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亚洲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新挑战。亚洲开发银行助理首席经济学家兹威戈里奇（Joseph Zveglich）4月12日在伦敦发布《亚洲发展展望2012》时说。
亚洲的三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过去二十年中都出现了收入差距的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从上世纪80年代的25上升到2000年（政府公布该数据的最新年份）的41。基尼系数被广泛用于衡量一国贫富不均程度，0为绝对平等，100为绝对不平等。据一些非官方计算，当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45到50之间，为世界上最不平均的国家之一。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这一指标也分别从90年代初的33和29上升到2010年左右的43和39。
另一指标，中国收入最高的20%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平均收入的比率，从1998年的5.1倍上升到2008年的9.6倍。2005年，中国收入最高的10%人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10%的15倍。
城乡差距是中国贫富不均的主要原因。城乡、省份等地域因素对中国贫富差距的贡献率占到一半以上。2010年，中国城市家庭平均收入是农村家庭的3.5倍。
“技术进步、全球化、市场导向的改革，虽然是亚洲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也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原因。”兹威戈里奇说。
劳动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在许多经济体中显著下降。中国就是一例，制造业产出中劳动收入的比重从48%下降到42%。亚洲的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作用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并在近几十年内有所下降。
两大经济学原因铸成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一是农村地区对实体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较少，二是农村地区的投资和资产回报普遍较低。
此外，中国的经济特区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带，中央政府放权让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没有相应增加其财政资源，以及累退性的税收，也是中国区域性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
社保体系一直以来只覆盖城市户口，直到2009年才建立起农村的养老体系，也是中国特色的贫富差距原因。而且，中国的地方财政高度不平均：人均公共支出最富和最穷的县差距有48倍之大。
亚行建议，中国应该加强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建设。虽然中国的社会政策近年来有明显进步，包括2011年7月开始实行的《社会保险法》。但社会保障框架仍然条块分割，系统复杂，包含各个不同的制度，之间缺乏协调。其结果是，补助的范围和受保人群的覆盖均不足。
亚行也指出，以户口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并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不再符合需要。为了应对劳动力流动性提高后带来的新需要，特别是农民工的需要、城市化加速带来的挑战、人口老龄化影响等，中国需要建立一个更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中央雨地方的财政安排也需要加强。虽然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转移有所增加，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并没有相应提高。同样，财政收入和支出也需要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更好地分配。
除了收入差距，亚行在报告中特别提出，中国面临水资源管理和能源利用方面的挑战。中国需要更好地管理水资源，因为缺水和污染正在威胁中国的农业基础。中国的能源强度（每单位GDP能耗）是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
“十二五”规划中，中国的目标是将每单位工业增加值的用水量减少30%，每单位GDP能耗降低17%。
“如果亚洲的增长能更有包容性，更注重平等，那么可以多让2.4亿人脱贫。” 兹威戈里奇说，贫富差距扩大会影响亚洲增长的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