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台湾大崛起
——在命运逼迫下走向时代荣耀之巅
一、引言
在历史上留下过荣耀的族群必定都有自己的理想主义之梦，台湾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百年之梦——为命运不再被外在强权任意左右而独立建国。现代，人类不再相信理想主义，而迷恋于物欲的诱惑，许多族群已经丧失了梦想的能力。没有人生之梦的时代黑暗如没有星月的长夜。但是，台湾之梦的星辰依然在时代的夜空中晶莹地闪烁。
自由是人类最神圣的精神事业；对自由作出具有独特的时代风格的理解，乃是每个时代都应当承担起的对人类历史的责任。然而，当代人类却由于物欲引诱而放弃了热恋并理解自由的天职；一个仇恨自由的铁血强权，中共暴政，却成为物欲的灯塔，世界各个族群的命运航船都被那个灯塔引领，驰向人类大劫难——放弃理解自由的时代最堕落，而大劫难便是命运对那种放弃和堕落的惩罚。
就在理想主义黯淡而自由受到冷漠的时代背景下，台湾的独立建国之梦却与台湾的自由面临的危险相遇了。为了卫护自由和尊严，台湾必须独立建国；最危险的时刻常意味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这是我在本章将要表述的主要思想之一。
中共极权主义的全球扩张是对人类自由命运的挑战，而挑战的第一个锋芒，已经直指台湾的咽喉。那是台湾避无可避的宿命，也是台湾必须立刻回答的命运逼问：以投降换取苟活，还是以抗争为自由事业作神圣的献祭。
台湾行政院长吴敦义为国民党权贵的卖台投共政策辩护时声称，只要两岸保持目前这种关系状态，再过八十年，一百年，中国总会变的。相信在历史的回顾中，吴敦义应当为他的愚蠢而羞愧莫名，如果他还有知耻的能力的话——中共吞倂台湾的现实危险已经向他脸上吹气了，他依然在妄语百年之后的事，难道还不够白痴吗？当然，他也可能是有意装傻，用谎言麻痹台湾的警觉。
命运对台湾的逼问并非只同台湾的前途有关；这个逼问也和人类今后的百年命运相关。因为，中共扩张的战靴如果从台湾的躯体上践踏而过，就会紧接着迈向下一个目标，征服全世界才是中共野心的终点。当年毛泽东曾对他的官员讲：“将来我们还要成立世界管理委员会… … 。”现在这句话又在胡锦涛空洞得只剩下权力贪欲的生命中回荡。
当前，极权与自由的生死之决的第一战，已经宿命地选定台湾作为战场；时代的希望和未来人类的百年命运，都聚焦于台湾。如果台湾追随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选择投降，也就选择了卑微和耻辱的命运。对于人类，那意味着在中共极权全球扩张前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对于台湾，则意味着永远的黑暗——自由的灯火被命运之风吹熄，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就会重新笼罩世界。如果台湾选择搏战，选择在命运的锋刃上作一次流光溢彩的自由之舞；如果台湾能从凶险至极的态势中发现崛起的机遇，从中共暴政的强大中看到其致命的弱点，并果决地宣告《台湾共和国》成立，台湾就实现了四百年来最伟大的崛起，就为今后千年的自由奠定了国家主权的基石。
如果天佑人助之下，台湾的抗争引发中共内部危机大爆发，从而使中共的扩张战略折戟沉沙，则台湾便以人类自由捍卫者的雄姿，走上时代的荣耀之巅。在一个自由需要拯救的时代拯救了自由——还有什么比这无尚的荣耀更值得被历史记住。
上述的一系列“如果”的现实可能性，将从我在本章的讨论中呈现出来。从来没有那一个小族群像今天的台湾一样，与整个人类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历史和时代都在屏息注视台湾的选择。这种状态或许会使庸人恐惧惶惑，却一定会给勇敢高贵的生命以激情；他们定然会为台湾作出不令人类失望的选择。我坚信，台湾将在最艰难的时刻选择宣布独立建国，并以此作为捍卫自由的大国策之本。
二、世界的堕落与台湾的抉择
——和中共一起腐烂，还是作人类自由价值的捍卫者
如果有谁当面问一个人：“你热爱自由，还是更喜欢腐烂的物欲？”想必这个具有侮辱性的问题一定会使被提问者感到愤怒。但是，时代就曾在人类的耳边轻轻地问过这个问题。人类不仅没有愤怒，反而暧昧地眨了一下眼睛，并用实际行动作出回答——“更喜欢腐烂的物欲”。
以拜物主义哲学为灵魂的中共暴政，制造出前所未有的物欲诱惑的能量。它用毁灭性开发自然资源和利用自然环境，以及对三亿中国农民工奴工般的劳动的剥夺，这两个因素给了人类暴富的希望。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客、商人、知识分子都沦为这个希望的奴隶；历史丧失了属于心灵的目标，迷失于喧嚣的物欲；中共暴政则成为全世界物欲奴隶朝圣的“圣地”。
