分，而中共夺得中国政权以后，完全改变了这种制度的传承，彻底颠覆了中国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共政权战天斗地、无恶不作，为了掩饰罪行和为共产意识形态服务，大肆的篡改和歪曲古今中外的历史，把文人和史学工作者改造成撒谎的工具和帮凶。
中共按照所谓的马列主义历史观编纂教科书，按照中共的意图任意肢解和改变中国的历史现实，尤其是中共出现及统治以后的近现代史，完全变成了对中共歌功颂德和文过饰非的政治宣传，从来都是先有结论，学者们后去研究、去为中共找所谓的历史考证。比如，古代史中人们对神佛的信仰变成了老百姓生产力低下的幻想，儒家三纲五常的人伦教化变成了统治阶级对百姓的禁锢和迫害，历代帝王变成了残暴的独裁者；而现代史中将中共勾结苏俄、暴力夺权说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将国民党领导的抗战胜利说成是中共的丰功伟绩，将60年代初因中共罪恶造成的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说成是“三自然灾害”，将“十年”文革的浩劫归咎于所谓的“四人帮”。
中共呈现给人民的历史完全是墨写的谎言，这也是其本性使然，要恢复中华原有的面貌和史实唯有解体中共，史官文化的优秀传统才能有重放光芒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