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示：文革时期的怪事一箩筐，唐山大地震时灾情的图片都见不着，却见到《人民日报》登了一张照片报导：灾区人民不忘批邓。画面上见一队满脸灰尘的灾民排成半圈，举着批邓横幅标语。我想，这时他们亲人还埋在地下，死活不知，怎有心思批邓？明摆着作秀。
唐山大地震後的景象（照片中国/看中国配图）
文革中提出“三忠于，四无限”（永远忠于毛泽东，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由此而引生了一些特殊的“豪言壮语”，如“一切忠于毛主席，一切捍卫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万遍下功夫！”“毛主席的书，一分钟不学方向错，一小时不学走下坡，一天不学没法活！”“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叫干啥就干啥”，“想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
文革中在许多城市的中心地带，常见到巨幅的毛泽东单人或与林彪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的宣传画，其画基本是把彩色照片按比例放大无数倍的油漆画。另一种是把毛泽东画得像一座山，他处于云天，身上闪着的金光，让下界一群象征葵花的亿万人民幸福生长。还有一种宣传画，就是把工农兵画得英武高大，胸前抱着毛泽东著作，另只手或握枪，或拿镐，或拿锤，脚下踩的是小如老鼠的“帝修反”，只见它们心惊胆战，缩成一团，倒地求饶。这种画，在今天明智的中国见得少了，但在朝鲜的大街上却依然竖立着。
文革中街上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墙头不够贴便另用竹木架起专栏。大字使用纸张、笔墨、浆糊无数。有的大字报上墙，注明保留5天，但随后即被复盖；煮浆糊用面粉，刷浆糊用扫把，装浆糊的用大便桶；因为狂草狂画，毛笔只用一次就坏了；大字报室，墨汁浆糊满地泼；大字报贴太多，报栏承载不了，以至倾斜，大字报整板往下塌。几个腊塌的老女人，每次趁天黑来收大字报，一大卷一大卷往箩筐装，第二天好当废纸卖钱。故事天天上演，因为那时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再浪费也不能说浪费。林彪有言：“成绩是大大的，损失是小小的”。
文革中因为大搞阶级斗争，应运而生的是搞“外调”。外调人员拿着公款走遍了北国江南，多数为的是如何把人置于死地。刘少奇就这样被整死了！监狱人满为患。后来放了几个，称“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文革中大煽“阶级斗争”之风，因而层出不穷的批斗会在文革中贯串始终。在批斗会上，打人、折磨人的现象十分普遍。尽管政策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不搞逼供信。”但这些只是表面文章。当时流行的思想是：左比右好，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因而许多人都“宁左勿右”。打了人，还被认为“对阶级敌人满腔仇恨，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极有可能得到升迁的机会。如果不动手打人，就被怀疑立场有问题，这就危险了！有可能为此而被安上一个“与阶级敌人同流合污”的罪名。因而就不难理解文革批斗会何以打人成风了。一个单位，大家一起工作多年，互相都熟悉，都了解，都有一定情谊。但到了批斗会，却六亲不认，尊低不分了。有的为表现自己，下手还相当狠。又流传着林彪的话：“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阶级报复。”文革批判一个人，总是主观臆断，先定性，而后根据定性去罗织罪名。“四类分子”、“牛鬼蛇神”，加上“走资派”，当然是坏人，因而这些人挨揍便在所难免了。有的批斗会上竟动起了刑具。把人致伤致残的事时有发生。试看批斗刘少奇和彭德便明白了。刘少奇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彭德怀的所谓“里通外国，搞军事俱乐部”，大家并不清楚。而刘少奇的“三自一包”（三自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指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租地自由），“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要和，对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支援世界人民革命斗争要少），彭德怀替老百姓叫屈，这些明明是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所谓“支援世界革命”的情况是：当时中国除北京、上海机关单位有电视外，全国百姓不知电视为何物，但却要支援阿尔巴尼亚每村装电视；巴基斯坦布托访华，要求支助，周恩来批2亿，毛泽东再加一个零，成了20亿，这年好不容易交完公粮的农民每户还要追加50斤，真是焦头烂额了；支援越南的大米要特别加工，高档又高档，可中国的老百姓长期吃的是久存仓库的陈仓米。