圣徒和智者意识到，人性的非道德化构成时代的危机——心灵在物欲中腐烂是人性非道德化的另一种表述。圣徒与智者重建一种比物欲化更好的人性的努力已经开始，但是人类非道德化的速度却似乎更加迅猛。历史仿佛走到了精神的尽头。
上个世纪，柏林墙崩塌之后，经过短暂的狂欢，欧洲突然陷入精神的空虚；精神空虚是因为，目光越过柏林墙的废墟，欧洲在自己的历史地平线上再也找不到值得追求的理想。欧洲衰老了，除仰卧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躺椅中晒晒太阳之外，不再会对亚洲的极权主义的兴起承担抗争的道义责任，而其对中国的兴趣则主要源于物欲。
由于恐怖主义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特别是对无辜妇女和儿童的残杀，美国反恐战争被视为二十一世纪初叶开始的最具正义性的事业。然而，时至今日，虽然击败了萨达姆，美国的反恐战争却不仅仍然远离最后的胜利，而且处处露出败相——本·拉登还是美国的噩梦，世界范畴内的恐怖袭击并没有受到真正的遏制；更重要的是，世界对美国的反恐战争的态度越来越冷漠。世界对正义的事业冷漠，或许是因为在物欲崇拜的时代，正义本就不是命运的主题。而美国在反恐过程中表现出的对私利的关切和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忽视，则一定导致世界的冷漠。一个理想主义凋残的美国，当然不可能视人类的共同利益高于私利。
今日之日本，早已丧失“明治维新”时代的蓬勃生机，退化成一个精神狭隘的经济动物。其精神狭隘之处在于，除了本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日本没有兴趣关心任何问题，那是一个既没有精神领域的雄心壮志，也不会为人类的自由事业承担责任的国家。印度社会开放，行为自由。但是，悬殊的两极分化使绝大部分印度人处于贫穷状态——印度人贫穷、肮脏并自由著。那是自由的耻辱。在绝大部分人贫穷的背景下，发展核武器和建造航空母舰只能令人厌恶印度的政客群体。遍布印度的乞丐棚户区时时表述印度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它的人文价值只能从日渐远去的历史中去寻找。
古埃及文明衰落之后，非洲从来没有再次证明，它是一个有能力创造属于人类的理想主义的大陆。阿拉伯世界则从近代史开始，就一直停滞在历史的阴影中，原教旨主义的恐怖主义与其说在伤害美国，不如说在伤害伊斯兰的整体荣誉。
世界在堕落，中国则是堕落的极致之处；人类普遍沉溺于物欲，中国人则正在物欲中腐烂——中国的堕落之最，在于中国民族人格的奴性化、谎言化、物欲化，在于中国人正按照中共暴政的意志，走上极权扩张之路。
中共暴政表述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复活。它统治中国六十馀年作的最彻底的一件事，就是灭绝中国文化的灵魂，把中国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中国在文化的意义上已经亡国六十馀年，并濒临灭种。一个民族，文化之魂被灭绝之后，就变成无魂的行尸走肉，不再相信道德和良知，而只在物质的意义上丑陋地活着。这正是十五亿中国人的现状。
利用当代中国奴性化、物欲化、谎言化的民族人格，中共暴政的宣传机器培育出一种无魂的民族主义，为其全球扩张提供民族心理基础。所谓“无魂”，是指这种民族主义没有任何文化精神的追求或者理想主义的附丽，而只充斥着沸腾的私欲和阴郁的贪欲。
作为无魂民族主义生命承载者的那部分中国人，基于入骨的奴性，他们对中共暴政，这个文化上的外来政权，每日每时都在制造的大量社会罪恶噤若寒蝉，讳莫如深，却对历史上异族的入侵义愤填膺，因为，他们明白，对身边现实的罪恶进行抗议会受到官权的迫害，而对历史的不公正作出声讨的姿态，不仅可以发泄虚伪的激情，而且还会得到暴政的赞赏；他们自己被中共暴政剥夺了思想言论自由权，甚至剥夺了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权利，反而渴望在中共举起全球扩张的旗帜时去抢劫全世界；他们自己沦为暴政的政治奴隶，却渴望践踏台湾的自由，以满足黑暗的心理冲动。
