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军受聘北京邮电大学兼职教授（图：北京邮电大学官方网站/看中国配图）
王立军事件的全貌虽然还在调查中，但涉嫌违纪违法已经是板上钉钉无可置疑了。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外记者会上谈到该事件时称：“重庆市委、市政府必须反思”。然而，就王立军事件以及透过该事件“必须反思”的，又岂止是重庆市委、市政府？
那个给“打黑英雄”锦上添花，献上“兼职教授”和“兼职博士生导师”桂冠的西南政法大学不该反思吗？头顶“98.5”和“21.1”光环，步西南政法大学后尘，给“打黑英雄”献上兼职教授和兼职博士生导师“大礼包”的浙江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第三军医大学、重庆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校不该反思吗？
像这种攀附政治明星，以及众多攀附娱乐明星、社会名流的，把“教授”、“博士”乃至“博士生导师”头衔作为“礼品”随意相赠的俗恶举止，除了上述大学频频向王立军之流抛出“绣球”外，像北大，人大，复旦等名校也不能幸免而积极厕身其间，致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形象在国际上蒙羞。作为这些大学（绝大部分为教育部部属大学）的直接管理者——中国教育部的部长不该进行反思吗？
在王立军如日中天，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时，他头上有多少顶桂冠搞不清楚，但那顶西南政法大学加冕的“名誉教授”却是记忆犹新的。王立军副市长的职务被免去了，但“名誉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桂冠，现在还没有听说有什么说道。桂冠肯定是要摘下来的（违纪违法之人，如何能享此殊荣？），但戴上去的时候热烈、隆重，尽人皆知，摘下来也不能偷偷摸摸，总得给公众一个说法，一个交代，总得“反思”一下。
名誉教授虽然不是实职，但绝不可以胡乱地授受，更不能把它作为为了学校私利而进行公关的一块敲门砖。然而在当时中国的“红都”重庆，在“打黑唱红”如火如荼的时刻，西南政法大学领导不失时机地向“打黑英雄”王立军授予名誉教授和兼职博士生导师的称号，除了出于学校公关的需要，也是为了对重庆市委领导“献忠心”，表明政治上紧跟的目的。
一个公安局长，大体上相当于古代的“都头”。《水浒》中阳谷县的武松武都头，就相当于县公安局长。不管县或市，乃至直辖市，公安局长与教授总是两码事，前者是保一方平安；后者是教书育人，研究学术。退一步说，即使政法大学与公安工作有关，出于教学和科研需要要聘公安局长为名誉教授，那也得要受聘的局长拿出一点稍有学术含金量的东西来。而王立军从来没有报道过他从事公安工作二十余载，在学术上（如刑事侦破技术、治安理论等）有何建树。再退一步说，即使要给王立军送“名誉教授”的桂冠，那也得让警官学院、公安大学先送，这比较合乎情理些，你政法大学去抢“头功”，实在有点急不可耐，让人小瞧了。
美国哈佛大学三百五十周年校庆时，贵为一国之尊的里根总统想弄一顶比名誉教授层次低得多的名誉博士的帽子戴戴，结果吃了哈佛一个闭门羹，搞得总统大人很没面子。
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公认的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学，首先是它至高无上的学术尊严；其次才是曾经出过36位（排行世界第二)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其它对人类进步的贡献。没有学术尊严，一个诺奖也别想得到，就像中国现在的大学那样。
重庆市委、市政府“必须反思”；西南政法大学等一大串给王立军送“大礼包”的“98.5”、“21.1”也应该反思。但是那些给“张立军”、“李立军”等各式“立军”送过“大礼包”的大学校长就不该反思吗？，别以为那些“立军”们现在没有东窗事发，依然炙手可热，就可以瞒天过海，故作镇静。其实，一所大学，无论你过去多么辉煌灿烂，但只要你出卖了学术尊严，是逃不过公众法眼的。像这样的大学在当今中国不胜枚举，因此要中国的教育部长也“必须反思”，绝不会构成“冤假错案”
重庆搞的“唱读讲传”、“唱红打黑”，不妨暂不争论，但至少很多明显的极其幼稚和劳民伤财的举措是应该进行深刻反思的。
