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中国著名政治异议人士方励之教授在美国去世。方励之撒手人寰，不仅引起舆论对这一位至死仍然无法回归祖国的民主倡导者的命运的关注，也勾起人们对1989年中国发生的划时代惨案“六四事件”的回忆与反思。
石破天惊 一石千浪
1989年1月6日，方励之以个人名义致信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呼吁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年与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的时机，在全国实行大赦，释放包括于1978年于西单民主墙提出民主化的魏京生在内的所有政治犯。方励之的这封信，既如石破天惊，振聋发聩，又如一石千浪，在北京政界和学界引发巨大冲击波。旋即，北京知识界跟进签名呼吁启动政治改革，开放言论。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知识界冲破四十年的一党专制管制体系，发出的要民主、要自由的时代强音。上承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东风，下启十年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迈向多元的强劲冲动，1989年的春天的这股潮流，向中国共产主义极权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
方励之当年的提议引起连锁反应，启动了中共建政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并最终导致中共动用军队、坦克镇压学运，写下世界现代史上最为骇人听闻的屠杀手无寸铁的示威学生的一页历史。这一事件无疑改写了中国当代史，摧毁了中国借助清算文革浩劫而推向渐进民主化的希望。六四之后，多少人仰天长啸、悲痛欲绝；多少人身陷囹圄，失去自由；多少人被迫出走，有家难归。方励之之死，是又一位继刘宾雁、王若望、王若水等之后客死异乡的中国民主志士。
向其他当代民主志士一样，方励之为他的独立意志和自由信念付出了代价。方励之去世之后，众多的评论写道，方教授在中国正在露出民主之微光之时离开人世，留下世纪遗憾。也许，方励之的去世能够唤起更多的人反思六四之后的中国，回望中国共产党建政六十年以来的历史轨迹，清理1949年之后中国众多精英与民众为求国家强盛、民族安宁而放弃个体自由、民主宪政，将国家前途与个人安危寄托于强势救世主的得与失。
以科学为底座冲破思想禁锢
方励之并非外在于历史潮流，直到1957年反右运动，他对当时政治体制也持赞同态度。他于1991年出版的英文回忆录的书名即为《从赞同者到异议者》。但是，作为一个有建树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受惠于青年时期形成的独立意志和探索真理的追求。他是从科学求真的路径走上反对马列教条的自由思想家。八十年代的中国思想解冻，自由复苏，方励之之所以能够引领时代潮流，是由于他站在坚实的科学底座之上，坚持真理、自由探索。他对科学的探索引导他走上了反抗权威，反抗专制，争取自由、呼喊人权的道路。
极权社会的封闭，专制制度的严密，使得文革后的中国社会人文凋敝，思想资源极端匮乏。时势造化，科学家方励之反而有着更为厚实的资源成为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先锋。方励之以科学的肩膀，担起了冲破思想禁锢的重担。其时的方励之，当仁不让，奔走呼号，鼓吹民主、宣扬人权。他是八九民运的旗帜，也是当代中国冲破极权的盗火者。
公共知识分子而非政治领袖
从追求真理到捍卫自由，他是经典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并非政治领袖。六四血案，方励之既无心理准备，也无政治雄心以其一人之力扭转中国政局。他因此不仅不容于中国政权，也不被部分学运人士所理解。直到去世，方励之不仅为专制所不容，也仍然有人怨恨他当时甚至后来均不能挑起民运领导者的重担。
这是方励之的悲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难道中国社会留给知识分子的选择只有两种？要么卑躬屈膝，成为帮凶、喉舌、奴才；要么振臂一呼，挺身反抗，摇身一变成为民主领袖？知识人能否既独立于朝廷又独立于江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