当代中国无魂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华丽的谎言。因为，它所张扬的“爱国激情”和“历史义愤”都建立在奴性、物欲和谎言化的民族人格基础之上，都在为中共暴政的极权扩张作政治宣传——谎言人格支撑的激情必定是谎言；政治宣传化的义愤必定虚假。然而，谎言也可能蕴涵巨大的能量；历史就常在谎言引导下伸展，命运则常被谎言蒙蔽。十余亿道德良知在物欲中腐烂的中国政治奴隶，以无魂的民族主义的名义，按照政治奴隶主中共暴政的意志，要求灭绝台湾的主权，用极权专制控制自由的台湾。在如此严酷的命运挑战前，台湾怎样作出抉择？“台湾会投降并和中共一起腐烂，还是会为捍卫自由而战？”——每次走入台湾时，我都如是问自己。
中资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媒体为马英九政府投共卖台所作的辩护，已经如铁幕遮掩了台湾资讯自由的空间。这种状况令人气沮。但是，只要离开猥琐的政客和只会为钱而疯狂的奸商，走入台湾的民众中，生机勃勃的清新之气便沛然入我胸怀。
在台湾的大山碧水之间，花韵竹影之下，民间的艺术家、雕刻家、写作者、园艺培育者和最普通的农民，都通过他们的生活过程，创造著与自然一致的美，创造著真实的人性，创造著有些古拙但却善意深沉的道德原则。凝视林义雄、高成炎教授等千里苦行者的背影渐渐远去；透过台北之冬濛濛的雨丝，看到立法院外棚屋中的蔡丁贵教授和他的白发苍苍的战友们，我意识到，有一些高贵而顽强的生命，还在守护属于台湾的最后的理想主义，守护着台湾的梦。
漫游台湾，一日沉醉之后，我豁然开朗，明白了诗人李敏勇说出“台湾是一个小而美丽的国家”这句话时，声音中为什么会充满动人的深情——深情中有百花怒放时浓郁的芳香，有红日沉入大海时的万里涛声。登玉山之巅，环顾今日之世界，我看到，台湾是少数几个还珍藏着人类已经丢失的文化神韵的地方；是少数几个还能够同真实而美丽的人性对话的文化圣地。在理解李敏勇对台湾的诗意萦绕的深情那一刻，我也得到一个刻在铁石上的答案：台湾一定会拒绝中共的利诱或者武力威胁——台湾定然会拒绝和中共一起腐烂的命运，拒绝政治奴隶的命运，而将捍卫自由与独立。因为，台湾壮丽与秀美共存的山河孕育出的真实的文化精神，宁肯为自由和美而玉碎，也不会丑陋而卑贱地瓦全。
这是一个历史因丧失精神目标而走入绝境的时代；这是一个人类由于对物欲的迷恋而可以背弃自由理想的时代，所以，这也是一个需要用理想主义感动的时代。只有在理想主义的感动中，历史才会回归精神的命运，人类才会重新把热恋的凝注献给自由的理想。我深知物欲追求常构成历史的原动力，在心灵普遍腐烂于物欲的时代更是如此。但是，我也更清楚，在诸多命运的关键时刻，是理想主义，而不是物欲诱惑，引导人类走入伟大史诗的时代。究其原因，则在于诚如柏拉图所言，“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
台湾，苍天般辽阔的太平洋中的一个美丽岛，将要以她在铁血强权前捍卫自由和独立的意志，成为人类万年历史中坚守高贵精神原则的典范；这个意志中所蕴涵的史诗的悲壮和英雄人格之美，将感动历史与命运。台湾将因此走上人类荣耀之巅。
台湾人是一个有质朴的真情而没有野心的族群，甚至对荣耀也没有野心；他们只愿在平静的劳作和休憩中，度过自然而真实的生活。然而，命运却要逼迫台湾走向荣耀，而且逼迫越冷峻残酷，荣耀便越辉煌。在整个人类都自愿走向堕落的时候，台湾却被迫走向荣耀，这也许意味着难得的幸运——似乎命运不允许台湾堕落。
不相信理想主义的时代必定蔑视英雄人格；不理解生命价值的庸人俗物必定诅咒英雄。相反，敢于同艰险命运作生死之决的族群，则必定尊重属于自己的历史的英雄。值此台湾与中共铁血强权就要开始最后的意志对决的时刻，英雄郑南榕雄烈的魂魄将在金焰中灿烂复活，并和英勇壮烈之士，慷慨悲歌之人一起，守护台湾的自由。在凶险万端的命运挑战前，失去英雄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就失去了一切；没有英雄人格的勇武刚毅，就没有一分凯旋的可能。
有人在窃窃私语中指责郑南榕不珍惜生命。但是，这种指责是错的。郑南榕是以一个伟大理想主义者的方式，以一个高贵英雄的方式珍惜生命——在自由的理想还面临被摧残的危险时，他不允许自己的生命在庸俗中渐渐腐烂，他要让生命升华为绚丽的意义，升华为自由的美丽祭品。郑南榕的生命因此成为台湾的精神圣物。
还有人公开把英雄与民主对立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否定英雄。但是，这种否定使民主蒙受耻辱。因为，它似乎在暗示民主是只属于庸人的概念。民主确认每个人在法律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却并不否定英雄人格的价值。现在，台湾的民主制度处于中共强权觊觎的危险中，则更需要台湾族群人格的英雄人格化。
