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国家大事”，这几乎是当年每个知青基本的政治素养。我也不例外，对国内外时政新闻非常关注。当时，我们虽然远在边陲，但并不封闭。很多大事要事，我们都能从广播和报纸上知道。所以大家对邮递员特别有好感，他不但带来温暖的家信和友人问候，还带来“政治食粮”报纸。
我们一般都会从报纸的字里行间，发现一些政治信息。尤其是林彪事件，就是我们在《参考消息》等报章和广播中推测出来的，当时在连队引起了很大的躁动，我自己也差点成了散布谣言的反革命。
我最早的异样感觉是来自半导体收音机。我们宿舍里只有一个上海知青有个半导体收音机，是红旗牌的，音质很好，还能收到莫斯科的华语广播（当时收听苏联台，就是收听敌台，是要受到政治处分的，所以没有知青去惹这个麻烦）。
9月29日晚上，我们在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关于国庆招待会的消息时，发现一直主持这种招待会的周恩来没有出席。接着，从10月1日国庆节那天的广播中，我们虽然听到了周恩来的名字，但是历年来在国庆节都出面的毛泽东和林彪没有公开露面。本来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反复收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的社论，但是那天竟破天荒地没有发表任何社论。
尤其是10月2日，我们收听到《人民日报》一篇署名“黎帆”的政论文章，标题是《学习鲁迅反对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文章提醒人们：“要分清营垒，拔去从背后射来的毒箭”。谁是假马克主义者？谁在背后放毒箭？一连串的疑问，在知青中蔓延开来。疑惑归疑惑，议论归议论，实际上无论是上级领导，还是连队群众，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于是我就跑到连部翻看《参考消息》，想从国外的报道中，找出点答案。那个时候，《参考消息》没有一定级别的党员干部是看不到的。但是那年年初，我已经在连队党支部会议上被批准入党，并且还临时被任命为副指导员，所以连党支部那唯一一份的《参考消息》我得以能够经常看到。而其他我们连的任何知青，当时都不可能看到这份由专人登记保管的报纸的。
记得是在国庆节上班后的某一天，我从10月1日出版的《参考消息》上，发现了一条《纽约时报》新闻社发自莫斯科的9月27日电讯，这则消息上说：“勃列日涅夫在访问巴尔干国家回来后，立即在机场同政治局的其他委员举行了紧急会议，是为了……或者是估计关于中国发生异常事件的消息”。我感到非常奇怪，几乎一整夜都在想：中国发生了什么异乎寻常的事件，令勃列日涅夫深夜一下飞机就举行会议来研究中国问题——但我百思不得其解。
这天的《参考消息》还刊登了塔斯社纽约28日的电讯，标题是《葛罗米柯谈中国问题》，葛罗米柯当时是苏联的外交部长。消息说：“他在今天的联大会议上说：‘……作为这些计谋的目击者的那一代人还没有退出生活的舞台’”。这带有威胁语气的话是什么意思？虽然艰涩而难懂，但我想可能是中国政坛高层出了某些事情，否则不会引得外国政要如此隐晦的表达，而且他是谈“中国问题”时说这样话的。
接着10月2日的《参考消息》又转载了共同社东京30日电，云9月29日下午，尼克松在白宫和葛罗米柯会谈。“单独讨论了中国问题”，“单独会谈半小时，甚至不用译员”。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如此秘密，问题如此严重，中国肯定出什么事了！”
这天的《参考消息》还刊登了英国《泰晤士报》的29日电讯，标题是《苏联删去了对中国的警告，令人迷惑不解》。文中说，在29日莫斯科时间1点24分播发的葛罗米柯在联大发言英文文本中，对中国的警告的被删除了。“可能是勃列日涅夫在最后时刻下令修改了这篇讲话。”我据此分析，中国确实发生了事情，而且一开始似乎对苏联非常有利，但后来的发展却又似乎不太有利，故才会有删改文稿的事情发生，否则便不好解释了。
不几天10月6日的《参考消息》在第3版刊登了苏丹共产党人凯尔文一个月前（9月9日）在《尼罗河镜报》上发表的文章《对付反动政变的解毒剂》，此文很长，但《参考消息》在其文前发了一个摘要。摘要文字惊人之短，只有一句话：“莫斯科的傀儡在阿联和苏丹搞政变，是苏联要使这些国家完全屈服于他”。
