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
元1635年，亦即明崇祯八年、皇太极天聪九年，局势一步步变得对后金更为有利。这年秋，出征察哈尔的大军又传来捷报,不独整个儿绥定曾经强悍的死敌，还意外得到了一块“传国玉玺”。后金汗廷一片欢腾。文馆汉官鲍承先上奏，“大宝呈祥，天赐玉玺，乃非常之吉兆也”，建议由工部特制宝函，皇太极择吉郊迎，然后以此玺钤行敕谕，“颁行满汉蒙古，俾远近闻知，咸识天命之攸归”。皇太极心情愉悦，一一允准。
“传国玉玺”的出现，曾被作为天意天命的象征，作为后金走向“大清”的重要依据，是清朝建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它作一番梳理考证，还原其历史本真，则是这篇小文的尝试。
一、多尔衮逼降察哈尔，缴获“传国玉玺”
远征察哈尔的是多尔衮等四贝勒统帅的一万精骑，当年二月出师，西渡黄河，四月二十八日抵达额哲所部驻扎的托里图。时察哈尔林丹汗已在前一年病死，部众大半降了后金，连其福晋窦土门都被皇太极列入妾班。唯察哈尔太子额哲率部远遁，不来归顺，心病未去，是以大兵压境，务绝后患。多尔衮不独精于用兵，亦擅于用情，军中叶赫将官南褚是察哈尔太后的弟弟，受命先入营谈判，苏泰太后恸哭出见，令额哲率众出降，不战而屈人之兵，降众跟随大军前往盛京。
多尔衮是在此际得到的“传国玉玺”吗？应不是。《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四：
庚辰，出师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等征察哈尔国，获历代传国玉玺。先是，相传此玺藏于元朝大内，至顺帝为明洪武帝所败，遂弃都城，携玺逃至沙漠，后崩于应昌府，玺遂遗失。越二百余年，有牧羊于山冈下者，见一山羊三日不啮草，但以蹄跑地，牧者发之，此玺乃见。既而归于元后裔博硕克图汗，后博硕克图为察哈尔林丹汗所侵，国破，玺复归于林丹汗。林丹汗亦元裔也。贝勒多尔衮等闻玺在苏泰太后福金所，索之，既得，视其文，乃汉篆“制诰之宝”四字。璠玙为质，交龙为纽，光气焕烂，洵至宝也……
庚辰，为八月三日，距收降之日已过去三个月有余。多尔衮奏章称：“天锡至宝，此一统万年之瑞也！”如果当时便收缴到这块宝玺，四贝勒应会即刻呈报，上达皇太极。
据所能看到的记载，多尔衮等不仅没有飞骑驰报这一重大喜讯，甚至没有直接还兵。是没当回事儿？是路远不便？还是宝玺尚未到手？以第三种可能最大。其实皇太极在五月二十七日即收到多尔衮派员呈送的捷报，详述收服察哈尔的过程，不厌其烦地列举归顺的王室成员和臣属名单，自然也不会遗落察哈尔奉献的各类宝物，如“驼、马、雕鞍、貂裘、琥珀数珠、金银、彩段等物”。奏报中只字未提宝玺之事，理由只有一个——宝玺尚未到手。
察哈尔的屈服，大约让贝勒们觉得不过瘾，便于归程往明朝边境大肆劫掠，“自平鲁卫入朔州，直抵长城，又经宁武关、代州、忻州、崞县、黑峰口、应州，而复还平鲁”，真可称入无人之境啊！宣大密迩京师，向称明朝的军事重镇，此际竟如此不堪。而多尔衮以九千部卒（岳讬因病，分兵一千驻守归化城），又挟带着察哈尔王室和族属，不是直接东向还兵，却要南下袭扰劫杀，一次出征非要有多重收获，那份军事上的自信与恣纵，亦让人慨叹。
正是在大军凯旋的过程中，多尔衮等得悉了有关“传国玉玺”的消息，逼迫苏泰太后交出了这块“制诰之宝”。
皇太极传国玉玺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二、皇太极隆重迎接宝玺
对于皇太极，祛除肘腋之患本在计划中，得到“传国玉玺”则属意料之外。他决定隆重出迎，甚至渡过辽河，远迎到一百多里之外的阳石木。九月六日，皇太极率皇后诸妃、大贝勒代善及众贝勒众大臣亲迎凯旋大军。实录记载：在御营南冈事先筑好的坛下，凯旋诸贝勒以毡案置放玉玺，引领部将列阵跪拜；正黄、镶白两旗主举案趋前，至坛虔敬呈献；皇太极亲自捧起玉玺，拜天行礼，传谕左右曰：“此玉玺乃历代帝王所用之宝，天以畀朕，信非偶然也！”接下来是多尔衮、岳讬等依次向前跪拜抱见，然后轮该苏泰太后、额哲和一众察哈尔降臣。满蒙各部落贵族多娶且联络有亲，彼此的辈分常常是一笔乱账，以已故叶赫贝勒金台石论，皇太极为亲外甥，苏泰太后则是亲孙女，于是这一受降仪式又显得亲情络绎。
喜得玉玺的影响在受玺仪式后持续发酵，尤其那些在后金任职的明朝降将表现积极。都元帅孔有德自前线送来奏章：“自古受命之主必有受命之符，昔文王时凤凰鸣于岐山，今皇上得传国宝玺，二兆略同。此宝实非寻常，乃汉时所传，迄今两千余年。他人不能得，惟我皇上得之……”同一天还收到总兵官耿仲明上疏：“天赐宝玺，可见天心之默佑矣。惟愿蚤正大统，以慰臣民之望。”
至此，这块玉玺已被渲染为“历代传国玉玺”、“历代帝王之宝”、“镇国传世之宝”和传承两千余年的汉代宝玺。果真如此吗？不。
三、宝玺不应是元顺帝遗落之物
此玺当然是一块分量很重的皇家玺印，它的真实出处和流播过程都很值得研究。但由于政治目的，一出场便被添加了太多的祥符色彩。
