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肇星以“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为由，说中国不适合搞直接选举。（看中国配图）
李肇星以“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为由，说中国不适合搞直接选举。这种“中国特色”式的诡辩，就是拿所谓的“国情论”来排拒民主。正如有人指出的“国情是个筐，需要什么就把什么往里装”。凡权势者喜欢的就符合“中国国情”；不喜欢的就不符合“国情”了。例如他们一方面说“西方那—套”不符合中国国情，但同样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那一套”就不但符合中国“国情”，还要作为“指导思想”。
中国有句话叫“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用以形容那些庸俗、浅薄，撒谎、无赖令人望而生厌的无聊之徒。把这句话用来形容曾任中共外交部长，近年来又在担任北京“两会”发言人的李肇星真可谓恰到好处。李肇星嘴脸丑陋是有目共睹的。不过这倒还不是他的错。正如语云：—个人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这话反过来说，就是李肇星不是因为丑陋而可憎，而是因为可憎而丑陋。
说起李肇星的可憎、可恶，在他担任外交部长时就已经臭名远扬，一时被海外媒体“誉”为“红卫兵外长”、“流氓外交官”。此人向来给人的印象就是既粗暴无理，又厚颜无耻，既僵化顽固，又爱强词夺理，既言语粗鄙，又爱卖弄自己，直到睁着眼睛说瞎话，当面撒谎脸不红。与希特勒的忠实走狗戈培尔堪称伯仲，和萨达姆的发言人萨哈夫不啻孪生。
李肇星“狗嘴象牙”式的“名言”实在不少，无法一一。试举之如“中国的人权比美国好五倍”，这个“五倍”是他用什么标准，怎么算出来的，他没有说。而众所周知，自中共建政以来，从土改、镇反、肃反，到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再到六四，遭受政治迫害，被滥杀、被迫害致死，被冤判入狱的无辜者，最保守的估计也不低于五千万人（至于准确的数字，将永远是“国家机密”）。不知李肇星是否掌握有美国因政治原因而迫害了二亿五千万美国人的资料？接下来他的第二句“名言”便是：“你是一个中国公民，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光荣的”？李肇星这话到很铿锵有力，但行动则叫人不敢恭维。因为他首先就让自己的爱女、爱子放弃这个“最光荣”的“中国公民”的身份，把自己亲生的儿女推入万恶的美帝国主义的火坑中，成了个“不光荣”（或者至少也远不及中国公民这么光荣）的美国公民。如此将“好事”留给他人，将“坏事”让自己亲人去承受。如此大私无公，先己后人，真不愧是优秀共产党员的楷模 .这在当下中国有个专用名词就叫“裸官”。当然像李肇星这样的裸官也不是他一人的“专利”。像他这样忍心舍得把自己的亲人骨肉推向罪恶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共高官、达官，用“争先恐后”一词来形容也绝不为过。
李肇星的“优异”表现，当然决不止此。比如2007年他已不当外长了。媚官、媚权的北大，竟将李聘为“教授”。李肇星又在北大针对中国糟糕的人权状况屡遭文明世界的谴责而大放厥词称：“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你挨饿过吗？”这种无赖痞子式的混帐狡辩之词，顿时引来网上一派嘲骂声浪。有人说，“如此看来，北韩人民最懂什么是人权，因为他们经常挨饿”。有人说“建议听李教授讲课的北大学生每天只吃一顿饭，以便加强他们对人权的理解”。有人说“按李教授的逻辑推论，就可以说杀人犯才最懂得生命的价值，你杀过人吗？盗窃犯才知道财富的可贵，你盗窃过吗？”而更多的人则指出，正因为一个国家，人权没有保障，才使普通的民众挨饿。这些义正词严的批驳也好，嬉笑怒骂的嘲弄也好，对李肇星这种嘴尖、皮厚、心子黑的官僚来说，犹如“死猪不怕开水烫”一样自然起不了多大作用。
因此自从他当了所谓“两会发言人”以后，便又将其当流氓外交官与无赖“叫兽”时的那些做派原封不动地带到这个新官的位子上来了。2012年3月4日在人大开幕前夕一次记者会上答记者提问时，李肇星虽然一方面肯定了直选制的优点，但接着又闪烁其辞地辩称，中国不适合一律直选。他说：“从目前的国情来看，中国实行直接选举还有困难”并谓“中国选举制度采取以直接选举为基础，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办法，这符合中国的国情”。这种“中国特色”式的诡辩，首先就是所谓“国情论”。正如已有人指出的“国情是个筐，需要甚么就把甚么往里装”。凡权势者喜欢乐见的就符合“中国国情”；他们不喜欢的就不符合“国情”了。例如他们一方面说“西方那—套”不符合中国国情，但同样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那一套”就不但符合中国“国情”，还要作为“指导思想”。其次，玩弄文字游戏也是他们惯用的手法。
