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资料照片/看中国配图）
鲁迅是1881年生的，比胡适大10岁出生的，今年刚好131岁。人们知道胡适跟鲁迅同时都是所谓的“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精神领袖、思想领袖、或者至少是文学上的领袖。鲁迅可以说是文学上的领袖，他的小说大家公认是最好的，他的散文、杂文也非常深刻的，所以影响了很多年。差不多近百年来，鲁迅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作家，影响很大。
台湾著名学者余英时说，鲁迅的影响，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左派把他捧为圣人，甚至于要拿他来打倒胡适，把鲁迅变成共产党的代言人了。所以在几十年来，甚至于从延安开始，就有鲁迅学院，鲁迅就变成了一个精神领袖，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用鲁迅来取代一切，就说他一切都是革命的。大陆的大学、中学，各种教科书上，鲁迅的作品选入的非常多，所以鲁迅在中国是无人不知的一个名字。可是相反的，胡适从1949以后，因为他反共的原因、因为他提倡民主、提倡自由这些普世价值，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完全相反，所以不但受到了冷落，他的书根本不准在街上流行，尤其在1950年代发生批判胡适的大运动后。
按说，鲁迅应该热闹、胡适应该较冷落，但恰恰相反。自从毛泽东死后，思想再度解放，大约从1977年开始，胡适的作品在大陆出现了。今天，胡适更比鲁迅还要热闹。余英时说，这个原因当然是因为，第一，共产党对于鲁迅表面是很尊敬的，可毛泽东有一句话后来传出来人人都知道，有人问说鲁迅如果在今天应该怎么样，毛泽东说或者就是规规矩矩不说话，或者就坐监牢。换句话说，他不能再写杂文讽刺新社会，讽刺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这样一来，鲁迅就从一个非常高的地位慢慢衰弱，尤其是过去崇拜过他的人。一些学者，比如舒芜等最初都是拥护鲁迅、反对胡适；可是在他们死以前，都表示胡适可能比鲁迅更有意义、更重要。胡适的著作生命不是在他研究国故，那些东西后来人超过他了；可是在政治上，他维护民主、自由、人权、个人尊严、以及全民选举种种，是最有力的人。第二，共产党对于鲁迅又觉得他非常重要，尤其是左派说，我们要一个强大的中国，就必须要牺牲个人自由、牺牲个人的权利。但胡适认为恰恰相反，认为个人的自由跟国家的自由并不冲突，只有个人有了自由，国家才真有自由，所以他认为要争取个人的自由，人格也是自己的人格最重要，个人人格很重要。胡适说每个中国人都有很高的人格，国家就自然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可以建造起来的。他这几句话到今天还有很重大的意义。
所以，胡适比鲁迅更有长远意义。鲁迅在摧毁旧中国的时候，发挥的作用可能大一些，可鲁迅没有积极地提出他的理想来，也没有维护任何普世价值。而胡适的地位，不是来自学问，而是来自他的思想。
与鲁迅、胡适相似的，还有储安平。储安平与胡适同属于新自由主义，创办过《观察》杂志。二人的共同点是在经济上主张实施计划经济，而政治上则主张实行民主宪政。不过，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渊源出自恩师杜威，杜威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与后来罗斯福新政暗合，可谓在美国挽救了日益式微的自由主义。储安平曾留学于费边社主持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来自老师拉斯基。同为自由主义阵营，储安平也想邀胡适为撰稿人，曾恭请胡适当撰稿人，但是胡适始终与《观察》保持一定距离。
不是胡适与储安平道不同不相为谋，而是两人对时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间相距甚远。胡适一贯温文尔雅，广接善缘而少有敌人，即使与骂他的人私下也可以成为朋友。以胡适为人处世之道，不可能置储安平的请求而不顾。不久之后胡适大名终于赫然列在《观察》封面之上。这对储安平和《观察》同人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舞，然而胡适却迟迟未给周刊一字。储安平1947年7月亲赴北平面见胡适，那次胡适对《观察》的鼓励，增加储安平不少勇气。储安平回上海后再次斗胆向胡适约稿，称胡适文字会使《观察》蓬荜生辉。如此恭敬的“乞稿”，但直到《观察》停刊，两年里胡适未给《观察》写过一篇文章。
胡适这段时间并不是封笔不问世事，而是把多数文章发在一本叫《独立时论》的刊物上。1947年9月28日，胡适在《独立时论》上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此文发表前胡适在文中所提及主张已广受关注，储安平曾在此文发表之前就致函胡适，希望《观察》能首发此文，但胡适却以已先投《独立时论》为由拒绝。不过，胡适最终同意《观察》转载此文，同时为《观察》题词：“要那么收获，先那么载。”胡适用此语来表达自己的信仰，也希望别人相信这句话的道理。从这区区几个字来看，胡适对《观察》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
