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从会议室那边走过来，叫我到旁边的房间内说：“刚才同华总理商量过了，你赶快去想办法，要将主席的遗体保存半个月，准备吊唁和瞻仰遗容。一定要保住，天气太热，不要坏了。”我说：“保存半个月容易做到。”汪说：“你赶快去办，我还在开会，你回来后立刻告诉我。”
我又走到大走廊，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一中队值班的警卫队员都在这里，一中队的教导员坐在地毯上，他对我说：“李院长，你可要准备好，政治局开会，好事摊不到你的头上，出了事都是你的责任，你跑不了。”我想，我跑到哪里去呢?无处可跑。我早料到了我会被控谋杀毛泽东。
我的大曾祖李德立，是满清同治年间太医院左堂官，四曾祖李德昌是右堂官。我家相传下来的一段史实，同治皇帝患梅毒，但慈禧太后只准医生按水痘治，大曾祖曾冒险向慈禧说，不能这样治皇上的病，不是水痘。慈禧大怒，将头上的钿子掷下，大曾祖立即摘帽磕头到地。慈禧没有杀他，但摘去顶戴，带罪当差。所以大曾祖死时遗嘱，“不要戴帽入殓，把帽子放在旁边。”并告诫子孙，不要做御医，怕没有好下场。我家仍旧是以医药传家，但代代都遵守着我大曾祖所说不要做御医的遗言，往后没有人再做御医。
我被任为毛的医生后，曾要求上级再考虑。但我无法回绝。我尝试离职好几次，毛都将我召了回去。只有我的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知道我工作的性质。真正了解我工作的人总觉得我不会有好下场。他们常警告我，做为毛的专任医生，可能会有悲惨结局。
一九六三年有一次我的堂兄对我说：“你在工作上承担的责任太大，毛主席的健康可是全党全国人民都极其关心的大事，万一有哪位中央委员对你的工作不满意，指责你，可就不好办了。”
一九七四年春天，我母亲的干女儿由云南昆明到北京来休假，看到我说：“你的家我可不敢去，更不敢住。在昆明谭甫仁被暗杀后，凡是去过他家的人都被隔离审查，幸亏我没有去。你这里如果发生点事，那可不得了啦!”谭甫仁当时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被军区保卫处处长刺杀。
自从一九七二年一月毛发生肺心病心力衰竭后，身体越来越坏，特别是神经系统症状出现以后，我经常想到会不会发生一次象苏联在史达林死后那样的“医生谋杀事件”?在毛去世前五天，我抽空用了一刻钟的时间，坐车回家一趟。慎娴上班，孩子们上学，只有老保姆在家。我将棉衣棉裤棉大衣打了一个小包带走。我打算，如果发生“医生谋杀事件”，我坐牢，天冷时还有棉衣穿。离开家以前，我到每个房里看了看，心想，再见吧，或许是永别了。正因为在心理上早就有了准备，所以现在反而十分镇静。毛生前常爱讲的一句口头禅是“死猪不怕烫”，这时的我在精神上已经是“死猪”了。后来，慎娴告诉我，老保姆同她说，李院长这么急急忙忙地回来又走了，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在北京，干部家的保姆政治嗅觉都很敏感。
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约她到她家立刻面谈。她问我有什么事，这么急。我讲见面后再谈。刘湘屏是故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未亡人。他们两人都是效忠江青的造反派。我想刘湘屏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坐上卫生部部长的位子是江青保的，因为刘没有相当的资格。
刘在客厅中等我，还没有睡醒的样子。她一见到我就问什么事这么紧张。我说：“毛主席在零点十分去世了……”话还没有说完，刘放声大哭，我赶紧说：“现在要抓紧办事，不耽误时间。中央指示要将毛主席遗体保存半个月。这事很急，中央在等回话。”她擦着眼睛说：“怎么办呢?”我说：“这事要找中国医学科学院，他们的基础医学研究所的解剖学系和组织学系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刘说：“那就将黄树则和杨纯叫来商量。”那时黄树则为卫生部副部长，杨纯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