国民党权贵的小政客卖台求荣，秽行昭彰；马英九媚共投降，自以为得计；奸商滚滚，皆争相对中共卖好输诚，以求不义之财；小文人碌碌，尽见利忘义，向中共乱飞媚眼；更有怯懦庸众，移财资于境外，准备一旦不测，便插翅远飏，置台湾命运于不顾。上述种种危象难道还不足以使人认识到，唯有台湾族群整体上得到英雄人格的加持，才能铸就同命运决死战的意志，以挽狂澜于即倒。
情势扑朔迷离，人心动荡难测，恐怕上帝都无能准确预言台湾的前途。不过，我坚信，郑南榕精神将以台湾之魂的名义，召唤英雄的男女，为自由一战。此战如败，则血漫台湾，自由之梦破碎于宝岛，中共极权全球扩张的人类大劫难势将难免；此战若胜，则自由屹立于台湾，极权崩溃于大陆，人类将进入另一个时代。无论那个时代的主题是什么，为自由而浴血的台湾精神，都将成为时代晨光中一缕至美的朝霞；拯救了人类自由的台湾英雄人格，都会赢得历史的永久尊敬。
三、台湾独立建国的时机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台湾通过独立建国，以卫护自由和民主制度——这是当代台湾大国策的核心。何谓独立建国？根据台湾目前的情况，独立建国的主要内容如下：废止《中华民国》宪法、国名、国旗、国歌；颁布《台湾共和国》宪法，宣布起用新的国名、国旗、国歌。
如果说走出历史的阴影是台湾大国策的第一步，独立建国是台湾大国策的灵魂，那麽，独立建国的时机的选择与确定，则是台湾大国策最重要的策略原则之一。二十一世纪初叶，民进党执政期间，台湾已经丧失过一次独立建国的机会。没有勇气与智慧果决地修宪法，改国名，易国旗，只简单提出某些两岸是两个国家之类的口号，会使神圣的独立建国事业沦为政客玩弄的政治议题。独立建国，乃国之大事，关乎台湾今后千年的历史命运和当今台湾人的生死荣辱，因此，选择时机需要大智大勇。无谋无智的匹夫之勇适足以败事；无勇无胆的庸人政客永远只敢谋划，不敢行动。
选择独立建国的时机，不仅应当知敌知我，洞烛情势变化之先机，而且要有从绝境险地中发现机遇的能力。这种能力既是大智，又意味着大勇。认知中共的强大几乎不需要智慧；中共在管辖人口、土地、资源，以及经济规模和军事能力诸方面比台湾强大得多，乃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存在。所以，很多人忧心忡忡，一谈独立建国便气沮色变，不敢捋中共之狼尾虎须。更有《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吴敦义浪声放言，“白痴才搞独立”——他似乎觉得自己能发现不需要智慧就可以看到的事实，便不是白痴了。行政院长的智商如此，可见马英九政府官员之愚蠢颟顸。当前，能从中共的强大中看到其致命弱点者，才是大智之士，而能从中共的弱点中找到台湾独立建国的时机者，则是大智亦复大勇之士。
台湾独立建国的最佳时机在二零一二年；那也可能是台湾独立建国的最后时机。其实，二零一二是胡锦涛在时间上为台湾划定的宿命之线；他要在那一年用签订“和平协议“的方式，实现中共对台湾的全面的政治控制，即实质上用极权专制统一台湾，灭绝台湾的民主政治。因此二零一二年对台湾最危险。不过，这也是台湾独立建国的最后和最佳时机。之所以是最后的时机，就在于二零一二如果独立建国不成，中共的铁幕将在下一个历史时期中遮蔽台湾的命运；之所以是最佳时机，就在于台湾一旦以果决刚毅之意志，在二零一二年行独立建国之事，则极可能提前引爆中共内部大危机，从而使台湾建国之梦成为现实。
如前所述，中国的两极分化已经满足了形成重大社会危机的基本条件，现在只等待中共党内权力斗争激化，冲破宫廷斗争的范围，从而扣动击发社会大危机的扳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在因素介入，只按其自身的逻辑发展，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五年中共“第五代“全面接掌最高权力之后，击发社会大危机的扳机将被扣响。然而，如果能洞察台湾问题与当前中共权力斗争之间的微妙联系，则会发现一个重大可能性，即在二零一二年胡锦涛准备消灭台湾的自由和独立的危险时刻，通过实施台湾独立建国大国策，则可能激化中共党内矛盾，加速中国内部危机发展的逻辑过程，从而使对台湾最危险的时刻，转化成对中共最危险的时期。
目前，中共内部为权力而激烈角逐的基本派系是两个，即胡锦涛的“团派”和江泽民的“上海帮”。另外，薄熙来在重庆实施的“唱红色经典歌曲，打击与腐败官员勾结的黑社会势力”的行为，则意味着“新左派”政治崛起的一次预演，而担任导演的薄熙来也被认为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派别代表。国际间的媒体和“中国问题专家”广泛炒作的所谓“太子党”，并不构成中共党内斗争的一个独立派系，而只是一种政治出身的表述。“太子党”成员内部利益矛盾深刻，四分五裂，小帮派林立，而且，无论“团派”还是“上海帮”，都包括许多出身“太子党”的成员。
