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广播电台记者（小青）∶韩寒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位直言不讳，笔锋犀利，调侃当局，嘲讽世俗的年轻作家，得到不少人的追捧。最近围绕韩寒是否作假的问题在中国分成挺韩派和倒韩派。旅美学者曹长青也发表了多篇文章，质疑韩寒作品非其本人所写。此前曹长青也曾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认为与中共对抗的异议作家高行健的作品给予不少批评。对于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我们是否应该质疑他的作品，真实性重要还是意识形态重要。在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我们请曹长青先生谈谈他的观点。
记者：最近国内围绕对作家韩寒的争议，有人认为，我们不应该对一个年轻又敢于直言的作家如此苛刻，因为当今的中国，这类作家不多。而且对韩寒的打击将会让其他那些趋炎附势的作家颇为得意，你怎么认为呢？
曹长青：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首先，韩寒涉及的是造假，他的得奖作文和小说，还有博客等等，如果都是别人代写的，那这就是一个欺诈的问题。在如何看待真假这个问题时，韩寒的其他观点，以及批评了韩寒是否会让中国那些趋炎附势的作家得意等等，都不应该放在考虑之内。人们要考虑的主要是韩寒是人造的，还是真的“文学天才”。如果他整个人都是靠谎言堆起来的，也就是他当年的获奖作文和小说什么的都是他父亲代笔的，这就明显是欺骗大众，是一种商业欺诈。因为他的书也是商品。这跟那种有毒的假奶粉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伤害身体，一个毒化灵魂。
我在看待这类问题时，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真实的价值高于任何意识形态，不管什么政治立场，都要让位给真实、真相。共产主义的核心就是谎言，只有真实才能战胜谎言。
第二个层次，韩寒被质疑造假，韩寒要倒掉了，中国的那些官方作家不见得“颇为得意”，因为韩寒去年曾发表了论革命民主自由的所谓“韩三篇”，在这些博客文章中，韩寒清晰明确的说，“中国人的素质低不适合民主”，还说什么中国“和平革命的条件也不成熟”，甚至还说共产党有八千万党员，三亿亲属，已经“庞大到了”“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
韩寒的这种素质论，党就是国家，党就是人民的说法，完全和共产党的专制宣传一样。中国人素质低不能民主，那不就等于直说，要共产党一党专制下去吗？所以中共主要喉舌《环球时报》马上发文章支持“韩三篇”，赞美韩寒。整个中宣部的力量可能都没有韩寒起的作用大，因为韩寒是名人，又原来以嘲讽时政著称，博客有五亿的点击量，所以韩寒的中国人素质低不能民主的论调，就更能起到对青年人洗脑的作用。
所以看到今天韩寒被质疑造假，韩寒的文学天才、青年领袖的地位和形象岌岌可危，甚至要垮掉，那些中宣部呵、《环球时报》呵，还有那些对当局趋炎附势的作家等等，不会“颇为得意”，反而可能会相当沮丧、不高兴。这从官方媒体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现在质疑批评韩寒的有点分量的文章，在官方媒体上几乎都发不出来。倒是歌颂赞美偏袒韩寒的文章，在官方媒体上还是主体，说明中国官方在保韩寒。其实只是从官方保韩寒这一条，就可以明白韩寒是怎么回事。但是已经被证明多次的一个结局是，共产党是挺谁谁倒，这次韩寒可能也不会例外。
记者：当年你对高行健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高行健是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文作家，也是遭中国当局封杀的作家，对他的批评也会被认为是帮了中国政府的忙。你怎么看？
曹长青：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曾写过十多篇系列批评高行健作品的文学评论。认为高行健的作品不仅非常次劣，甚至他属于“伪作家”，因为他的两本主要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文字粗劣，毫无文学价值，思想性也极差。但当时中国政府也在批高行健，但中国当局的批判，是从政治角度，主要因为高行健得诺贝尔奖，被看成是西方对中国的阴谋。其实高行健和韩寒的性质有相像性，都有一个真伪的问题。涉及到真假的问题时，高行健和韩寒的政治立场是不是反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是不是具有文学和思想价值，是不是伪作家；韩寒是不是人造的，是不是欺诈。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其实，我当年批评高行健的作品伪劣，不是帮了中国政府的忙。而是共产党以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思维和做法，禁止高行健的作品进入中国，结果却是帮了高行健的忙。如果高行健的那些小说可以自由地在中国出版发行，他的作品之糟就会被更多的中国读者和评论家去评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府“救”了高行健。
