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纪念228 台朝野诉求分歧大
台湾官方纪念228事件(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
今年是台湾228事件65周年，台湾政府和民间组织都举行了相关的纪念活动，不过，双方提出的诉求则有所不同。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二出席228事件中枢纪念仪式特别以闽南语致词表示，228事件发生时，台湾并不民主。如今台湾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有责任永久保存事件的档案，并追求真相，推广人权教育。
捍卫人权普世价值
马英九强调，纪念228事件在于彰显人权治国，台湾人民应该共同捍卫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
他说：“我做总统以来，不只签署国际人权公约，还特别要求总统府成立一个人权咨询委员会，现在第一份初稿报告已经写好，3、4月将可出版，台湾一定要在人权保障上和全世界一样。”
马英九指出，从参与228事件相关法案的研拟、成立基金会、建立补偿机制以及举行各种纪念和抚慰活动，他深切体会受难者及其家属的伤痛，并非道歉赔偿所能抚平。
228事件发生于1947年，当时不满国民党的贪污腐败的台湾民众发起了大规模反对运动。这个运动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镇压，并扩大成军民武装冲突、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冲突。台湾一些精英被逮捕杀害。确切的死伤人数存有争议。
实现承诺立里程碑
马英九认为，面对历史要就事论事，面对家属要将心比心，政府会继续加强有关228事件的抚慰、纪念以及教育功能。
马英九还说，国家级的228纪念馆已经在去年成立，不仅实现了他的承诺，也为国家人权竖立新的里程碑。
另一方面，台湾的民间组织台湾国家联盟、二二八关怀总会则在228事件的导火线地点附近台北市迪化街举行游行、追思会以及放水灯等活动来纪念死难者。
过度倾中担心统一
台湾国家联盟召集人姚嘉文表示，这项活动以自救护台湾为主要诉求，希望唤起台湾民众对于228的记忆。
姚嘉文指出，肯定政府近年来对于228事件的平反工作，不过，马政府过度倾向中国的做法，则让人担心两岸未来如果走向统一，会再次发生类似228的事件。
死伤人数存有争议
此外，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日前投书媒体指出，申请228补偿的受难者人数不到一千人。他质疑官方所指受难者超过万人的说法是错误的，对此，姚嘉文则相当不以为然。
他说：“大家都知道死亡超过1万以上，不是我们乱讲的，官方的资料也是这样，郝柏村为什么说没这么严重，死不到5百人，这种心态很不应该，对我们民间来讲是很大的侮辱。”
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日前表示，228事件有许多人牺牲，这是时代悲剧，大家要记住这段历史，将来的日子才不会犯错，台湾的民主和人权才能有发展机会。
228事件在1996年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成为第1任民选总统之前，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之后各届总统都对228事件的平反做了努力，包括对事件真相的调查，在各地成立纪念馆以及将2月28号订为国定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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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二二八事件65年之后 伤口仍未抚平
二二八事件是发生于1947年2月底的一项大规模的反抗国民党政府的事件。导火线是警察缉查私烟导致冲突，后来更引发全台湾一连串的示威、罢工、罢市等抗议国民党政权的运动。国民政府于是用军队镇压平民，造成大约1万人以上的死亡。二二八事件原来是单纯的反抗运动，抗议国民党的集权压制，后来却渐渐地和台湾的长期的独立运动结合。反对党往往在2月28日这一天纪念受难者也同时提出台独的理念，争取支持。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台湾各地每年都举办摄影展、开座谈会、游行、演讲、音乐会等等活动。亲绿营的台湾教授协会25日在台北举办名为“台湾人的觉醒与自救”座谈会。会中的一大重点就是回应郝柏村近日发表的文章。
郝柏村投稿 认为高估死亡人数
台湾行政院前院长郝柏村在2月21日投书给联合报，在文章中，郝根据二二八纪念基金会发给补偿的人数约为600多，加上失踪的人数，郝柏村认为整个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数应该不会超过1000人。如果有人坚持死亡者上万，这个人就应该拿出证据来。
当天参加座谈会的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员陈仪深教授提出反驳，他认为，如以当时情报单位的纪录为准，光光在高雄市有500到600人死亡。另外根据1947年特地来台负责二二八事件调查工作的监察委员杨亮功的报告，仅在高雄市就有200多人死亡。虽然接受二二八纪念基金会补偿的高雄人只有88人，但是真实死亡的人数，应该比领取补偿金的88人多很多。因此郝柏村的质疑是不对的。