数年来，胡锦涛通过何勇，架空贺国强，实际控制了专职整肃官员风纪的“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所以，在以反腐败为借口进行的党内权力斗争中，胡锦涛及其“团派”，攻城拔寨，斩获甚多；江泽民及其“上海帮”一败再败，似乎已呈颓势。但是，江泽民执掌党军政大权二十年，利用腐败权力，培植了大量的利益死党，其势力可谓根深叶茂，现在虽不断败退，尚远不致一溃千里。相反，江泽民的“上海帮”像受伤的狼，卧在草丛里，一边舔伤口，一边紧张窥测反击胡锦涛的机会。据“上海帮”的重要人物的家族成员透露，江泽民认为，在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前，彻底击败胡锦涛的唯一机会，就在于二零一二年中共用统战方式控制台湾的战略遭受严重挫败。
胡锦涛全面掌握军权之后，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国策修正，就是把江泽民主持制定的“军事斗争为主，统战方法为辅”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改为“以统战方式为主，以军事斗争准备为辅”。胡锦涛作出这种国策修正，并非由于他“和平、理性”，厌恶战争，而完全是出于权力斗争的自私的考虑。
胡锦涛出任中共军事委员会主席时间不久，如果对台湾问题实施军事解决，他尚没有能力掌握全局，且会使江泽民长期在军内培育的力量借机进一步崛起。如果用统战方式为主，解决台湾问题的整个过程都将处于他的操纵之下；台湾问题的解决也因此成为强化其权力地位的一个历史性“功绩”。
不过，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利弊得失靠天意，但更靠人谋。胡锦涛改变对台湾的国策之举，不仅令江泽民和“上海帮”愤懑不已，而且开罪于试图通过台海作战“建功立业”的军内强硬派，如梁光烈、郭伯雄等，还被少壮派将领和军官如朱成虎、罗援、戴旭等私下指斥为“误国的书生之见”。薄熙来在二零一零年三月赴京开会时，曾在北京的家中宴请国防大学和军委各总部的十几位将军和大校。席间，酒酣耳热之后，薄熙来狂言道：“共青团系统出身的干部，凭一张舌头，巧言令色，就登大位掌重权。现在，他们又以为凭一张舌头就能说得台湾来归，那是作梦。毛主席早说过，‘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说，‘大军不到，台湾不会自动回归。’我打赌，台湾问题的解决必有一场血战。现在的这一套统战政策最后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们就等著吧，二零一二年看他胡锦涛怎么收场。”
当前，台湾问题已经演变成中共权力斗争的一个焦点问题；除“团派”外，中共内部各种势力几乎都对胡锦涛的统战台湾的战略持乐观其败的态度。曾庆红看过《台湾大劫难》后，在好几个场合，难以按捺幸灾乐祸之意，对“上海帮”的人士说过同样的话——“这本书出版的很及时，这可给胡总出了一个大难题，考验胡总的智慧的时候到了。”曾庆红的态度已经引起胡锦涛的重大顾虑；据“太子党”间流传的消息，胡海峰透露，胡锦涛甚至怀疑是曾庆红指使人，故意把祕密文件泄露出去，才支持了《台湾大劫难》的写作。
上述诸种情况都标示出一个判断：在台湾问题上，胡锦涛只能进，无法退；他的统战台湾的战略必须在二零一二年取得成功；他承受不了失败的政治后果，因此，他必将把自己的政治能量发挥倒极致，以实现其战略——他自己走在有进无退的不归路上，他也必定要在二零一二年把台湾逼上绝路。面对迫在眉睫的危局，吴敦义还要谈论八十年、一百年后中共的变化对台湾的影响，这才真是政治白痴。
处此困境绝路，如何解脱？台湾只有行大智大勇之策，借力打力，促使中共变起肘腋，祸起萧墙，惨烈内斗，自宫自残，无暇外顾，才能扭转乾坤，击破中共为台湾设定的最后时间界限。以卫护台湾自由的名义，行独立建国事，宣布创立《台湾共和国》，颁布《台湾共和国宪法》——这是一举改变命运，创造历史之策。
《台湾共和国》横空出世，昂视阔步进入历史，必产生下列震撼性效应。