首先它不应叫作传国玉玺。传国玺者，一般特指秦始皇时所制“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宝玺，用蓝田白玉，一说用和氏璧，李斯书篆。秦亡，子婴献于刘邦，与那柄斩白蛇起义的剑并称汉家二宝，所谓“玺剑”是也。后来此玺与时隐现，演绎了一连串的历史故事，也衍生出“受命于天，皇帝寿昌”、“受天之命，既寿永昌”等不同版本的仿品，各有起讫，事详《万历野获编·秦玺始末》。明清两朝仍有上献传国玺之事，当时帝王都没太当回事儿。
其次，孔有德称其传自汉代，属附会之浮辞。《文献通考》载汉代除传国玺外，继承了秦始皇创制的“乘舆六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且秦汉以至于隋皆称为“玺”，未见以“宝”名之者。唐朝武后间“改玉玺为宝”，略经反复，至玄宗天宝十载（751年）定制“天子八宝”，除神宝、受命宝之外，其他与汉六玺名色相同。降至两宋宝玺，旁及各少数民族政权，城头变幻大王旗，尚未见谁家皇玺中有“制诰之宝”的记述。
哪一个王朝没有祥瑞故事？又哪一个祥瑞故事不充斥着荒诞夸张呢？那只执着的山羊显然有几分怪异，而将玉玺的价值极度夸张，更是当事者所乐见乐为。这颗偶然被发现的玉玺，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国玺，也不宜宽泛名之为传国玉玺（如秦汉“乘舆六玺”、唐“天子八宝”），是不是元顺帝宫中旧物，亦颇有几分可疑。《元史·舆服二·崇天卤簿》中“金吾援宝队”项下，详述八宝之排列，仅以“传国宝”代替“神宝”，其余与汉唐无异。史载元顺帝当仓皇溃败之际，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向他讨要国玺，愿代以支撑危局，顺帝以“天命有在”拒之。而在那个逃离大都皇宫的黑夜，他也没忘携带帝国的象征——宝玺，甚至还带走了元宫收藏的前朝玉玺。
明洪武三年（1370）四月，饱尝皇位艰辛的元顺帝病逝于应昌，这是一个距上都开平（时已为明军残破）不远的小城，徘徊不去，想见其仍抱着复国的梦想。明左副将军李文忠不久即引兵杀至，元室的皇孙、后妃、诸王和众大臣多被擒获，大元宝玺随此一役没入明宫。仅数十骑从皇太子脱逃，惊惶之下怕也只顾性命，一直逃到遥远的和林。
今未见元朝宝玺的实物流传，然以清朝玺文体式推想，大约也不会只用汉字。元代设蒙古翰林院，“掌译写一切文字，及颁降玺书，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文字副之”，可证其对蒙文的重视。而《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中录元“皇帝之宝”，玺文由八思巴文、汉语、梵文组成。“制诰之宝”不见诸历朝宝谱，也未被列入元朝宝玺，顺帝或臣属又怎会独独将此玺埋于草丛呢？
四、关于玉玺来历的推测
这块被称为传国玉玺的“制诰之宝”，究竟来自何方？
笔者推测应是大明宫中之物。因为只有在明朝前期“十七宝”和嘉靖后增补的“二十四宝”中，始有“制诰之宝”的明确列入。我们看清廷收藏的明代玺印，中有一枚“制诰之宝”，玺文结体，行款格范，与此玺颇为相似。
明朝统治仍在，明朝宝玺怎么会到了察哈尔王室？看似不可能，其实也有一些途径。皇帝亲征或出巡，例以国宝随行，以示隆重，以便钤用。而土木之变，连明英宗都成了蒙古瓦剌部的俘虏，诸宝中有些也难免流入大漠，辗转传接，最后到了一度强盛的林丹汗手中。山羊的传说果有几分实情，埋宝者或也是跟随英宗，被裹挟着在蒙古草原跑来跑去、跑了几乎一年的人。另外，明正德、嘉靖间宫中两次大火，说是御宝尽毁，或有太监乘乱下手，盗出个别御宝卖钱。明季宫禁虽严，漏洞也多多，玺印之丢失绝非一例。从宫中流出，当也有多种渠道。
象征皇权的宝玺，历来都有着明确的使用或不使用规定。皇玺系列中较晚出现的“制诰之宝”，用途主要为“一品至五品诰命”，与传国宝、受命宝诚不可相比，较之乘舆六玺的地位也差很多。然不管怎样说，它的确是一块出自皇宫的宝玺。皇太极和臣僚以此作为天命攸归的吉兆，大肆宣扬，积极筹备更新国号和改元。八个月后，皇太极更定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新年号也隐隐见出“传国玉玺”的影子。崇德元年（1636）七月，清太宗册封庄妃，即钤用此宝。
越一百年有余，乾隆帝作《交泰殿宝谱序》，详细梳理此前清朝御宝的演进，保留了皇太极所用四宝，即“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以上汉文篆书满文本字）及满文篆书“皇帝之宝”。而对其视为重宝的“制诰之宝”，却说“初不藉以为受命之符”，为之遮掩。通晓儒家典制的乾隆帝，大约也见出这一符瑞事件中的夸饰与荒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