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究竟是什么，让温州的中小企业主，河北的千万富豪，甚至是蠢蠢欲动的中产阶级，都在不遗余力地更换自己的护照？
陈帆不是我想像中的千万富豪。他40岁，个子不高，纤瘦，普通的黑色风衣，窝在沙发里，像是个跑业务的推销员。他在河北农村长大，在附近的小城读书。多年来，他很少想过自己会离开那个小城，更别说出国。
中专毕业后，陈帆曾在国营药厂工作一年。起初他跟着一个老板做副手，承包了当地最大的药房。到了1999年，他自己当了老板，也承包了一个药房。生意出奇地好做，药品的毛利可以达到百分之五六十。陈帆很快就赚了两三百万。几年后，陈帆把公司交给老婆管理。在河北，他呆着越来越觉得闷，于是他开始跑到北京散心。
2003年，他到北京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呆了几个月，认识了一些朋友。朋友都觉得北京房价会涨。顺理成章似的，他也在北京买了两套房。一套在市中心的宣武门，另一套是市郊的别墅。他买的时候都是每平米几千元—就像大家都知道的，现在来看，光是北京这两套房，已让陈帆变成了一个千万富翁。
在北京，陈帆的梦想是有个北京户口。他的儿子还在河北，小学四年级，班上只能排三十几名。那些有门路的人早都把孩子送到了石家庄、衡水一中，或者北京的贵族学校。陈帆想让儿子成为北京人，听说那样比较容易考上大学。但他的朋友们都说：“北京户口太难，不如办投资移民，搞个洋户口。”
通过朋友的朋友，陈帆和一家移民中介的老板吃了顿饭。那是他第一次对移民有了认识。随后他频繁地联系了几家移民中介。在考虑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之后，他觉得加拿大是个不错的选择。条件只有三条：“拥有大约80万加币资产；愿意贷款约40万加币给移民基金（5年后返还），或者一次性支付12万加币（不返还）；有三年商业管理经验。”这几条陈帆都没问题。
他仔细算了一笔账。如果移民，他一共要支付大约80多万人民币。但在加拿大，儿子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教育全部免费，甚至还会发一笔教育基金。他们夫妇俩如果在加拿大有工作，退休以后还有退休金（如果没工作，65岁以后也会领取政府发放的养老金）。他们全家还能享受全民免费医疗。这是一笔简单的生意账。没什么好犹豫的，陈帆决定全家移民。
近一百年来，中国的各个地方，各个阶层都有人在慢慢离开中国。但是，移民问题从来不像今天这样惹人注目。
最早离家前往海外的人，是那些沿海贫困地区的农民。到了民国时代，有钱人和知识分子，也成为这些移民中的一部分。时代似乎并没给他们太多的选择。而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的这段时间，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移民沉默期。
新中国的第一轮移民潮开始于八十年代。人们刚走出封闭的时代，渴望去外面的世界。无论是留学，还是依靠海外关系，或者各种外事机会，中国人总是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机会出国。这种潮流在九十年代初达到顶峰。对时代的失望，以及对个人梦想的追求，似乎让大多数人宁愿出走他乡。在这些移民故事中，学生、生意人和知识分子是主角。但这些故事也同时表达了另一层意思：他们的离开也许是暂时的，因为他们都说自己还爱着这个国家。