首先，台湾独立建国表明胡锦涛用统战方式控制台湾的战略在最后一刻彻底失败，想使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成为统一台湾的庆典的政治企图瞬间化为泡影。胡锦涛的权力斗争的对手，早已环伺周围，磨牙吮舌，此刻此时则定然借机而起，以此发难，从而在中共十八大前引发江泽民势力与胡锦涛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的决战。这一决战，事关双方及其家族的存亡荣辱，因此，双方必全力以赴，誓决生死。“新左派”摩拳擦掌，窥测时机已久，中共当权集团的大内乱，正是“新左派”崛起的政治机遇。而“新左派”崛起必以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为号角，促使中共内部权斗冲出宫廷斗争的范畴，演进为社会政治运动。在此情况下，中国已达极端的两极分化所蕴涵的政治能量，就很可能被引爆，中国社会大变革将提前成为中国现实命运的主题。
其次，台湾二零一二年行独立建国事，将完全打破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安排，使其陷于战略被动。中共虽有对台的军事行动预案，然而，该预案是以统战方式取得决定性成功为前提而设计，所以不可能适应统战方式彻底失败的局面。而国家战略的转化，绝非一朝一夕可成；旧战略的失败要求制定新战略，新的国家战略的制定，要求最高权力意志相对统一，在中共最高权力范畴内权斗如火如荼的状况下，这种最高的权力意志的相对统一显然是奢望。因此，中共新的对台战略将在一定期间内难以形成，离进入实施阶段就更远。由此一来，台湾会有比较充足的时间为台湾宣布独立建国善后，并为应对未来可能的种种挑战作充分的准备。
有人或许担心，内部权力斗争激化，会不会促使中共当局将矛盾外引，倾全力荼毒台湾。这种担心其实是对事态缺乏具体认知的结果。对历史和现实作纵横观，凡极权专制，当社会矛盾难以在内部化解时，确实常有将矛盾外引，发动对外战争，以缓解内部危机之举。在一定程度上，中共二十一世纪全球扩张战略也是为了将中国人的注意力从国内危机引向对外扩张。不过，把内部危机转化为对外的扩张需要一个基本条件，即极权体系的最高权力意志被一个铁腕人物或者一个基本团结一致的寡头集团所掌握。或者说，统一的最高权力意志是实施上述危机解决方案的前提。在最高权力意志分裂的情况下，极权专制需要作，也只能作的第一件事，便是通过血腥的权力斗争，重新形成统一的最高权力意志；如果不能形成，极权体系将趋向崩溃。
如曾经分析过的那样，江泽民帮派与胡锦涛帮派之间的权力斗争是最高权力意志的分裂；“新左派”的崛起则更意味着，最高权力意志的分裂已经由帮派利益之争，演化为政治意识形态之争——那是极权体制灵魂撕裂的象征。所以，《台湾共和国》的建立一旦引发中共内部权力的一次决斗，中共暴政根本就无暇他顾，只能专注于解决最高权力意志分裂的危机。而且，在权力决斗开始之后，江泽民势力和军中坚硬派也不会允许胡锦涛临时行险，冒然出兵台湾——他们还要把解决台湾问题的“荣耀”留给自己。更何况胡锦涛虽阴鸷狠毒，却缺少行大险的胆魄。
综上，担心台湾独立建国会造成中共立即武力进犯，荼毒台湾的担心，基本上属于杞人之忧。二零一二年，是台湾实现其建国梦的最后时机，也是最有利的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此机一失，遗恨万古；扼住时机的咽喉，《台湾共和国》就将崛起于时代之巅。
在此，讨论的主题只限于台湾独立建国的时机。至于二零一二年独立建国时具体会面临怎样的险境，以及如何为《台湾共和国》赢得国际支持等问题，当容在下一章，即第十章中讨论。
四、让《台湾共和国宪法》成为人类自由价值的集中表述
——一个既有利于中国民主化，又是保卫台湾自由所必须的时代主题
如果说选择实施的时机乃独立建国首要的策略考虑，那麽，创制《台湾共和国宪法》，则意味着为独立建国铸造国魂的事业。宪法是国家意志的最高法律表述，也是国家价值基础的最高法律依据。历史将以《台湾共和国宪法》作为主要依据，判断台湾独立建国运动的历史意义；人类也将在相当程度上以《台湾共和国宪法》作为主要依据，来决定对台湾独立建国运动的态度——同情，支持；还是冷漠，甚至反对。
中共铁血强权近在咫尺，吞倂之意，急不可待；台湾处境，凶险万般。因此，独立建国运动得到人类的同情和支持，得到历史的肯定，乃是关乎台湾生死存亡之大事。能够有益于人类并感动人类者，才能得到人类的同情和支持；创造历史价值者，才能得到历史的肯定。因此，小邦立国，必有大国之志，方能成功。所谓大国之志，绝非指强权扩张，而是要有顾念天下苍生的彿心，让自己国家的立国价值与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的要求一致。宪法则是表述大国之志的最主要的法律方式。
在此，利益人类，主要指精神价值。《台湾共和国宪法》要想为独立建国运动奠定成功的精神价值基础，其内容就不仅应当与台湾命运攸关，而且应当以历史的反思为基础，成为人类对自由最新理解的集中表述——台湾唯有靠对自由的热恋和深刻的理解，来感动人类和历史。
