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2年在逃难的路上去当兵的。1939年夏天，潮汕沦陷，我们一家外出逃难，做小贩谋生。那时，国民党规定适龄男子要服兵役，但到地方征兵的人乱拉壮丁，还克扣军粮。1942年，我见国民党宪兵学校招生的人军容整洁，斯文有礼，才敢报名，之后就被录取了。
我在国民政府宪兵学校贵州分校就读，毕业后就分到贵阳宪兵团。1945年日本投降，宪兵团奉令开赴南京，我们途经长沙望见满城废墟，死尸成排。投降的日本兵却讨好卖乖地说“中国兵、日本兵都是好朋友”，这让我们愤怒不已。
在南京，我们奉命收管老虎桥监狱的日本要犯。我监押过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但令我毕生难忘的，是亲手押解指挥日军攻入南京发动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赴刑场。
谷寿夫1882年12月23日出生于日本冈山县，是南京大屠杀主凶之一。1937年12月13日，谷寿夫指挥下的日军第六师团率先攻入当时的南京，伙同第16师团、18师团、114师团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
1946年8月，谷寿夫被武装押到南京。1946年10月19日，军事法院对谷寿夫进行侦询，谷寿夫仍否认在南京进行大屠杀。1947年2月6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开始对谷寿夫进行公开审判。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时，法庭内外旁听者大多失声痛哭，公诉人亦已泪流满面。法庭还当庭放映了南京大屠杀时，日军自己拍摄的新街口屠杀现场的纪录片，以及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实地拍摄的记录有谷寿夫部队暴行的影片，并出示了被谷寿夫师团杀害的中国民众的遗骨。面对铁一般的事实，谷寿夫只得认罪。
押赴刑场那天，是1947年4月26日，行刑前宣判现场人山人海。法官对谷寿夫说：谷寿夫你躲得了吗？杀你124个，也抵偿不了我30万同胞万分之一。你有什么交代，要不要给亲人写信？今天对你宣布死刑！
谷寿夫写了信。宪兵队洪班长、我和另一名宪兵，乘军车将谷寿夫押到雨花台刑场。谷寿夫全身瘫软，我扶住他右臂，另一名宪兵扶左臂，洪班长手执驳壳枪朝谷寿夫脑后射击，一枪毙命，同时打掉他两颗门牙。
谷寿夫行刑的第二年，军队高层要求宪兵队去打淮海战役，我不愿去，便转到常州当警长。
1949年2月，我携妻回到惠州，又被当地驻军招去当文书。这一年共军南下广州，国民党部队连夜撤逃。部队带着家属从东莞樟木头到深圳，又到了江门，最后准备上战舰撤往海南岛。
这时有人对我说：“你只是文职人员，妻子又有孕在身，不如回到父母身边做老百姓。”我听从了劝告，脱掉军服抛入江中，同妻子经澳门、香港返回惠州，靠摆摊卖生药、香烟维生。
返回惠州后，我们过了一段安定平稳的生活。然而，到了1958年1月，一个夜晚，我被一群冲进我家来的人带走。之后，我被划为“历史反革命”，遭到长期羁押。在“文革”中，我被拉出来游街，批斗，我的家里人也因我受到牵连。
这些年，我一直在悄悄写回忆录。然而，直到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报纸上看到自己押解谷寿夫的照片，我才确信那段经历不会再被批判，才敢讲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