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提示：文革中一条台湾渔船触礁了，大陆渔民出于同胞之情，把他们救起，还得到大陆政府很好的招待。政府安排他们参观工厂、学校、景况较好的渔村，还招呼剧团排一台精采节目供他们欣赏。节目除几个舞蹈外，还有一个反映台湾渔民在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下如何在死亡线上挣扎，日夜盼望大陆跨过海峡，解放台湾的话剧。只见舞台上黑沉一片，凄风苦雨，爹哭娘叫。台湾同胞看后觉得莫明其妙。他们说，这演出的渔民可不像台湾渔民，如今台湾渔民都建起了新村，每个新村都有了托儿所、电影院、蓝球场、医疗所，家家都有缝纫机，人人都戴手表，很多人家里装了电话。打渔用的是机帆船，渔民的衣着也很讲究。而你们渔村还是用木帆船，渔民的衣服也太老旧了。
不管打着多么堂而皇之的招牌，不管喊着多么响亮的口号，文革发动者和推波助澜者实为私利而战，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识破。否则你很难解释一个好好的国家为什么要让她乱。经过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折腾，到了1963年、1964年，老百姓明明看到国家形势正在好转，可为什么又要哄着几亿中国人发动对国计民生毫无作用的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针对的又岂止是只是文化？它“革命”的目的明显是要争更多的权和利！1962—1965年形势转好，物资供应较好些了，市面较繁荣了，粮食配给比较正常了。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得到更多人拥戴，人们私下议论，“还是刘少奇有办法！”好些善于抓经济建设的高手受到器重，而一味胡抓“阶级斗争”的人由于导致了三年饥荒，处境日益尴尬。有人开始喊“刘主席万岁！”《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竟登出刘少奇与毛泽东两个主席平肩的标准像，北京市委成了一些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刘少奇与漂亮的王光美出访印尼，风头出尽。印尼满街打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像。在一些大城市的公园，人们游湖时唱起了“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这样轻松愉快而又抹杀阶级斗争的歌，这些难道不是文革的由头？许多知识人看到了这一奥妙所在，因而在文革中他们被整得最惨，知识人也被认为是“最愚蠢”、“最反动”的群体。这在星球上是绝无仅有的怪事。上梁不正下梁歪，文革中层层都打着好看的招牌，喊着响亮的口号，实际却在贩卖私货。一个小小县城的新华书店，除星期天休息外，天天晚上从8点到10点都要集中学习，说是“雷打不动”，问其学什么，说是“斗私批修”。哪里有这么多的私好斗，这么多的修好批？这个新华书店职工很不满，因为白天上班，晚上学习，还要带小孩，许多家务都没法做。她道出了书店天天抓学习的真情，有个头，被上级领导器重了，还想再往上爬，所以很积极，但大家跟着受累；还有当高层为争权夺利斗得你死我活，无暇顾及下面的事时，也让下面开展学习，以转移老百姓的视线；每个单位、每个部门领导人都想借文革之机整倒自己的对立面；许多“群众”则趁难得的好机会，觊觎着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领导宝座；为揽取更多权和利的人，提出“造反有理”、“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走资派”，也是针对别人，却绝不允许造自己的反，把自己踢开，把自己打倒。当造反派搞到自己头上时就歇斯底里叫喊说“要造资产阶级的反”，可他们当初说的只是“造反有理”；几个造反派别都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都称忠于毛泽东，但仍要拼杀得你死我活，何哉？实则为夺取造反队伍、单位、部门第一把金交椅而战；“破四旧”时冲锋在前，把与自己毫不相关的“四旧”打得落花流水，把与自己根本不相识的人打得头破血流，实则为的是求得上层文革派头人的赏识，像“五大造反派头头”一样，封个全国、全省、全县知名的“革命闯将”，有个升迁资历，将来好谋个一官半职；也有的是为趁火打劫，捞些值钱的东西私藏起来；而当这些造反群体利用完后被人各个击破，赶到农村“广阔天地”分而治之后，却再难见他们有惊天之举。此时他们不得不改为谋生而战，为上调而战，为回城而战，却极少再提为文革而战了，还埋怨被人忘记了；当然也有喜好恶作剧，喜欢乱中添乱，喜欢欣赏残酷的变态人混在其中瞎起哄，这就是所谓“沉渣泛起”的一批人。