《观察》奉行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胡适是支持的，但在具体观点和价值评判上，双方就差异万千了。胡适自1946年夏归国之后，眼见好不容易赢来抗战胜利的国民政府却风雨飘摇，各种丛生的积弊逐渐拖垮了这个政府，内战无休无止，经济凋敝，民生艰困，几个在野党不断撼动这个根基不稳的政府。在这大厦将倾之时，是推一把还是扶一把，是胡适与《观察》诸多撰稿人，尤其是储安平最大的区别。在胡适眼里，国民党这么多年毕竟是一步步在前进，制定《临时宪法》，结束“训政”，召开“国大”，历史正朝着宪政得寸进寸，得尺进尺。1947年《宪法》更进一步确立了自由民主原则，而《临时勘乱条例》只不过是战时措施。储安平可以办杂志自由批评，这本身也是民国以来言论自由逐步走向制度化的实证。如果此时一味谴责政府，无异于是摧毁政府。胡适向来强调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所以他在发言和批评政府时很谨慎，决不逞一时之快而放弃责任。而储安平极尽铄金之能辞，多用激烈的态度批评政府。他太痛恨这个政权，以至于不顾一切地落井下石。
要知道国民政府不能遏止的颓势是抗战后期才发生的，从北伐到“七七事变”的10年间，对外争回了不少利权，对内的建设有不可抹杀的成绩。这段上升期在储安平眼里却不见，只一味否定这个政权，在大厦将倾之刻推上有力的一把。比如对学潮，储安平是完全支持，强烈谴责当局，所有《观察》刊登报道学潮的新闻和评论，都是全盘肯定并煽风点火。胡适对学潮则表示理解之同情，承认政治腐败是导因之一，但不赞成动辄罢课，把学生运动当成政治斗争的武器。在储安平的言论里，布满了国家、牺牲、代表、公平等字眼。而胡适则强调：“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两人一对比，简直像两种话语体系。
社会是需要储安平这样眼睛只会向下看，但是手里拿着粪叉子的“扒粪者”，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掘粪。《观察》创办本想为中国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但具体行动却和理想有一定差距，扒粪的叉子失控了。欲使灭亡，先使疯狂。储安平和《观察》在激情相挟下，丧失了理性。原本设想办本非常稳健的杂志，但很多文章越来越激进，逐渐由中间转向中间偏左，对民国政府进行“毁灭性的批评”——几十年后，费孝通在接受央视《东方之子》采访时，仍意气风发地说：“那时候我们就是舆论!我们在舆论上打败了国民党。”——费孝通在1957年被被打成中国著名的大大右派，受尽折磨20年。
不过，胡适也曾经这样的“天真”。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他1954年，为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所写的序中说：“司徒博士的大使任务也宣告失败，因为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外交的生手’。……事实上，在理想主义澎湃的那些日子里，我跟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生手们同样的天真。的确，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日本既已投降，中共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中共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获取今后五年里没有人能够跟他抗争的政权。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了重庆，陪他同来的有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也是一个外交的生手。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经交给毛泽东先生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
但此时的毛泽东早已不是“五四”前北大的旁听生、图书馆的助理管理员，而是手握重兵的一党之魁、两强对峙中的一强，当然不会把这位手无寸铁的胡适放在眼里，时移境异，随着毛泽东在共产党阵营中的崛起，他也不再承认自己是胡适的学生了，当年给胡适写信、写明信片乃至登门拜访时的那份尊敬和谦卑都已荡然无存。——直到1936年，毛泽东还亲口告诉斯诺，他是陈独秀、胡适的忠实读者和崇拜者。毛泽东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就是受了胡适的影响，为此他曾当面向胡适求教，在给朋友的信中他也说过，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1951年5月16、17日，胡适连日读了萧三《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他把其中有关毛泽东年轻时办“自修大学”的经历抄在了那两天的日记中。他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学’见于记录，似只有这两处，故我记在这里。”
胡适总是忘不了这一切，忘不了1945年给毛泽东的电报，他晚年还几次提及那份用文言起草的电报。1961年12月19日，胡适在台湾，生命已进入倒计时。那天的《民族晚报》上有一篇玉垒生的文章《胡适文言信》，其中引用了他1945年8月4日给毛泽东的电文，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电报，我差不多都用文言，可以节省电费，而且有些成语，或如韵目，的确可以省了许多字。”
1949年以后，胡适虽身处海外，但几乎无时不在关注大陆的命运，文化的浩劫、知识分子的境遇、人民的苦难等都让这位漂泊的游子牵肠挂肚，大陆对胡适思想的清算运动没有让他多么痛苦，反而感到自己几十年来传播文明常识、自由思想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一度收集了很多大陆批判他的材料，准备写一篇长文来个总答复。比他年轻十几岁的朋友叶公超劝他说：“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最后，他也就没有写什么回应文章。
