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10日在浙江代表团会议上公开批评中国“官满为患”等诸多现状，建议人大加强“管钱”“管人”职能，限制或分解国务院的部分权能。他指出，中国的公务员数量从四年前的600万人增加到1000万人，“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
刘锡荣的建议之一是将审计署从国务院转交给人大直接负责，“自己人审自己人是审不出名堂的”，并对贪污、挪用资金之人追究刑事责任。他还强力支持国务院及政府系统放权，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刘锡荣认为目前“四不分”是中国诸多问题的根本来源。
不过，既然“自己人审自己人是审不出名堂的”，那么为何不把中纪委监察部也划归人大直管，或者干脆让民主党派来“审”共产党的干部，把审计署、反贪局、监察部、中纪委一并交给政协直管，刘锡荣代表似乎没想过。
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2005年3月在两会期间曾说中国的官民比达到26比1，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改革开放初期为67比1。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2010年12月撰文指出，中国党政公务以及行政事业2009年的开支占当年全部政府实际支出的一半以上。他同时列出其他国家在2000年的同项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分别为：德国2.7%，日本为2.8%，英国4.2%，韩国5.1%，印度6.3%，加拿大7.1%，俄罗斯7.5%，美国9.9%。胡星斗认为，公权力的不受监督与约束、利益集团的自肥以及日益严峻的官民矛盾都造成了中国政府的高行政成本。
有网友发微博支持刘锡荣提案，称“这才像个为民办事的提案。我们老百姓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代表。”原中央电视台体育评论主持人黄健翔发微博调侃回应：“官再多一些，让人民都变成官或官属，大家都跟官沾边儿，就和谐了。”同时也有网友发问：“刘锡荣的话有用吗？”“为什么说话的都是‘原’？”
与中国经济网、中国日报网、正义网、法制网以及齐鲁晚报、都市快报等各种传媒相比，大河网最为全面地介绍了刘锡荣10日下午在人大浙江代表团会议上的发言。下面内容即以大河网为主，其它传媒为辅，综合而成。
【人大要“管‘钱’”】
关于“管‘钱’”，刘锡荣说的是“预算法”。他发言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原主任高强就坐在他旁边。高强曾主持了“预算法”修订前期的主要工作。
刘锡荣说，大家唿吁“预算法”已经很多年，这次已经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一审。
刘锡荣表示，他认为这部法律要体现“四性原则”。首先，要有完整性，财政收入要全部纳入预算。其次，是要有真实性，国家的预算要和全国各地的、中央各部的预算相吻合，真实是预算的生命。再者就是科学性。“科学发展观，首先要科学地分配，搞建设要多少钱，吃饭要多少钱，大家都清楚怎么分的，公平分配，科学分配。”最后是严肃性，主要防止年底突击花钱等乱象。
A.3.1万亿土地出让金是预算外收入
刘锡荣说，现在的财政收入并没有全部纳入预算，去年全国3万多亿土地出让收入就是预算外收入，国有资产经营性收入等也没有纳入。
“还有社会保障收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是养命钱、活命钱，这几万亿元钞票如果监督不好、搞没了，人大也是有责任的。”
刘锡荣说，在财政管理方面，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完整性不够；二是真实性不够，中央统计的数据和地方统计的数据出入很大；三是科学性不够，拍脑袋的决策很多，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一年10万亿收入，怎么分配，不科学不透明。四是随意性很大，财政纪律不严肃，转移支付占了中央财政支出的很大比例。
B.钱随意花致各地“跑部钱进”
由于很多财政资金未受到人大监督，造成财政资金分配使用“不科学”，“会叫的孩子多吃奶”，全国各地各部门设驻京办“跑部前进”，造成腐败。
“那个专项转移支付，你不跑，国家就不给，搞得处长以上级别的人都在跑这个。要钱的时候，财政部附近宾馆都住不下，客房价格都特别高。”刘锡荣说，“什么时候在北京的这些驻京办没了，就说明人大把‘钱’管好了。”
“我建议，国民收入‘分配法’早就该出台了。我们的‘蛋糕’不小了，几十万亿元。这个蛋糕怎么分，人大要管起来，要让全国人民看得清楚。”
C.政府花钱“先斩后奏”民脂民膏全花光
刘锡荣还提到，“财政资金就像是一块豆腐，政府说用就用了，先斩后奏，到时候人大也只好认账”。