十年前，我曾在北京的中关村参加过一次新东方的出国语言培训。上千人拥挤在一个大教室，抱着红宝书，听俞敏洪、徐小平讲课。我知道身边这些人心心念念的就是直奔美利坚。但我从未问过他们是否有一天要回到中国。到了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表了一份调研报告，声称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仅是从内地移民海外的人数，已高达3500万，甚至超过整个台湾的人口。自1978年来，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但只有四分之一回来。那相当于30所北大、清华的大学生一去不返。
但仅仅四年后，人们关注的焦点就不再是学生。去年4月，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联合发布了《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他们声称，接受调研的高净值人群中，将近60%的人已完成投资移民，尤其是那些资产超过一亿人民币的私人企业主。这个数字还在变化。到了11月，另一份类似的报告指出，在整个中国，大约14%的千万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正在申请移民，还有一半富豪正在考虑中。
隐藏在这些数据背后的富豪们，很少出现在公众眼中。他们大多数时候只是个数字。我曾见过许多移民中介，还有几个移民律师，但我很少能有机会见到千万富豪。对我来说，能见到陈帆，真是个意外。
一个冬天的傍晚，我和陈帆约在北京复兴门的一家广式茶餐厅。地方是他定的，离地铁站不远。他每次来北京出差、会朋友，吃个简餐经常会挑那儿。
那顿饭开始的气氛有点不自然。陈帆一见我，就表达了对媒体报导富人海外移民的不满。“你看，前几年就没人提这事儿。”他说，“自从温州人套了国家贷款跑到国外，大家就很关注了。”好像确实如此，普通人印象里，富人移民总有点“挟款外逃”的意思。
陈帆抱怨说：“大家总认为我们把钱都汇到国外去了。邓小平的思想是先富起一拨人，然后富起来的都跑了，跑到国外享受好的食品、好的环境，孩子受良好的教育，把别人甩边上了。他们这么一写，更激起民愤了。”
陈帆的情绪不难揣测，有点不安，既怕被误解为“资产来路有问题”，又带着点占到便宜的窃喜。但很快，这种窃喜又被各种抱怨淹没。陈帆的确是把钱汇到国外了。去年移民没两个月，陈帆就打算在那儿买房子。别墅，大约需要880万人民币。按照国家规定，一次跨国汇款不能超过五万加币。“真是活折腾人啊”，陈帆在几个银行折腾了十几次，小城几个银行的人都认识他了。后来他又找北京的朋友帮忙，北京管得松点。陈帆特意为此又来了几次北京。前后折腾三四个月，才把买房子的钱汇到了加拿大，搞出点愚公移山的架势。
陈帆一开始根本没把移民太当回事儿，一直无可无不可的。钱花得不算多，权且试试，直到签证下来，没几个月就要去温哥华登陆时，他才开始准备。70多岁的父母偷偷抹眼泪，“觉得儿子不要自己了”。老婆也没心思再管药店，每天蹲在北美华人论坛和几个移民网站上，找人帮着在国外租房子，瞭解当地生活。他也不知道加拿大什么样。他就没学过多少英语，生意上也用不着。以前虽然出国玩过，但都有导游，也就是新马泰、欧洲的短程游，走马观花望望风景，至于在国外生活会怎么样，他心里也没谱。
移民的第一次登陆，别人都会尽量多带行李，因为只有那一次是免税的，会尽量把金银细软都带过去。陈帆一家人就带了些衣服，即便在那时，他还心存疑虑，怕孩子老婆不适应，就可以随时撤回来。虽然加拿大、美国仍然具有很大吸引力，但现在毕竟不是二十几年前，只要能留在北美，刷盘子、黑在那儿都无所谓。可现在讲灯红酒绿、舒适的生活，北京一点不比北美的大城市差。
陈帆性格里，天生就有种平和下的灵活。小城呆够了，就去北京转转，看好北京的楼市，不管是不是要在北京常住，先买两套房子，不喜欢北京，就再回小城去。温哥华也是如此，“先去呆呆看”。温哥华对他来说，就是另外一个北京。区别只是，一个坐汽车能到，另外一个得坐飞机。我问陈帆，“会就此在温哥华生活么？”他说，“还不好说”。“那为什么要费那么大劲儿买房？”陈帆眯着眼睛，呵呵笑，“自己要不住，就当投资呗”。我们吃饭的时候，陈帆目光总在餐厅的各个角落里游荡。点菜的时候就拿着菜单翻看了很久。我以为是他犹豫，或者心不在焉。聊着聊着，他忽然说，想在温哥华开家餐馆。我很吃惊，一个移民了、买了房、又要在那儿做生意的人，居然还说，他没打算在那里长期生活。“有钱赚啊”，去了几个月，陈帆发现温哥华基本都是粤菜馆子，但生活在那儿的北方人占绝大多数。“开个北方餐馆，中档的，赚华人的钱会很容易的！”