毛泽东惧怕胡适的思想，根子就在于胡适所提倡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重怀疑，重实证，与毛泽东的愚民政策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毛泽东企图以无所不在的思想灌输、强行洗脑等，使普天之下莫不膜拜、盲从，最后将天下变成他一个人的囊中之物。
1956年9月，胡适已66岁。他在去美国加州大学讲学的途中和记者谈到《新青年》和《独立评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地位时说“从那时候开始，自由思想和共产主义便不能相容。”他还说：“共产党以三百万言的著作，印了十几万册书籍来清算胡适思想，来搜寻‘胡适的影子’，来消灭‘胡适的幽灵’。共产党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证明这种思想在广大中国人民心里，发生了作用。”他感叹，大陆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特别可怕的是失去了不说话的自由。“中国知识分子就不能说许多非出自本身或虚伪的话，颂扬不值得颂扬的事，或不谴责他们内心不愿谴责的师友。总而言之，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就逼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讲政治性的谎言”。
也是在1956年9月，胡适在谈及胡风事件时幽默地说：“胡风真是该死。张谷非的名字好好的，他不用，偏要叫‘胡风’。在共产党一条鞭的奴才文艺制度下，他偏要提倡什么文艺自由。从毛泽东的立场来看，胡风自然应该清算。但是胡风事件可以说明自由思想依然在共产铁幕的控制下滋生蔓延。”
1957年6月7日，中国大陆“自由的假期”突然告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眨眼变成了“控诉和整肃‘右派’人士”的运动，毛泽东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当年和胡适一样怀抱自由理想的同伴纷纷落马。9月26日，胡适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说，“有些人说中国共产政权已经抓住了青年人的思想和感情，那是绝对不确的。……”，同时“对于这些受到共产党的新的残害的牺牲者，对于成千成万胆敢公开指责并且与共产党暴政斗争的同胞”表示诚恳的同情和钦敬，无比沉痛地指出：“在今天中国大陆上，凡是想做一个独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处决，或消灭。千百万农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残酷的奴役。千百万无辜的人民，都正在驱作奴工，——共产党美其名为‘劳动改造’。儿女们被逼着控诉父母，家庭没有温暖与私人生活。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没有任何基本人权，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这是胡适对毛泽东治下的中国的基本认识，这一看法至死未变。
胡适一直惦唸著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朋友的安全。1958年12月17日是胡适68岁的生日，恰逢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纪念日，他在北大校友会举行的聚餐会上发表演说，正值毛泽东退居二线，他说：“昨天，曾经当过北大旁听生的毛泽东的下台，‘新五四运动’是其原因之一。”
但他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并没有下台，而是继续牢牢地掌握著“和尚打伞”的权力，其无限的权力和异想天开的政策将继续给普通百姓带来无尽的灾难。1960年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只仅仅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1961年1月21日，胡适说：“大陆上人民饿死的约有六千万人。在梅县一个村庄里本有四千人口，已经饿死了一半，只有两千多人了。在北京，每人每月还可配到八两油，在乡村，每月每人只有一两油。前天邵幼轩把她的祖母（邵飘萍的夫人）的信带来给我看，说副食都不够，‘我们快要干死了’。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一两油，她说的‘干死’，大概是指没有油吃而说的。中国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所有哉’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让人民自食其力，不要干涉他，他们会得到食物的。像油，农村都是自己做的，他们种的东西自己来榨油，本来不成问题，所以我主张的‘无为而治’还是有道理的。到了政府去管制，已经不行了，再到了实行人民公社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这是管制的结果，还不如无为而治，让人民自食其力，决不至于这个地步。”他说：“大陆上人民真的是饿死了，这些都是真的，真气死人！”在胡适身边工作了三年的秘书胡颂平，第一次听他如此沉痛地说出“真气死人”这句话。但胡适毕竟是胡适，他还是知道这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并没有反抗的力量。饿死也就饿死了，历史将继续。