记者：如果高行健的作品这么差，为什么诺奖委员会颁奖给高行健，这是什么原因呢？
曹长青：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诺奖百年，没有中国作家获奖，对诺奖评委会是个压力。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中国人历来很看重文学，也有悠久的文学史，在诺奖百年之际，评委会想找个中文作家，有这层考虑。第二个原因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只有一个人懂中文，就是汉学家马悦然。但他是个古汉语学者，主要研究中国古籍《左传》《公羊传》什么的，曾把这些书中的“其”字列表进行语意分析。大家都知道，古文研究和文学评论（包括鉴赏）是两个专业，是两回事。我曾采访过马悦然一个半小时，发现他对中国文学、世界文学的了解和把握都非常有限，文学知识贫乏，同时他又很自负。所以当高行健等海外中国作家到他那里游说、讲解吹嘘自己的作品多么伟大时，这位古文专家就被“一叶障目”了。其他评委都不懂中文，当然就主要得靠马悦然介绍和评价。各种偶然因素，碰出这样一个结局。
记者：有人说昆德拉的作品比高行健的深刻多了，但是昆德拉没获奖，这说明什么呢？
曹长青：当然了，在反对共产主义上，昆德拉的作品有原创性，其思想深刻程度远远超过高行健，更不要说艺术性了。高行健的作品在思想性上毫无原创，连copy都达不到，更不要说艺术质量之劣。在昆德拉仍健在时，诺贝尔文学奖给了高行健，而没给昆德拉，这不仅毫无公平可言，简直是对文学的亵渎，是非常荒唐的事情！
记者：中国鲜有真实可信，或者说有价值有水平的文学批评，你认为这同中国文化有关还是同中国是一个共产党国家有关，意识形态划分常常阻碍对作品真正的评价？
曹长青：我觉得这首先跟中国仍是共产党国家有关，因为中国仍是文化专制。这是根本的原因。因为只要文化专制，就是一言堂的，一种声音和标准的，从根本上必须服从当局的意识形态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因为文学批评就包括对思想价值的评断，对真实价值的肯定，对文化专制的批判，对中共所代表的那种虚假和媚俗，也就是昆德拉所说的那种Kitsch的否定。
另一个层面这也跟中国文化有关，因为中国无论是几千年文化，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上，缺乏对个人、个性的推崇，缺乏对人的尊严和人的生命的重视，基本是强调群体主义的，是扼杀和摧残个体的。这就极大地局限了高扬人性、高扬人道主义的优秀作品的产生。鲜见优秀作品，怎么出优秀的评论家呢？
中国作品难以打向世界主要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太少，探讨人性的作品太少；主要都是些描述人际关系的东西，而且描写人心阴暗面的东西太多。用中文写作的，好不容易有个高行健获奖了，结果无论他的作品的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一塌糊涂。简直是跟中国人开了一个大玩笑，是非常令人悲哀的一件事。
记者：你曾经说，对事不对人，但是在中国，或者说在中国人这个圈子里，这似乎行不通，是不是？
曹长青：不管是不是能够行得通，都应该提倡这种价值，坚持这种理念。那就是不因人废言，不跟人而跟理念，跟“对错是非”的价值。中国人总是强调面子，而不是道理；强调人情世故，而不是大是大非，如果知识人都是这样一种取向，整个社会的文化气氛就会浑浑噩噩。
这次在质疑“人造韩寒”这个事件上，再次显露出来，很多知名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还有像《南方周末》等这种比较开放的媒体，仍然是从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即使面对那么多对韩寒造假的揭露、分析文章，还是力挺韩寒。他们不看真假，只看立场，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倾向，就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但只要不择手段，最后的结局一定是跟自己的错误一起同归于尽。
——原载法国广播电台（RFI）2012年3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