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症，几乎已成中国新生中产阶级的阶级病、时代病。按社科院陆学艺的中产阶级职业说，中国的新生中产阶级主要包括国家公务员和国企管理者，私营企业主、高级白领和知识分子等，约占人口的22-23%，且以每年1%的速度增加。这个新兴中产阶级的壮大，自1990年代初市场经济正式启动以来，就被当作新兴公民社会的主体，被赋予了中国社会中坚、改革支持和民主希望等等多重使命。但是，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他们看上去却不堪重负，弥漫着总体性的焦虑，仿佛时代精神的写照。
焦虑：一种时代精神
所谓焦虑，又称焦虑性神经症，是以广泛性焦虑症（慢性焦虑症）和发作性惊恐状态（急性焦虑症）为主要临床表现，常伴有头晕、胸闷、心悸、呼吸困难、口干、尿频、尿急、出汗、震颤和运动性不安等症。不过，这些心理学和神经学上的焦虑症状，更多地与害怕或者恐惧有关，就像著名画家蒙克1893年的组画“尖叫”所表达的。普通人口中，焦虑症的比例在4-到17%之间，按美国相关协会的估计，美国人口中大约有四千万焦虑症患者。
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是最早关注焦虑问题的，最初，他认为焦虑与被压抑的利比多有关。不过，1926年，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第二次工业革命之际，弗洛伊德出版了《压抑、症候、焦虑》，大幅修订了他对焦虑的理解，首次将焦虑与工业资本主义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因为“自我”的出现本身就代表着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下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焦虑则是这种现代性压抑环境下个体主体性困境的担忧。在弗洛伊德看来，焦虑可划分为三种：客观的、神经性的和道德的焦虑。客观的焦虑与潜在威胁有关，神经性焦虑则是自我压抑的结果，道德焦虑来源于良知的痛苦。当然，弗洛伊德的理论困境在于过分倚重阉割焦虑，而有后人从相反方向出发，指焦虑可能源于对丧失快乐能力的恐惧，阉割只是其中之一。重要的是，并非所有焦虑都是神经性的，人类必须探求焦虑、或者快乐的社会性起源，它与工业文明乃至后工业文明的关联。
雅克·拉康，我们熟知的另一位精神分析大师，大大发展了我们对焦虑的理解。拉康宣称，与弗洛伊德观点相反，焦虑具有客体，是一种“相关的想像性的结构性自我”，这种结构性还包括记忆。在拉康1962到63年期间进行的有关焦虑主题的研讨中，焦虑被理解为隐藏性的、并且位于沉思的极限。也就是说，焦虑是现实中的最后选择，穷尽解决和思想的所有可能，无解的解。在这个意义上，焦虑可能具有集体性、社会性或者阶级性，可能被某个集体或者社会的自我想象而影响，而且兼具历史性、现实性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比如基于某种集体创伤和即将到来的集体幻灭。这种阶级性的焦虑，指向整个阶级、乃至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的现实困境，当我们恍然发现计无所出、面临沉思的极限，已经身处集体焦虑之中，对集体或者阶级的属性进行自我否定。
焦虑：福利主义的缺失
所以，我们今天关心的中产阶级焦虑症，是弥漫性的、社会性的、道德性的集体焦虑，它反映我们的时代精神，反映我们对制度和未来的看法，而更隐蔽、更慢性、更长期。虽然没有全面估计，但是焦虑症的一个精神性病征——抑郁症的患者，在有限人群的调查中，比例却很高。
2011年8月公布的一项职业心理健康调查表明，对中国内地6省市13,177名职业人群进行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该群体焦虑和抑郁状况较为严重，分别有25.60%、23.52%和1.58%的人处于轻度、中度和重度抑郁状态。华西医院心理咨询中心提供的报告称，职业人群在就诊人群中所占比重高达30%，公务员、警察、教师、医生、企事业管理人员——这些中产阶级职业人群——都是高危人群。
另有研究对中产阶级的预备队——大学生的焦虑调查，结果更惊人，近半数女生有过焦虑情绪，超过60%的大学生则有社交焦虑。不过，与国人平均10%的社交焦虑相比，这不算坏。如果以农村妇女的高自杀率来比较，如果以两岸三地多所高校对富士康工厂职工心理调查所反映的打工群体的普遍焦虑来比较，中产阶级的精神状况可能已经算是最幸福的。特别是，若以中国社会当下最引发焦虑的问题“物价上涨、房价太高、收入过低”等三项指标来对照新兴中产阶级的生活，对于这些月入过万、已经有车有房的群体来说，他们的焦虑却在另一层面——与福利相关的痛苦与不安全感。