我说：“他们不知道具体办法，叫他们来了，再找人商量，就耽误时间了。可以叫他们在医学科学院杨的办公室会合，同时通知基础医学研究所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研究人员共同商量。”刘立即打电话分头通知。我乘车赶到医学科学院。
我到杨纯的办公室时，黄、杨二人已在那里，此外还有另外两个人。杨介绍，一位是张柄常，解剖学副研究员，一位叫徐静，是组织学助理研究员。张神情沉郁，目光呆滞，侧身对窗坐着。
后来我们比较熟悉以后，我问张那天凌晨他的表情为什么那样不自然，那么紧张。张说：“文化大革命以后，三天两头有人自杀被杀。常常半夜三更叫我们解剖化验，检定死亡原因。如果我们检定的死因不符合造反派红卫兵的意思，我们就要被斗，打一顿倒没有什么，弄不好还要戴上反革命或者同情反革命的帽子。前些天半夜被叫去，是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死亡，我们被叫去解剖，检查死因。我被关在公安部里两个多月才放出来。”
我简要说明毛已去世，中央要求保存遗体半个月，以便吊唁及瞻仰。我讲完后，我看到张柄常的神色立即放松了，脸上也不像刚才那样发青，身子也转过来，面向大家了。张、徐二人认为保存时间短，只要在股动脉内灌注福尔马林防腐，用两公升就可以保存半个月没有问题。黄、杨二人都无异议。于是由张、徐二人立即拿了灌注用具及药品，同我一起到中南海游泳池。这时已经是九月九日凌晨四时半，但中国人民要到好几个小时后才知道毛逝世的消息。
我跨进大门，走到会议室外。政治局还在里面开会。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一中队队长对我说：“李院长你可回来了，汪(东兴)主任出来找你好几次了，叶帅也找你。
政治局已经通过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下午四点开始向全国广播。”
我问他：“广播文上对毛主席的病和去世是怎么提法的?”他说：“这里有一张打印的告人民书，你看。”我急忙拿过来看第一段。等看到“……在患病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以后，没有再往下看，心想这该是正式的结论了。我紧张焦躁的心情缓和下来。
我推开会议室的门，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都在，外地的也来了几位。汪东兴看到我立即迎上来说：“我们到外面谈。”我们走到隔壁房间，他说：“你看到告人民书没有?”我说：“我刚才拿到一张，只看了第一段。”汪笑了说：“大概你最关心的是这一段。”
跟着他又说：“刚才中央已经做了决定，主席的遗体要永久保存，你要找人商量怎么办。”我吃了一惊，我说：“你原来说只保存半个月，怎么又成了永久保存?而且毛主席是第一个在一九五六年号召火葬的文告上签名的。”汪说：“我同华总理都赞成。”我叹了一声说：“这是完全办不到的事情，就是钢铁木材也要生锈朽烂，何况人体?怎么能够不腐坏?”我还记得在一九五七年和毛一起前去莫斯科瞻仰列宁和史达林遗体的事。遗体看起来很干瘪。我得知列宁的鼻子和耳朵都腐坏了，只好用蜡代替。史达林的胡须也脱落了。苏联防腐的技术还比中国先进。我不晓得如何永久保存毛的遗体。
汪眨着眼说：“你可要考虑大家的感情。”我说：“是有感情问题，可是科学发展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件事。”汪说：“所以才交给你找人商量研究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任何用具与设备，你们提出来，中央给办。”正说的时候，叶剑英走进来，问我的意见。
年事已高的叶剑英元帅当时得了帕金森氏综合症。我又讲了一遍不可能永久保存。叶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不这样决定。李院长，你找有关人商量研究。你也找找工艺美术学院的教师研究一下，做一个蜡像，要做得完全和真的一样，等以后必要的时候可以代用。”我于是放了心。
汪说：“要保密。”
时至走笔今日，我仍不知有多少政治局常委参与决策此事。江青可能根本毫不知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