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即使再操蛋，也懂得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皇帝祭天，总是记得祈祷这两句。唯独文革则不同，它提出要乱，而且要越乱越好，说是乱了敌人，锻炼了革命群众。还极力煽动“造反有理”，这可真是“史无前例”了。全国各地相率而行，果然，从中央到地方都乱了起来。马路两旁的路灯被人用石头、弹弓砸打得只剩光杆。学校的窗户、教室门、各处玻璃、课桌课椅、黑板架被砸得狼藉满地。学校、机关单位的花木受到极尽摧残。图书馆的书被践踏一地，文化馆的字画被撕成碎片。极有历史意义和建筑艺术的庵堂庙宇遭到严重破坏。全国斗争蜂起，上千万人被打倒，被批斗，上千万人被整死，或自杀。几亿人不得安宁。平时讨人嫌的二流子由于无所顾忌，带头打砸抢，出尽了风头，许多人不得不“敬而远之”。他们可以随意带人抄家，他们抄家的重点是金银财宝。但绸缎衣服、被面也不放过。抄走的东西从不打收条。这些人三五成群，到一些“成分不好”的人家去抄家。偶然抄到一张借条，就大做文章，不管任何情况下的借据，都说成是“变天账”。被抄去的东西最后下落不明。被抄家人还不能多说话，多说两句就是“反攻倒算”，轻则挨打，重则拉去大会批斗。
有一个时期，戏院、电影院筑起了武斗工事，主要大街成了战场。地方分成数派，子弹、手榴弹四处横飞。这些都得到中央的赞许，说是关心国家大事的表现。一些人看不惯，不想介入，被扣上了“逍遥派”的帽子。街上贴出姚文元的讲话：“逍遥派可耻”，于是背上了“可耻”的罪名；有的人在两派即将拼杀之前逃出了是非之地，于是长期被造反派篾称为“叛徒”。
文革中常读的毛泽东语录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实际运作却并不如此。1969年“九大”排名，虽说按姓氏笔划为序，但毛泽东、林彪却越过了一切姓氏笔划，赫然排在最前面。代表中姓氏笔划最少的丁盛和以下的1509名“群众”，则总是靠后；看新闻简报电影，凡有中央最高领导人出场，我们总会听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周恩来……”。属于“以及”名份的周恩来也很知趣，总是让出位置，让林彪紧跟毛泽东走在最前面，自己则退了四、五步，让出一条空道，暗寓此二人是亿人之上，位极人臣的人物。毛、林二人当仁不让，昂然走在最前面，周恩来自己则拦住另一批人卑谦地走在后面；前文说过的红太阳画，则把一大批“英雄”画得如同蝼蚁，一点也不像英雄的样子。有时干脆画成一片不晓世事，只知迎着太阳转脸的葵花。这一现象有些还贯彻至今，凡有领导下基层“视察”的图片，我们总能一眼看出谁的官最大，谁次之，谁更小。他们走的队形仿效的正是文革遗风。对比之下，远之，看看清代高官张之洞与群僚的照片，倘不点名，我们根本不知谁是主角。近之，看看美国总统奥巴马围观击毙本拉登的电视，他用小矮凳和大家混坐一起，若未见过奥巴马，谁也不知总统在哪里。自诩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国家，何以把自家“幼稚可笑的”身份看得如此之重！？今天仍有人对那个亿万人在政治高压下唯唯诺诺，仰着一人鼻息的年代很是怀念，说那时的人活得很有尊严，很有价值，这就让人纳闷不解了。后来想起看过的京剧《法门寺》，其中有个奴才太监叫贾桂，他在比自己官大的人面前总是情不自禁想下跪，上级叫他站起来时，他会说“嘻嘻，我这腿跪惯啦。”这个说尊严的先生就像这个太监。
文革初期，在林彪的推崇下，语录大行其道，几乎充斥一切领域。书本、报刊、墙面、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医院、寺院、办公室、课堂教学、教室、练习簿、信封信纸、邮票、算盘、大街、商场、店铺、住房、卧室、食堂、厨房、火柴合、脸盆、梳子、水杯、台灯、镜子、枪托、汽车、火车、体育场、公园、候车室、电台广播、发表文章、开会发言、领导讲话、电影、文艺演出，语录无孔不入。有的地方还套用在生活语言上，去百货公司买东西，有顾客先说“抓革命，促生产”，售货员则说“为人民服务”，对完语录，顾客买到了一把牙刷。有人对这些现象认为不妥，婉转地提出不要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结果说此话的人被以“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论处，继而打成“反革命”。这些本可以成为相声的绝好素材，可惜相声界对此却寂寞无声。
文革时期，你读数、理、化，学英语会被斥为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但你可以尽情的去玩消磨时间的扑克牌，尽管扑克牌k、Q、J、A上画的全是洋人，却无人说你不对。
文革中，两个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成了高层权力斗争的工具，有时还助纣为虐，又是文革动乱的策源地，尽情地表演了一番。文革玷污了这两所学校的美名，使她变得庸俗而鄙贱。