曾有一份网文，“中国中产阶级十大焦虑症”，在互联网上流传，大体符合笔者对新兴中产阶级的观察。这十大焦虑，归纳起来，基本上可谓福利主义焦虑，分别涉及职业场所待遇、家庭再生产如子女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险等，而涉及阶级间冲突如仇富和沦入底层阶级的担忧则与普遍福利有关。他们的工资虽高，却是纳税比例最高的群体，可支配收入不足，以北京中产为例，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占人均GDP的40%，维持体面生活需要付出巨大努力。虽然直接税在当前国家税收比例中不超过20%，但是，中产阶级作为直接税的主要贡献群体，却没有享受到应用的福利回馈，反而，需要以个人和家庭收入作担保，大幅支出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等，等于事实上的高强制储蓄，而非自愿储蓄，即强制性剥夺。
而且，这种集体性的福利主义焦虑还通过社交性焦虑进一步强化和再现。美国的社交焦虑患者大约有1400万，中国人口中大约也有10%的社交恐惧者。这些估计只是考虑精神症候性的人际交往焦虑，日常生活中，几乎绝大多数普通人、新兴中产阶级们，更经常地陷入所谓“丈母娘刚需”、攀比消费、亲戚大病救助等等社交焦虑之中，普遍性的社会福利缺失让整个新兴中产阶级们被迫承受全社会的福利焦虑，社会分配不公即社会正义缺失让受益与新自由主义的新中产阶级们不得不面临无法言说的焦虑，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立场的。
无法言说的焦虑
结果和事实上，福利主义的缺失带来整个新兴中产阶级的尊严丧失，他们付出巨大辛苦后缺乏享受这种体面生活的休闲时间和公共空间。不仅令几乎所有为中国模式世界工厂做出贡献的新兴中产阶级怀疑这种GDP增长的意义，而且，因为享乐/休闲的时间的被剥夺、制度性权利的不确定，产生一系列的阉割焦虑。因为休闲和公共空间和尊严三者紧密相关，尊严是在公共空间内所体现的，而公共空间则是福利所支撑的，并且需要足够的休闲才得以再生产。这种尊严缺乏的焦虑，不能不令任何一个中产阶级分子联系到制度的缺乏，特别是财产权，包括土地权、地上建筑所有权、知识产权和企业财产所有权的保障缺乏，这种缺乏几乎是经历过短缺经济时代的集权体制在社会和制度供给上的短缺的继续，形成司法独立制度的缺乏和政治生活的匮乏。结果，越来越多的无论西安药家鑫案还是上海蟹妈案，或者北京草场地税务案，这些中产阶级的关联诉讼，都引发中产阶级的整体道德焦虑，那么，大脑和财富外流是情理之中，创造力萎缩和思想市场萎缩也是自然结果，福利的焦虑最终转化为对制度的焦虑。
当前中产阶级的饭局上、媒体中，议论最多的，就是这种与制度缺失、福利缺失相关的各类话题，他们的集体性焦虑在有限的公共空间得到了充分印证，集体焦虑在沉思的极限处表达出来：谈论最多的民主、改革甚至革命，恰恰就是现实和思考中最为无力的部分——政治生活缺失的焦虑。类似的情形可以在北非革命的前夜看到，饱受中产阶级贫困化之苦的埃及中产阶级们，仿佛患上了阶级再生产障碍的白血病。在大部分社会财富被穆巴拉克家族和裙带集团掠取之后，社会福利几近于无，在乡村兄弟会成为唯一的公共福利提供者，而城市社会的中产阶级因此面临着威权主义统治下集体尊严殆尽和阶级再生产的双重困境。2010年埃及1000万失业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失业率竟是受过小学教育者的10倍；同时，埃及30岁以上人口60%男性和47%女性尚未结婚，大龄“剩男”、“剩女”充斥社会。以至于，1月25日埃及革命爆发后，最初响应、参加开罗解放广场抗议的主要示威者多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甚至还有一些富裕群体的下层人士，他们多在30岁以上，即“成熟青年”的“剩男剩女”们，还有许多中年人。以革命手段建设世俗公民社会成为埃及城市中产阶级克服焦虑的集体治疗。
这种北非革命前夜的情形与弗洛伊德和拉康对焦虑所做的精神分析的时代背景有着惊人相似。弗洛伊德在1926年修正焦虑理论之前三十年，见证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中产阶级人性的异化；而拉康在最后，提出焦虑的表达——哭叫，却回到了生命的起点，即原初的焦虑，曾经在1967、1968的各个广场上得到充分的表达。但是，又如拉康所说，焦虑的功用，却早于客体的让渡，被福利短缺和制度短缺所困的中国新兴中产阶级们，他们的焦虑的焦虑甚至在于无法言说，无法言说早于短缺的三十年前、六十年前的焦虑，尽管有不少中产们已经热衷于所谓民国情结或者民主的先声。
此时此刻，我们当然无法言说焦虑的根源，焦虑是我们唯一确信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