后来中越翻脸，越南人用中国支援的大米垒成雕堡，架起机枪和中国军队对射；中国支援金边波尔布特政权，波尔布特向中国革命取经，四年中屠杀了180多万占当柬埔寨三分之一的民众，使金边几成空城），但因为中央已经先给二人定了性，所以便在劫难逃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国防部长彭德怀在批斗会上都挨了打，彭德怀尤其被打得更惨，（只看看七十多岁的彭德怀穿着旧棉袄，被造反派揪着弯腰九十度在高台挨斗的照片，就知道如何残酷了）打倒在地七次，肋骨也被打断了几根，但策划打人者不但未被追究，还被中央捧得发紫，步步高升。
文革时兴大字报，上面登了许多随口开河的文章。好好的一个人，只要哪一天被大字报点了名，管叫你百口难辩。写大字报用红黑两种墨水，红色的专写毛泽东的名字及其引话，黑色的写刘少奇和一般人的名字和话语。为了体现革命，常要把刘少奇写成“刘少狗”，还要把名字写得歪歪斜斜，还要在他名字上打上叉叉。还创造了一个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从未见过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罪名套到他的头上。可怜刘少奇，为了向毛泽东争一点民生，不但人受罪，连名字也受罪。有人问，毛主席说到刘少奇时该用什么颜色？刘少奇说到毛主席时该用什么颜色？此时好事者会说，毛主席用红字，刘少奇用黑字。文革时期的“形而上学”真可谓猖獗！
在大字报栏上，有一期贴的是“百丑图”，上面全是中央和各部委办的领导人的丑化漫画，一个个呲牙裂嘴，尖脑怪腮。都说他们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令人不解的是，文革中一直声称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试问这掌门人，你干什么去了？为何怎能容如此多的人混进党内并且都成了高官？
文革时期全国继续学大寨，许多农村把学习重点放在“阶级斗争”，大堵“资本主义的路”。有的地方明明有大片的平展土地，有过剩的人粪、猪粪，却要选石头山造梯田，烧山土灰肥田。有的地方搞大会战，“一平二调”，出动大批义务工把大批田整平成一大片，对于整平了的村受益不少，但平田运动戛然而止，没有轮到平田的村，既白出了力，也误了本队生产，一举几失。
文革中许多单位办了农场，留守农场的多数是单位揪斗的“牛鬼蛇神”。他们在农场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没有娱乐，没有自由，过着死寂的生活，农场成了整人的劳改场。文革中还有“牛棚”，牛棚并非关牛的棚，而是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它也不是棚，而是几间较破烂的房间。人被关到里头，外面门上锁，派几个人看守，失去自由，此谓之“关牛棚”。彭德怀、贺龙被关，就是关牛棚。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还专门出了一本书，叫《牛棚杂忆》。关牛棚的都是“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分子，有时还加上坏分子。有一阵大揪“走资派”，小小的单位有时也抓出个把“走资派”。他们最后也被押送到农场或关进牛棚，与文革初被他整治过的人同处一起，真是哭笑不得。这时他们比“四类分子”更糟，因为大家都不理他，他只得把苦水往肚里咽。刚来时被人说一句：“怎么，你也来了！”于是羞愧满面。
大力鼓吹阶级斗争的文革，人与人的关系极为紧张，“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掏一片心”这句老式格言在文革中还说得不够，最好是逢人别说话。因为妻密告夫，子密告父的，师徒之间，干群之间，师生之间，好友之间互相告密，互相检举揭发是平常事。以至各人相互防范，处处小心。许多单位都有检举箱，还专派人收集“群众检举材料”。还有人躲到开收音机的墙下，搜索屋里听“敌台”的证据。有的县城大街上，随处显眼地挂着检举箱。奇怪的是，今天还有人称文革时期人际关系“十分和谐”，真是莫明其妙！恕我放肆说一句，看来此人不是误吃了迷魂药，便是瞎了鸟眼。