陈帆的所有选择似乎都基于商人的理性和大胆。我们正一起大嚼着烧鹅，想像着他们一家在加拿大的理想生活，他忽然说了一句：“我想让儿子去美国读高中！”“你不刚移民加拿大一年么？怎么又想去美国？”“美国教育更好啊，如果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去美国签证可以签10年。签一次，够我儿子读完中学，接着读大学。”
陈帆自己多数时间待在国内，生意还在小城。新移民到加拿大，规定前五年内必须居留两年，陈帆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前三年，每年呆几个月，看看老婆孩子，最后一年，实在不行，再长呆一段。”但他的理想，当然不是“挟款逃到”加拿大，而是五年后拿到加拿大永久居留权。“哪儿有钱赚，就在哪儿”。
西方世界充满诱惑。多年来，对于备受贫穷之苦的中国人来说，那里代表了富硕之地。前赴后继地去往西方，只是为了获得“一部车、一栋大房子，一群孩子，一只狗”——一个简单的“美国梦”。但在中国最新一轮的移民浪潮中，富裕本身早已不是问题。选择移民的恰恰是那些资产千万以上的人。那诱惑他们的到底又是什么？
“最常见的理由，是子女教育问题。”Jennifer说。她是一家移民中介的文案，已在这个行业干了十几年。她亲手帮助几百个千万富翁办了移民。陈帆也是她的客户之一。她说中国的教育资源有限，尤其是和美国加拿大相比，教育方法和水平都很落后，费用也非常惊人。“你能想像么？”她说，“在北京一所国际幼儿园一年的学费，相当于哈佛大学一年的学费。”
但即便你不太在乎这个问题，也有另外一种理由，让生意人考虑移民。“有一种人，”张军说，“他们的生意就是国际化的，常年在中美之间往返，或者频繁出入其他国家。他们最头痛的就是签证问题。”张军是一个移民律师，住在美国洛杉矶。他在这行也已做了二十多年。他接触的客户，大多都是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主。他们认为，中国护照在办理出国签证时常常是个麻烦。有时候，仅是等待签证就要半个月。
张军还告诉我一个浙江商人的故事。那人是全世界最大的旅行帐篷生产者，没读过多少书，但极聪明。他的生意长期和美国合作，每年出口额高达十几亿。但他一直对只能作OEM贴牌生产耿耿于怀。考虑到子女教育问题，他给儿子办了投资移民，送去美国大学读书。儿子读书时又认识了一个美国人，是个大集团里的买手。很快，这个浙江商人就给美国买手牵上线，给了他很高比例的股份，打算把研发中心搬到美国—搬到那些买家最集中、反馈市场需求最快的地方。
“这故事代表着许多中小企业主在美国的状态。”张军说，“要发展自己的商业帝国，国际化是个必然的过程。”让子女先接受国际化教育，然后这些子女的视野和人际网络，又进一步加速了商业上的开拓。也许在这类故事中，移民只是其中一个微妙的环节，但谁也不会否认，它是不可或缺的。
躲避计划生育，也是大量新移民产生的因素之一。成千上万的中国孕妇正在前往香港和美国生孩子。那些希望能多生几个孩子的人，如果生在国内，就要面对二十万左右的罚款和孩子的户籍问题。但在国外生产，费用减半，孩子拥有他国国籍，教育问题也顺带解决。
某种程度上说，选择移民的人都在给自己和子女买一份“保险”。美、加、澳的国籍和绿卡，提供的是良好教育、优质医疗、资产的安全、食品的安全、更健康的生活环境……而这些正是中国社会的问题所在。重要的是，这些问题似乎也无法通过金钱来解决。这个国家尽管通过经济的高增长率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债主，却没能像西方国家一样，给自己的公民提供高质的社会福利和保障。