据我观察，台湾独立建国的立宪活动要切忌下述两种倾向。
第一，试图通过强调种族生理特征，把种族的特殊性作为独立建国的一项价值基础。这种倾向的危险性，可以历数如左：首先，独立建国本质是一项属于精神领域的事业，而不是生理范畴的问题。把种族生理特徴作为基础，将极大削减独立建国的政治意义和精神价值。而能够感动人类的是精神价值与政治的正义性，不是生理特徴。其次，依照现代法的精神，种族生理因素的独特性，不足以构成独立建国的合法性基础；一个简单的事实在于，同一种族的人可以分属不同国家，同一个国家也可以有诸多不同种族。另外，种族生理特徴是一个十分狭隘的有种族主义嫌疑的平台，如果把独立建国置于这个平台上，则很难得到世界的道义理解；没有世界的道义理解，当然不会有广泛的支持。
第二，把独立建国视为台湾内部某一族群的专利，以至于特权。我们已经讨论过，台湾的族群撕裂是国民党权威统治时期，留给台湾命运的一个毒咒；台湾至今还没有走出这个历史的阴影。把独立建国视为某一族群专利的倾向，则是这个毒咒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其极端者甚至把是否讲源自闽南语的台湾语，作为判断对独立建国事业忠诚度的指标。我们知道，戒严时期国民党强迫推行所谓国语，禁讲台湾语。国民党的这种作法不仅伤透许多台湾人的心，而且是一种文化性的种族灭绝的罪错。但是，如果为报复历史，而在今日的独立建国运动中引进另一种语言歧视，乃至族群歧视，则是深刻伤害独立建国事业的大荒谬。因为，台湾是属于所有台湾人的——无论其属于那个族群，有哪种宗教信仰，使用哪种语言；只有独立建国成为绝大部分台湾人的共识，《台湾共和国》，这个台湾之梦才能实现。从现代法的精神的角度审视，语言也没有资格构成独立建国的基础——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可以分属不同的国家；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也可以共处于同一个国家。
只有超越族群撕裂和语言歧视，独立建国事业才能有大成。在此，我愿向某些台湾朋友进一言：“你真得忠诚于独立建国运动吗？你真得渴望创建《台湾共和国》吗？如果是，那麽就剖开你的胸膛，把你的心捧给所有的台湾人，而无论他属于那个族群，讲哪种语言，并告诉他们——台湾独立建国是卫护台湾自由的唯一之途；台湾是现在所有生活在台湾的人群的唯一祖国和安身立命的地方。”
《台湾共和国宪法》要想成为人类自由价值的时代结晶，就必须具备满足时代精神要求的素质。哲人曾有言：“当代，东方需要自由的拯救，西方则需要拯救自由。”此一言，道出时代的基本精神要求。希望独立建国运动创制出体现自由的拯救和拯救自由的时代精神的宪法，与希望《台湾共和国》的创立得到历史肯定和人类支持乃是同一回事。
根据上述希望，为实现“东方需要自由拯救”的时代精神，《台湾共和国宪法》应当再次确认人类实践自由理念数百年来所积累的普世价值。其最重要者包括：“主权在民”原则；法的天职在于对公民权利的肯定和国家权力的限制的原则；权力分立制衡的原则；法治与司法独立原则；公民财产个人所有权不可侵犯原则；思想自由及精神形态多样化原则，等等。
值此中共暴政的宣传机器和数百万御用文人每日每时都在大言滔滔，论证共产党极权的合理性的荒谬时代，再次确认自由民主的真理性乃是创造历史的行动。以《台湾共和国宪法》的名义重申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对于中共专制铁幕后十五亿政治奴隶，意味着时代的启示和自由人的政治示范。因此，在自由民主的意义上，台湾的独立建国运动与中国人摆脱政治奴隶命运的追求，利益相合，价值取向一致。
事实上，在中共的逼迫下，创立《台湾共和国》已经成为为保卫台湾自由的唯一方法。如果任由中共用暴政“统一”台湾；如果任由台湾，这盏东亚自由民主的明灯，被极权专制吹灭，那麽，不仅世界将因此而更加黑暗，中国人也因此失去一个自由的希望，中国的民主化的前景则会由于中共暴政的胜利而变得黯淡。因此，台湾的独立建国运动和中国的民主化并行不悖；《台湾共和国宪法》不仅是卫护台湾自由的法律坚盾，也是中国十五亿政治奴隶追求民主的过程中可以借鉴的他山之石。
为实现“西方需要拯救自由”的时代精神，就不能不对西方民主国家的精神和社会危机进行全面的了解和法哲学的总结。就目前最突出的危机表征而言，《台湾共和国宪法》至少应当具备下列内容，才能符合“拯救自由”的时代要求。
其一，强化对金钱转化为政治和社会特权的的法律防范与纠正机制。