文革时把“出身不好”的子女称为“可以改造好的子女”，鼓动他们要和“反动家庭”划清界线，要“大义灭亲”。于是，一批“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努力表现自己，他们忙把姓名改掉，许多人改成了某“卫东”、“向红”、“卫东彪”、“红兵”、“文革”、“朝阳”之类；他们利用开大会、小会之机，痛哭流涕地申明要和反动家庭划清界线；有的当着众人的面去打骂“反动的”爷爷、奶奶、父母亲，还吐口水以示革命；有的甚至将“反动老子”打倒在地，形同仇敌；有的看着“反动的”父母被整死、病死，却若无其事，甚至幸灾乐祸；有的学《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背叛父母，离家出走；也有的子女难忘父母养育之恩，偎依难舍，不肯表态，但是要受到许多政治高压。不过无论怎样表现，最终这些子女总还是罩在“黑五类”的阴影中。
文革中的春节，有许多人感到特别有味。那时物资过度奇缺，单位如果发一斤瓜子，半斤花生就感谢不尽了，并且由衷地感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要是通过一些关系能多买到一斤肉，三斤桔子，一板豆腐，则更是喜之不尽。过年那天，全家人都在一起，清点一下，没有人被斗、被批、被关、被杀，就更是万幸了，幸福感油然而生。平时省吃俭用，少穿少吃，到春节那天，全部都穿上、用上、吃上，这尤其让小孩欣喜若狂。文革提出“过革命化的春节”，农村在春节那天动员大家积肥，修水库。城里也召集干部种树或支农。还有些单位、部门则拉几个“牛鬼蛇神”游街示众，目的是让他们出丑，添上晦气。各单位警惕有“反革命新动向”，派人轮流值班。人挺贱，今天大多数人都不愁吃不愁穿，东西应有尽有，“天天像过年”，春节失去了新鲜感，失去了激情。于是有人怀念起那个“缺吃少穿”，还斗得你死我活的“十年浩劫”来，说那时过年更有意思。不过，这与那些文革特殊既得利益者，心怀歹意，从私欲出发而为文革大唱挽歌的人有本质的区别。别看这些人挽歌唱得起劲，逮着一鳞半爪事件冒充公正，有意不说真话，东拉西扯，欺骗年青人，嘴上还骂骂咧咧。例如他们说那时人人有房子住，现在又多了一座大山，买不起房。他们故意隐去住房的档次：过去住的是祖宗的破烂房，单位成排的仅有二、三十平方的拥挤房，家具是自己用旧木料钉的桌子和柜子。今天要买的可是一家一套80多平方以上的高档房，青年人结婚家具、彩电、电脑要全新；他们说文革时没有污染，现在污染严重，但这却是城乡经济发展后的结果，想那时，老成姓肚子里无油水，连大便都不臭，什么东西都省着用，确实垃圾很少；他们说过去交通秩序好，现在车祸不断，他们故意隐去现在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有了大幅度提高，公车、民车以百倍之势增长，连农民也有钱买车，交通事故必然增多；他们故意以偏盖全，说农民进城打工如何落魄，闭口不说从前的农民被死困在农村，毫无自由，贫困不堪的事。而现在允许农民进城打工的政策恰恰是农民的渴求，许多农民在城市打工闯出了新路，投资办企业，搞活农产品流通渠道，到远地经商，推销家乡土特产，农家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富足。许多农村普遍盖起新房，好些农民买了车。去田里劳动、赶墟、做客、砍柴都坐摩托车，连城里人都羡慕不已。农业税取消了，生产有了自主权，优闲自在，还可以安排时间去旅游，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在文革时，连作一万个梦都想不到！改革的好与文革的糟两相对比何等鲜明。一些现在还为臭名昭著的文革唱赞歌的人，除了心术不正，心怀鬼胎外别无解释。试想，如果用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像文革一样，每月发给他粮票、布票，烟票、肉票，限定他只能买这些，他不跳断腿才怪呢！像文革一样，让他成天在大街武斗，打断了他的腿，他不后悔才怪呢！像文革一样，经过天安门一阵接见之后，把他赶往“广阔天地”，连自己的生活费都挣不到，他不灰溜溜才怪呢！像文革一样，他攻击中央领导，立即把他抓进“牛棚”，抽上几皮带，打上几拳，饿他个半死不活，他不吓得跪地求饶才怪呢。现在这些人一边享着改革开放的福，一边张口大骂改革开放，叫嚷着要大家回到文革去受二荐罪，居心何等险恶！
文革中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有时确实灵，开大会时把几个人押上台来暴打一顿，果然全体人都“老实了”。这叫“杀鸡惊猴”，古人早就做熟了。但秦皇搞了阶级斗争，不久便“坑灰未冷山东乱”。1976年“阶级斗争”搞得够起劲，结果是上千人在天安门广场上演“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文革中确有一股魔力，让人们不知所以。农民明明盼望着包产到户，却也一阵风批判刘少奇的“三自一包”；一些很有成就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专家，拿着较高的工资，也在那里狠批刘少奇的“三名三高”；生活要过得好些，物资要求要丰富些的人，也在狠批资本主义害人不浅；从小都是在父母勤护惜下长大的儿女，竟在那里高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和尚尼姑站在大街上，手里举的是“反对封建迷信”标语；共产党员喊着“踢开党委闹革命”；花了钱入学求知识、求文化的学生非常乐意“停课闹革命”；郭沫若烧毁了自己的著作，专家学者把自己骂得一文不值；几百万大中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疯地高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其实谁也不清楚文革究竟要搞什么？