他们都感到一种巨大的不安全感。房子的产权只有几十年，不可预知的政策变化，不健全的法律，忽然就建在城市边上的化工厂，忽然就被征收的土地。财富早已不再是安全感的来源，越有钱的人，不安全感反而越强烈，“资产的不安全感”恰恰是富人们最担心的—种种社会问题已经演化成社会心理问题。它正在产生巨大的离心力，让还有力量挣扎的人，想迅速逃离。
在温哥华，陈帆一家人正在慢慢适应新生活。那里气候温和、湿润，不像他老家河北，那么干燥，漫天风沙。陈帆新买的房子在大温哥华区域的列志文市。那是个人口只有19万多的小城，但其中10万是华人。有华文报纸，也能看到湖南卫视等30多个华文电视台，不会说英语也能生存。市长是个华裔，当然不存在排华问题。生活上也很便利，有华人超市，想喝王老吉也买得到。陈帆上次回国前，还和新认识的朋友吃了顿小肥羊。有时，他们有种时空错乱感。这到底是加拿大，还是中国？
陈帆最初最担心的是儿子。他从小被奶奶拉扯大。直到飞温哥华的前一个晚上，还是奶奶搂着睡的。儿子上学，起初英语不好，几乎完全听不懂，过了两个月，就能听懂40％，在学校也交了几个朋友，上课不再有压力，放学还去学滑冰、游泳。每天发点糖，发点巧克力，孩子似乎过得很开心。只回国呆了几天，他就吵着要回温哥华。妻子每天都要去上加拿大政府为新移民提供的免费英文课，过得也挺充实。只有陈帆平时在中国和加拿大来回跑，作空中飞人。他的生意还是在小城。药房找了个总经理帮他照看。他又和几个朋友包了个铁矿，半年也赚了十几万，也还会谈谈别的生意，毕竟熟人圈子、根脉还都在国内。其实，他周围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已经移民。
陈帆的这种生活，是很多新移民的状态。Jennifer说，接触的好几百个移民案例中，移民后彻底离开、举家迁往国外的例子基本没有。那些移民海外的富人们，其实根本谈不上离开。90％的人实现的只是身份的转换。一部分人像陈帆一样，妻子陪孩子在国外读书，男人们只是在前五年里，每年飞到国外，呆几个月，看看妻儿，权当度假。陈帆在老家和北京还都有房产。在列志文，卖给陈帆房子的那个朋友老刘，在国内甚至还有工厂（老刘在国内、加拿大、美国都有房产）。从身份上看，他们都移民了，但又很难说他们已经离开中国。
甚至还出现了相反的潮流。投资银行家王冉去年发了一条微博，他去纽约出差，想找个朋友陪着喝咖啡都难。他那些原来在纽约作投资银行的朋友都陆续地回了国。前所未有的浪潮出现了，大量仍在中国街头匆匆走过的人都可能是“移民”。
陈帆去温哥华探望妻儿时，呆着无聊会给房产中介打电话，四处看房。他确信，温哥华的房价还会上涨，只要有更多的中国移民到来，他们就都要买房子。十年前，温哥华的房产经纪只有两千人，现在已经多到一万人，其中80％都是华人。在陈帆居住的温哥华小区，只有两个白人，其他都是华人。
陈帆最近一次从温哥华飞回中国，邻座是个小女生，就在加拿大做地产经纪。他问她是回国探亲吗，她说是跑业务。她得分别飞到三亚、成都和上海去见客户。陈帆有点惊诧：“回国推销温哥华的房子？”
“对。”她说，“老板们都在国内。”
2011年冬天一个寒冷的下午，北京亚洲大酒店举行了一场北美移民推介会。几十个40岁以上的中年人，吃着茶点，看着投影仪上北美壮阔的风景，听中介介绍移民的诸多好处。他们大都是夫妻结伴而来。坐在我身边的中年男人，面前摆了两个手机。听会的时候，五分钟就会接一个电话，另一只手就用iphone查着邮件。
推介会的高潮，是介绍移民政策的最新变化。中介公司的加拿大合夥人上台演讲，他说起自己在香港的见闻，然后提到了他有个移民官朋友，那意味着他是最瞭解政策变化的人。“竞争更激烈，申请的人会更多，但—”他停了一下，“申请速度会加快的！”
会议结束后，一个移民顾问看见了我。我告诉他，我对这个美国项目并不感兴趣。
“您有没有考虑过移民欧洲呢？”她笑着说。
“欧洲？”
“斯洛伐克。”她说，“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