李肇星所谓的“直接选举为基础”，“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说穿了就是拿“直接选举”做样子、做幌子，用“间接选举”（实则就是党指派、钦定）来一“结合”，就把你那无足轻重的“基础”化为乌有，而把“我党”中意的人，“相信”的人“结合”进去；党认为“不可靠”、不中意的则统统靠边去。这就是“中国特色”式的“选举”。中共建政几十年来的所谓“选举”，都玩的是这样正正经经走过场的游戏。这与当年毛泽东玩的“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均属—类货色。你们下面去“民主”一下作个样子，到“我”这里来“集中”，再由“我”来“指导”，最后由“我党”来做“主”。这就是李肇星所谓的“基础”与“结合”。实则是用“基础”走个过场，用“结合”最后定案。在李肇星的嘴里就叫“这符合中国的国情”。确切地讲是符合党的意图与党的根本利益。
李肇星大概心里也明白，他这套说词实在太缺乏说服力。于是搜索枯肠，挖空心思终于想出了一个为什么实行直接选举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理由”。那就是：“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交通不便，一律实行直接选举还有困难”。真不愧当过党国的外长，故尔—副“辩才”无碍的样儿，可惜全是不值一驳的歪理。以前当局拒绝一人一票普选国家议员、官员找的借口是“民众素质低”，虽然也是胡说八道，但这“素质”是可以改变，可以提高的。因而不可能永远以此作为“理由”来抗拒民主普选。因此，李肇星大概是为了他们权贵家族子孙后代着想，于是想出了这个“一劳永逸”的借口。说穿了就是“中国太大了，人太多了，不能实行直接选举”。这个“国情”再过一百年，几百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也无法改变。你们总不能为了实行直接选举把中国分裂成八个国家吧！那你就犯下“分裂祖国”的大罪了。你们总不能为了实行直接选举，把中国人强行减少几亿吧！所以人家权贵世袭的子孙后代就可高枕无忧的享受中国目前这个“间接选举”（实则是指派、钦定）的优良制度了。不过好在世界上中国不是唯一的地域辽阔的大国。不但美国、加拿大、印度都是和中国差不多大，俄罗斯比中国更大。美国、印度人口都多，怎么人家都能实行直接选举，唯独中国就不行。李肇星的奇怪逻辑站得住脚吗？
更可笑的是他的“有些地方交通不便”也成了拒绝实行直接选举的理由。不过中共经常都在宣传，诸如“解放后”中国的交通建设如何飞快地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日新月异。现在不但铁路、航空、水运已与世界发达国家并驾齐驱。高铁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公路更是密如蛛网，不但县与县、甚至县与乡、乡与村间皆通了公路。诸如此类的宣传，我们每天耳朵里都灌满了。怎么一涉及到选举，似乎这些伟大的成就都不存在了。中国怎么一下又成了个“交通不方便”的国家了？当然谁也不能说李肇星是“敌对势力”份子，在有意抹黑伟大的中国。不过人们也看见有些事就是很诡异，当它要办奥运，办世博时那个摆谱、摆阔的样儿，绝对比发达国家还“发达”，绝对是“不差钱”的主。但若到了诸如联合国分摊会费、或减排保护环境这类问题时，中国一下子就比发展中国家还不“发展”就绝对是穷得叮当响了。不过这次李肇星，还比较“客观”，只是说中国“有些地方交通不便”。既然如此，按照官方一贯的宣传，这交通不方便的“有些地方”毕竟在全国是极少数。是“十个指头中的—个指头”，岂可因“—”而废“十”？全国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地方现在就完全可以毫无困难地进行直接选举。这是明白无误不容置疑的正理。至于少数地方有困难，一是不能拖了全局的后腿。二是有困难可以克服困难。官方的宣传机器不是经常都在教育人们办任何事“有条件的地方要上，缺乏条件的地方，创造条件也要上”。怎么这些革命的道理，一遇到选举这事就通通失灵了呢？
由此可见李肇星这位发言人的“发言”，完全是不负责任的信口雌黄，是为了保护权贵集团的特殊利益的胡说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