谁也猜不透文革发动者醉翁之意可在酒？有人说全国人都疯了！此话说得很形象。难怪美国大卫邪教，可以魔得几千人无缘无故地去自杀，以至教堂里尸体横七竖八。古人云：“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果然，福州有位署名“东吴狂客”的年轻人，在填写“天仙子”的词中，说到朱元璋“火烧功臣阁”的敏感故事，犹如王胡对阿Q说“保险灯又亮了”。事情捅到了关键之处，结果被枪毙了。
1970年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这是文革运动中的运动，来势凶猛。中央提出“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各单位首先是把员工控制起来，不准外出，不准通信，不准访友。一方面又在全国开展查户口，时间一般都选在深夜，治保人员挨揍家敲门，如日本鬼子进村，搅得鸡飞狗叫，严重扰民。一些人被上纲上线，判成死罪，游街示众，执行枪决。这次运动杀人不少，其中就有因对林彪不满发了牢骚的人。第二年林彪“叛逃”，一时对“伟大领袖接班人、亲密战友”转为批判斗争。这些说了林彪牢骚话的人仍然还是反革命，没有平反。这次关人不少，以至到处监狱人满为患，有些只得改为“监外执行”。
文革中，许多在与国民党殊死搏斗、在朝鲜战场与美帝国主义浴血奋战中走过来，从国民党的监狱中挺过来的“革命者”，却纷纷死在了共产党的监狱里。此事更令人啧啧称奇。小时候听老人说过故事：把一百只毒虫放进一个密封的瓮里，它们于是互相残杀起来，先是吃异类，而后吃近类，最后吃同类，留下一只优胜者叫“金蚕”。这也许是动物的共性。如今要“和谐”，是吃够了文革惨痛教训之苦的转变，民心所向，真应珍惜！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不久，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许多当年靠亲林彪屁股升迁的领导来作报告，一开头总是说：“你们为什么会上林彪一类骗子的当呀？”这些人都学了“早就洞察一切”这一套，把责任往下推。文革后期运动还是连续不断：又要批孔子“克己复礼”，各人文化低，古文早已被禁，不会理解，又见不到孔丘的原书，怎么批？又要学《为人民立新功》，其中有《战国策》《触詟说赵太后》的文章，说的是触詟劝说赵太后为国事而以爱子出质齐国的故事，触詟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否则“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以后太后去世，怎好重用。太后被说服，立即将爱子长安君为质送到齐国。有点类似于毛泽东把毛岸英送去抗美援朝。文革时，这“触詟”，大家连字也不识，仅有的一本《新华字典》，如何解决问题？又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何谓“法权”？多数人狗屁不通；又要深入学马列，因为毛泽东说过：我党懂马列的不多，但厚厚的一本《资本论》，不知从哪一页翻起好？又要评《水浒》，而《水浒》一书早在“破四旧”时就被抄，被烧，怎么评？当然只好报纸上说一句，大家照搬一句。后来为适应批判需要，竟然印了一批简装的《水浒全传》。开三级扩干会时，连每个农村干部都可以买一套。评《水浒》，主要是批宋江，他把梁山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还把卢俊义请到领导岗位上。当时民间就猜测，这是冲着周恩来的。聚义厅暗喻“阶级斗争”，忠义堂暗喻“走资本主义道路”，卢俊义就是邓小平，他是周恩来请出来主持工作的。想想也有道理，因为“批林批孔批周公”，不已经是公开搞到老周头上了吗？批判运动中但也有意外，资深的正在挨批的“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被拉出来“评法反儒”了。各地忙着仿效，叫来几位大学、中学尚未被关进“牛棚”的历史或语文教师，出来胡评一通“儒法斗争”。报纸上居然也有不少学者鹦鹉学舌，瞎说一阵。“评儒法斗争”中，被贬得最多的是孔丘、董仲舒、韩愈，被褒得最多的是商鞅、李斯、秦王嬴政。
唐山大地震时灾情的图片都见不着，却见到《人民日报》登了一张照片报导：灾区人民不忘批邓。画面上见一队满脸灰尘的灾民排成半圈，举着批邓横幅标语。我想，这时他们亲人还埋在地下，死活不知，怎有心思批邓？明摆着作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