文革中大力推崇“革命样板戏”，中央有文件，要求将“革命样板戏”在全国普及。当时“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龙江颂》、《海港》、《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已拍成电影，各机关、部队、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纷纷用公款订票，有的则由单位统一订票，事后向个人收取票款。动员干部、职工去看“样板戏”，在吃“大锅饭”的年代，可以停工不上班去看电影，何乐不为？但也有少数人不去。为防遗漏，有的单位还在电影院点名查人数。看完“革命样板戏”还要开讨论会。讨论“样板戏”如何好，如何有教育意义，江青搞样板戏如何了不起，不愧为文化战线上“伟大的旗手”。另一个普及办法是动员干部职工某天在影剧院集中，请京剧团演员到影剧院教唱革命现代京剧，名曰京剧样板戏学习班。台上一两个人教唱，台下成百上千人跟着学。还有的办法是让京剧团派出人员到工厂、部队和学校去教唱“革命样板戏”。难怪经历过文革的人几乎都会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提篮小卖拾煤渣”、“临行喝妈一碗酒”、“今日痛饮庆功酒”等等唱段。
一个平时好说俏皮话的演员，在文革中遭了殃。“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刁德一是这样唱的：“新四军久在沙家浜，这棵在树有荫凉，你与他们常来往，想必是安排照应更周详。”他改唱为“新四军久在沙家滨，这棵大树有点荫，你与你们常接应，想必是安排照应有交情。”他于是成了篡改“革命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被斗得死去活来。
文革中长期被称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林彪同志”，1971年9月13日意想不到地“叛逃”了。从1971年10月6日起到同年12止，中共中央以57号、65号、67号文件向下层层传达了这件严重事件。其中包括《571工程纪要》。《571工程纪要》说到“‘国富’民穷”，“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这些话，传达文件的人无心，听者有心，都在私自议论：“讲得太对了！太好了！”大家在想，国家有钱造原子弹、核弹、氢弹、人造卫星。又不惜血本，大力支援非洲、朝鲜、阿尔巴尼亚、越南、柬埔寨、巴基斯坦，怎么却不肯出钱来为中国老百姓解决吃饭穿衣起码的生活问题呢？文革中农民缺吃少穿现象已经在全国相当普遍。不但是工人，几乎全体工作的人工资都丝毫未动，有的学徒工因文革动乱不得不拿着十多年学徒工资。物资也匮乏得吓人。不想1972年开始调资了。又有人议论说，一定是那个“反动的”《571工程纪要》起了促进作用！这年许多人加了六、七块到十来块钱工资。加工资的单位都要组织大家进行讨论。好些人发言，说十分感谢毛主席，共产党，给我们加了工资。今后一定好好工作，来报答毛主席、共产党的恩情；今后一定要努力工作，树立国际主义精神，支援世界革命。现在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特别是苏修、美帝国家的人民，还有香港、台湾的同胞，他们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死亡线上挣扎。我们还在加工资，太幸福了。我们可不能忘记去解救他们哟。这些话并不是讨论发言人的即兴之言，而是照搬官办报刊多年的宣传。
文革中有的地方不知为何，竟然会接待在海外知名度很高的港台人士，这些人提出要回老家看看。可惜他们的父亲却是地主。接待处为此事煞费苦心，有一番细心的布置。有些人因土改时评了地主成分，房子早被没收了，这时却让老地主一家老小搬回老房子，房子里的家具、地板、墙壁还专门派人整理、打扫了一遍。又去不知哪里抬来缝纫机和较好些的家具装点一下。待客人到后，老地主也换上了较好的衣服，还有专门人陪同。老地主因为多年战战兢兢过日子，遭受政治的重压，已经口齿不清，不太会说话了。于是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全都由陪同人员代劳。后来听说这一表演被客人识破。
文革中一条台湾渔船触礁了，大陆渔民出于同胞之情，把他们救起，还得到大陆政府很好的招待。政府安排他们参观工厂、学校、景况较好的渔村，还招呼剧团排一台精采节目供他们欣赏。节目除几个舞蹈外，还有一个反映台湾渔民在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下如何在死亡线上挣扎，日夜盼望大陆跨过海峡，解放台湾的话剧。只见舞台上黑沉一片，凄风苦雨，爹哭娘叫。台湾同胞看后觉得莫明其妙。他们说，这演出的渔民可不像台湾渔民，如今台湾渔民都建起了新村，每个新村都有了托儿所、电影院、蓝球场、医疗所，家家都有缝纫机，人人都戴手表，很多人家里装了电话。打渔用的是机帆船，渔民的衣着也很讲究。而你们渔村还是用木帆船，渔民的衣服也太老旧了。（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