这是近1个月前的文章，现在在《参考消息》上全文发表，肯定有政治背景和政治含义。我当时想：“这是不是在暗示：中国也有人要搞政变，而此人是苏联的傀儡呢？”随后，我在日记中写了一篇短文，标题是《发生了什么？》。并且把我的猜测与排里的北京知青讲了，希望他们或者写信，或者打电报，问一下家里是否确实有事情发生？
尤其让我们惊讶的是10月8日收听到的广播，毛泽东会见了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但是过去这种场合都有林彪陪同，而这次没有！这太不寻常了，于是我想起了10月2日《人民日报》那篇学习鲁迅文章的作者——“黎帆”。从文革开始，几乎所有重要文章的署名，都有深奥的含义。比如“江河”，是指“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龙峻渠”指的是“黑龙江省军区”等等。难道这个“黎帆”是“林反”的谐音？是“林彪反”了？
推测到这里，我感到浑身都冒汗了，想都不敢往下想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坐着嘣嘣车（即拖斗车，因为他发出的声音是嘭嘭的，所以我们都叫之为嘣嘣车）到营部打听。营教导员说我神经过敏，训了我一顿。但是政治保卫干事（营党委委员，矮矮的个子，姓魏）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说：“你吃豹子胆了，你这是反党，你知道不知道！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已经写在党章里了。幸亏营党委还没有批准你入党，否则不是混进个反革命分子来了吗！”
我让他这么一说，真是吓怕了，后悔不该如此莽撞和幼稚——我这不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嘛！。好在就是在这天中午，邮递员带来了好几封北京来信，几乎都说道：“那个副统帅出事了！”魏干事在食堂也听说了，连饭都没吃，一溜小跑找到我说：“你赶快回连队吧！好像是有事了。”
我当时真是惊呆了，马上向连队奔去。连队离营部25华里，我只走了不到2个小时。路过一连时，我还特意把十八中的同学郭新渝叫了出来，告诉了可能发生事的消息，郭新渝当时真的惊呆了。我来不及多说，以习惯的动作与之告别，快步赶往八连。快到连部的时候，一个北京女知青（她父母都是军队领导干部，是高干子弟）走了过来，在我耳边悄悄地说了声：“常排长，我爸来信了，说林彪垮台了！”
那几天，无论是在田间，还是在食堂，无论是在知青宿舍，还是在老乡家里，大家都悄悄地议论开了。但是稍后一封北京来信，引起了我们一场后续性的、也是错误性的推断。那封信说：林彪9月13日叛逃。我和一班长朱小明（北京知青）、连队通信员华继荫（上海知青）等查看了所有的近期报纸，发现9月14日至25日的《人民日报》等大报上，都有“林彪”的词句出现。26日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团长黎清毅在宴会上致辞时，还和往常一样说：祝林彪身体健康。但我注意到，作为东道主的李先念在致辞时，一个字也没提到林彪。于是我们判断，9月13日叛逃可能有误，如果是13日已经叛逃了，那么以上的报道证明新闻单位和兄弟党领袖们或者不知道，或者就是在25号前后才叛逃的。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完全判断错了。林彪确实是13日叛逃，并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荒原之中。
我们正式知道这件事，已经是在1971年的11月1日了。那天连里召开了干部会议，由吕金龙指导员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七个文件。其中一份是由毛泽东9月18日批示“照发”的文件，这个文件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原标题：1971年9月，我们也猜测“出大事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