例如动用大量人力、财力，搞什么“重上井冈山”，“重走朱毛挑梁小道”，让干部戴上八角帽，穿上当年红军服，搞得不伦不类，滑稽可笑，其实是住宾馆，享休闲。还有那花费巨资，动辄动员数以千计干部群众的“唱红”，从演出服装、道具、布景、场地费、排练和演出补助、交通费、演出指导费……，到千里迢迢还跑道首都去显摆，耗费了纳税人多少血汗！浪费了多少人宝贵的精力和时间（实质上是生命的无谓消耗）！
这里说的“反思”，不是指重庆市委、市政府的“必须反思”，而是指重庆主要领导颐指气使、一意孤行，公然声称“不怕左”的“红彤彤”年代，那些受蒙蔽的民众、“从不投反对票”和弃权票的重庆“申纪兰”和“倪萍”们、那些弘扬“主旋律”的中央媒体驻重庆的机构和老记们。
重庆被免职前的主要领导用给市民一些经济上的小恩惠，来掩盖种种政治上的“左倾”幼稚病。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在偌大一个重庆市竟然听不到一点点不同的声音。几千万重庆市民成了“顺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成了驯服工具和“螺丝钉”，为把中国人大说成“橡皮图章”，政协是“花瓶”的“别有用心”的人，却好提供了一个绝妙的例证。直属中央的新闻媒体驻重庆分站与重庆市委、市政府成了“哥俩好”，舆论监督形同虚设。不少中央高官和红二代到重庆看了和听了以后，也是一片赞美声，甚至把重庆看做中国“未来的希望”。
重庆市委、市政府固然“必须反思”，但重庆那些怀有“朴素的阶级感情”的市民；重庆的“申纪兰”和“倪萍"；连篇累牍、喋喋不休为重庆原领导的独断独行、恣意妄为推波助澜的老记、“老编”；为重庆原领导敲边鼓的红二代、对重庆原领导的政绩认可的高官，是否也应该反思一下呢？
哪怕是平头百姓，像那位重庆媒体曾大肆宣扬过的“大义灭亲”的69岁老人易如国，“进京演出前母亲不幸去世，老人硬是忍住悲伤，坚持到了最后”，铁心进京“唱红”，老妈死了也不回家奔丧，连临死前见其最后一面也置于不顾，是不是也要好好地反思反思？你对得起含辛茹苦生你养你的老妈吗？
进京演出前母亲不幸去世，易如国老人硬是忍住悲伤，坚持到了最后。（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一方面在鼓吹孔子、儒家学说和孝道；一方面又为“唱红”、“唱读讲传”推波助澜。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可是对易如国“大义灭亲”，“顾全大局”“催人泪下”的事迹，却被主流媒体讴歌成“英雄壮举”，无异抽自己的耳光。
那位重庆赴京“唱红”团的团长大人，你不觉得易如国先生的“革命性”高得是否有点过分了吗？你对你的亲妈也是像易如国那样铁石心肠吗？
说了这么多“反思”，其实最最应该反思的是应该深究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在山城表面上轰轰烈烈，莺歌燕舞，而实际上万马齐喑，只能有一个声音？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但也是一个并不难回答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症结就出在政治体制上。由于“稳定压倒一切”，“一切”当然就包括所有的东西，例如包括民主与法治，包括公民的知情权、话语权、表达权、监督权。选举权也由申纪兰大娘、倪萍阿姨等一干忠于党国的“螺丝钉”们代表了。官员们没有任何监督，就不可能不无法无天，为所欲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如果重庆不是出了王立军事件，估计依然是红彤彤的“解放区的天”。出了这么一件大事，令国人吃惊，也令中央万万们没有想到。其实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在没有发生王立军事件的地方，表面上“稳定祥和”，但同样由于一把手没有任何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民众处于被代表、被恩赐的地位，以致没有几个地方官民不对立的，民怨不深重的。
重庆市委、市政府固然“必须反思”，而对形成重庆今天“必须反思”局面的有关人和事以及源头，是不是也应该和更应该反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