作为一个学者，胡适晚年耿耿于怀的是毛泽东对文化的垄断与宰制，由此造成文化风气的败坏，乃至文化命脉的中断。1959年3月11日，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看见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叶。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在日记、书信中，69岁高龄的胡适透露了他对毛泽东一统山河，不仅主宰亿万生灵的命运，甚至要主宰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嘲弄，御用文人大肆吹捧的毛泽东词在他眼里只是“肉麻”，而且连最基本的韵脚都不遵行了。
对那些伪造历史、篡改历史的作法，一辈子重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胡适深恶痛绝。1960年5月3日，“五四”纪念日前夕，记者采访这位年已古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巨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五四运动是共产党策动吗？”他指出共产党的成立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两年的事，“现在他们说是共产党的策动，完全是瞎说，不值得一驳。”5月4日，北大校友会举行“五四纪念会”，他发表了40分种的演说，再次驳斥了这种编造历史的做法，“但我们算算历史，民国十年（1921）7月中国共产党才成立，民国八年那里有中国共产党？这是讲历史的人最简单的考据。”即使共产党创始人、被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在民国八年二月就辞去北大职务离开了。学生的爱国运动爆发后，陈独秀才知道，在座的毛子水、罗家伦，当时都在场，可以证明。”否定了《毛泽东传》中所谓“陈独秀在北大召集学生演说，学生们才出去有所行动”的说法。他也不讳言“五四”那天，自己“在上海蒋梦麟先生家里，晚上还喝了酒。根本不知道。第二天从记者那里才知道北京的情形。”
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能够彻底揭穿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所以，统治者不喜欢胡适。胡适去世时，蒋介石亲手写下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个挽联相当准确，蒋介石本人并不接受自由主义，所以他不愿意强调胡适的自由主义大师地位。蒋介石虽不接受自由主义，但他明白胡适的重要性。1948年底，国共争夺战在军事政治战场上胜负几成定局，蒋介石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列在抢救名单的第一人就是胡适。据悉当时毛泽东托人给胡适带口信说，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但胡适却说，“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1949年4月胡适还发表了《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与胡适同机离开北平抵达南京的陈寅恪一家，最终没有去台湾，留在了大陆，他没有像胡适一样从自由的角度去思考。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储安平1957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招致当局不满，反右开始后储安平迅速被作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惨死。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也拒绝离开大陆，在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胡思杜批判自己的父亲，斥责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此事在海内外引起了一场极大的震动；1957年胡思杜被打成右派，“畏罪自杀”。……
而胡适去了台湾，推动了台湾的进步。中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李慎之曾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胡适对世事政局、历史人生的评判未必见得多么深刻、多么高明，然而真知往往并不深奥。即使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里，也要保持独立的思考，坚持独立的批判，争取说话的自由，对不同意见的宽容，——这些确实都卑之无甚高论。但胡适自由主义的理想虽看起来不是那么过瘾，不像狂热的乌托邦足以激荡人心，颠倒乾坤，但却是离现代文明更接近的思路。读了几十年深刻的鲁迅后，人们依旧找不到方向感；而浅白、清楚的胡适，是人类普世价值在中国最有力的传播者之一，并身体力行了一辈子。胡适所走过的路，乃是通向现代文明的路，也是一条绕不过去的路。这，也凸显了胡适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