他还批评“年底突击花钱”现象，“财政纪律不严肃，民脂民膏都花光了。”
D.为让人大管好钱，刘锡荣说，他有两条建议已考虑很久，并且多次提过。
一是把审计署从国务院划出来，给人大直管。他认为，审计署和财政部都在国务院，很多时候就是自己审自己。而自己人审自己人是审不出名堂的。“地方也有这种情况，一审计，市长说算了，一句话就完了。”刘锡荣说，审计署应该对人大直接负责，并且对大的违法违纪问题要提出处理意见。
“审计署还要跟中纪委合署办公。”刘锡荣说，党管干部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制度，很多人什么都不怕，就怕党委和纪委。他以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为例，说明合署办公效率比原来高得多。
刘锡荣还说，世界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一些地方预算外资金管理非常混乱,账外账现象非常严重,拿公家的钱就象从左口袋拿到右口袋那样方便。江西一县政府部门科员,居然拿了公家5千多万元钱跑到了国外。
“老鼠仓”给反腐败工作带来很大压力,应该出台《反集体腐败法》遏制这一现象。
“再搞小金库、老鼠仓，要追究刑事责任”。不采取严厉措施，贪污、挪用财政资金还是像“左手拿到右手”这样方便，纪委人再多也查不过来。
【人大要管“人”】
刘锡荣指出，管“人”也得靠立法，中国应该出台《编制法》。
他说新中国成立至今，都还没有制定过“编制法”。因为没有《编制法》，目前“二乱二超”现象非常严重，二乱即乱设机构，乱定级别；二超就是领导人数超编，公务员队伍超编。
刘锡荣指出，这带来了4个问题：
一是缺少了《编制法》，给买官卖官带了无限空间。二是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刘锡荣说，因为没有“编制法”，有些地方就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给“买官”、“卖官”留下了无限的空间。
“要是只有一个岗位，那还买什么呢？有的地方秘书长就有十几个，这怎么可以啊，官满为患啊！”他说，“过去一个县委，百把人以上就是大县委。现在我到乡镇去看，一个乡镇有三四百名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
“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刘锡荣说，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如果600万大学毕业生都去考公务员，这是历史的倒退。”
他结合在中央纪委的工作经历说，官多了不好管，供养成本、教育成本、监管成本和违法违纪查处成本都很高。
三是给反腐倡廉工作带来巨大压力。这位中纪委原副书记首先说，“我们确实感到我们的反腐倡廉没做好，没话说。”他随即表示，这是因为监督力量也是有限的，要监督的官员一旦多了就很难办，“监督10万人和监督1000人是不一样的”。
他说，对于中国每年要处理10万多名干部，其中省级以上干部10多人，有些外国人不理解，觉得人数太多，“我跟他们说，因为中国的官员人数多，大象身上洗下来的泥巴总比小猪身上洗下来的泥巴多。外国人也就理解了。”
四是给今后的精兵简政带来了困难。刘锡荣说，中国的干部只进不出，没有流动体制，“你看国外，一发生经济困难，第一件事情就是减少官员。我们减过谁啊？谁敢减啊？都是上下级关系，面子拉不开啊！”
【政府要改革 国务院要放权】
刘锡荣说，十七届四中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反腐倡廉要制度创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要与政府作为国有资产出资者的职能分开）、政事（事业单位）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当前改革最重要的是做到‘四分开’，即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和中介机构分开。”
他认为，“四不分”造成行业垄断、地方保护，市场机制对生产要素起不到基础性配置作用，相反，权力和利益配置力度大。“四不分”把一个13亿人口的世界最大市场条块分割。“有些行业长期收入比其他行业高5倍、高10倍，这在健康的市场经济中是不可想象的”，曾在温州担任主要领导的刘锡荣说，“有些温州企业家说，到国内有些地方投资，比到国外投资还麻烦。一定要打破篱笆，填平鸿沟”。
“如果一个国家把企业分成等级，必然也会把人分成等级，这样就为以后阶层的冲突、矛盾的激化埋下了伏笔。”
刘锡荣说，“四不分”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垄断、权钱交易、分配不公等问题也就能得到有效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