陈仪深特别提出，当时参与反抗国民政府的台湾人中有很多是年轻学子，根本还没结婚生子，50、60年之后自然没有子嗣出来要求赔偿。如果用人口学的推估也大致可以得到上万人的数据，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台湾每年的死亡人口平均在9万左右，但是1947年死亡的人数增加到11万人左右，当年并没有发生地震、台风的天灾，所以可以推估多出来的2万人应该是死于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和台独势力结合
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当时，几乎没有台独的倡议，和台湾独立运动无关。但是国民党政府却以“阴谋叛乱”、“台湾人与共产党合作”等名义继续逮捕镇压台湾精英，因此造成了二二八事件渐渐和台湾独立运动挂钩。陈仪深解释：“台湾的反抗势力，背后有族群的因素。而且台湾作为移民社会，长期以来都有不同的政权在台湾来来去去，很多人以为二战后，主国来了从此以后太平了。历经二二八事件之后，就变成失望绝望。然后就决定要反抗到底。除了流亡美国日本的敢公然诉求独立，居住在本地的人因为不敢讲独立，所以他们说自由、民主。他背后的动力有相当多的族群因素。 ”
政府的补救措施
从70年代开始，在台湾要求平反二二八事件的声音逐渐出现。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台湾岛内外成立了数十个二二八和平促进会，要求政府公布事实真相、平反冤屈、安慰受难者家属、兴建纪念碑、制定二二八为和平纪念日。
1995年当时的总统李登辉首先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之后成立了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同年公布“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受理二二八事件补偿申请、发放补偿金。1996年当时担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宣布2月28日为二二八事件纪念日，并且将台北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公园，并在公园内设立纪念馆和纪念碑。之后，行政院通过订定2月28日为和平纪念日，并定为国定假日。连战和马英九也曾公开道歉。
不要“补偿” 要“赔偿”
虽然政府作了种种努力，很多的受难者家属并不满意。张安满先生在接受德国之声的电话采访时就表示了他的不满。张先生的祖父张七郎原是台湾的国大代表，曾经在1946年去南京参加中华民国的制宪大会，本身是医生，同时也是凤林初中的创校校长，花莲县参议会议长。张七郎的儿子，也就是张安满的父亲及一位叔父张果仁都是医生。张家一家3个男人在1947年4月的一个晚上莫名其妙的被逮捕，遭凌虐之后被枪杀。张安满叙述他们家当时的遭遇：
“我的祖父、我的父亲、我的叔父一家三口人同一个晚上被国民党的军人带走，然后枪杀，不只是枪杀，而是凌虐之后被枪杀，祖父全身很多手脚关节都断掉，我父亲的面部被划烂，我叔父的肚子被划破，肠子都流出来了。 ”
第二天家人要求将尸体运回，却遭到拒绝，所以只能晚间趁着夜色偷偷得将尸体运走掩埋，也才发现被凌虐的事实。张家至今不能原谅国民党的过失，也不满“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的内容。他说：
“政府的条例里叫做‘补偿’不是‘赔偿’，所谓补偿是说，你们家有损失，我补一些钱给你，就表示说政府没做错事。”
因此，张安满要求政府改用“赔偿”的字眼，已表示真心认错。
政府应公布更多资料 展现诚意
另外，张安满也认为政府应该将所有的文献拿出来，因为许多人怀疑目前出现的资料文献并不完整，国民党仍有隐瞒。二二八国家纪念馆馆长廖继斌却认为，目前有的信息基本上已经出现。
“（受害者）家属很介意的是，他们认为国民党还隐藏很多资料，但是我们的理解是，在西元2000年时，大概国内可以收集的资料我们都彻底的收集了，现在都在档案管理局。 ”
廖继斌不排除有些资料被国民党的情报人员或是相关人员私底下带回家收藏，因为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对郝柏村的说法，廖继斌也提出反驳：
“第一个观点，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国民党强制不让事实曝光，强制压了40年，40年之后才作二二八的平反，数字如果有落差，这个数字差距的本身就是二二八悲剧的一部分。另外，二二八基本上不是单纯的偶发事件，我们目前掌握的确实的罹难者是许多当时社会精英分子的组合，这样对精英分子有计划性的集体式屠杀，加害的国民党的现在政治人物还要和我们斤斤计较人数，说我们没杀一万人我们只杀860人，你想想，被害人的感受时如何？ ”
其实，廖继斌本人也是二二八受难家属，他的祖父被逮捕之后就不见下文，连尸体也没找到。但是他愿意接受二二八国家纪念馆馆长的任务，他希望藉由国家的机构和资源，来为二二八受难者平反。
“65年前的事件是国家公暴力事件，国家侵害人权的事件。我们希望借着二二八事件当成很好的教材，让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 永远记住这个历史的教训，希望不要再发生这种不幸的，国家残害人权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