“文艺复兴”过程中，基于对中世纪政治专制的深刻认知，法律把确认与保护公民基本人权和严格制约国家权力，作为最重要的事项加以关注，但是，却忽略了对另一个具有强大社会能量的因素，即金钱的制约。几百年的实践证明，民主制度确实成功地把国家权力这个猛兽关进了法治之笼，但是，金钱转化为政治和社会特权的现象则由于缺少法律制约，对公民在法律前一律平等之原则，造成严重伤害。这种伤害已经以精神危机的方式对人类提出警告。即使在台湾，通过金钱在选举中所发挥的超出合理性范围的作用，人们也明确感到了金钱转化为政治和社会特权对选举公平的侵蚀。《台湾共和国宪法》如果能在总结全人类数百年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限制金钱转化为政治和社会特权的法律原则体系，那将是对“拯救自由”事业的重要贡献。
其二，确立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宪法原则。
“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限”——这是近代以来，限制自由权的最基本的宪法原则之一，而限制实质上意味着保障。不过，“文艺复兴”后的那些伟大的立法者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以致于物性贪欲鼓动下的经济发展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相当程度上已经威胁到人类的未来生存与发展。尽管各国都制订了为数不少的环保法应对危机，但是却少有宪法原则的规范。这表明各国对处理同自然的关系还缺乏最高法律范畴内的法哲学理解，而这种理解能否及时表现为宪法原则，关系到人类生存环境的安全。
显然不应该用法律限制贪欲，因为，法律的效力只以束缚社会行为为限度。不过，法律可以在社会行为的层次上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鉴于自然环境所处的危机状态，急需确立“人的自由以不侵害自然生态平衡为限”的宪法原则，并围绕这一原则，设置对自由权进行相关限制的法律体系。如果《台湾共和国宪法》承担起创制上述宪法原则的时代任务，也就意味着台湾独立建国运动从又一个角度承担起“拯救自由”的责任。就如同“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限”原则实质上在保障自由一样，“人的自由以不侵害自然生态平衡为限”原则，则是从保护人类根本生存条件的角度，来保障人的自由。
其三，确立不能以自由之名否定人的社会公共责任的原则。
中世纪是人的自由权被神权彻底否定的时代。人类走出中世纪黑暗之后，法律便合乎历史逻辑地把确认和保障人的自由权利作为第一定律。不过，人的生命具有个体性，人的生存却又是社会性的：生命的个体性确认个体自由，生存的社会性则确认共生共存的共和精神和社会公共责任。近现代法的精神以强调个人自由作为起点，乃是历史逻辑的要求，但是，对社会共和精神和公共责任的忽略所造成的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失衡，经过数百年的积累，已经通过精神危机的形式，对社会正义的价值基础提出质疑。确立不能以自由之名否定社会公共责任的宪法原则，或者说确立“自由以不得违背社会正义为限”的宪法原则，乃是走出精神和社会危机所必须；唯有如此，才能使自由趋近理性、良知，趋近曾令康德心灵震撼的道德准则。《台湾共和国宪法》如果体现出个人自由与社会共和精神、公共责任之间的合理平衡，就是在从事使自由理念高贵化的事业。虽说绝不可以用法律的强制性迫使人高贵与美，不过，法律却可以通过对自由界定，来表达对高贵与美的神往和对自由的拯救。
我对《台湾共和国宪法》怀有强烈法哲学的期待。这种期待是以我对台湾的文化底蕴的了解为基础。从郑南榕先生为公开发表一部台湾宪法草案而乘烈焰长风逝去时起，台湾宪法的创制就宿命地成为壮烈、悲怆的过程，同时也是充满智慧的过程。李酉潭教授的“绿色自由主义”的理念，则显示出台湾智慧对当前人类精神危机的某种程度的准确解读。
让《台湾共和国宪法》成为当代人类自由理想的经典表述，台湾独立建国运动就获得了同人类利益一致的价值基础。因为，唯有自由才是人类共同的事业。除了自由之外，任何其它理念都不应当被奉为台湾独立建国的价值根据。自由，才配作《台湾共和国》，这个海洋国家的立邦之本，建国之魂；也只有自由，才是能够得到人类承认的台湾大崛起的精神象征。铸造自由的意志，是台湾独立建国运动超越台湾本身的命运，升华为人类保卫自由的世纪之战的关键所在——此乃台湾的生死之道，胜败之机，台湾的有识之士不可不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