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老三届”出身的人，孩提时期最初的记忆就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每一天都在搞“运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打胡风”、“肃反”、“合作化”、“打右派”。从1950年到1957年，七年时间整了七个全国范围的大型运动，另外还搞了一个代价无算、伤亡惨重的“抗美援朝”。每场运动寸草三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在劫者一个都不能幸免、半个也不许漏网。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资本家、商人、旧官僚、旧军人、“潜伏”的、“伪装”的都被悉数消灭了、清除了或是管制了，接着又清除独立的知识分子（党外人士），再清除依附于党、“投机革命”的“阶级异己分子”。到了这时候，剩下的只有“人老三代没有巴掌大的土地”的农民，“几辈子没见过一块大洋”的城市无产者。“革命”的对象似乎已经“革”的干干净净，“运动”没有缘由接着再搞了。
那个时候，人的寿命低得可怕，社会上绝难见到六十岁以上的人，活到五十岁以后就算老年人了。我们那个街区，常有两三个五十岁上下的“老人”在空场里晒太阳，当然，他们绝对是赤贫赤贫的穷苦出身。他们聊天，大多是说自己熟识的某某被枪毙了，某某自杀了，某某死在“劳改队”了，这些人的妻子儿女眼下怎么样了。他们对这些人不敢报予任何同情与怜悯，有时候顶多只是一声叹息：唉！毛主席的政策……
1958年的上半年，我还没有入学。记得是春夏交替的时候，家里的大人都不在家里，大清早我与弟弟光着屁股在苇席上睡觉，忽然被外面的嘈杂、喧嚣惊醒。我穿上裤头跑了出去，只见整个街区一片鼎沸：男姓的青年、少年都爬到房顶上、楼顶上去了，手持系了红布的长杆在不停地摇动、挥舞、呐喊，女姓们也是手持系了红布的长杆或大扫帚一边摇动、挥舞、呐喊，还一边从街东到街西地疯狂跑动，跑到头然后再折回来。年纪大一点得男人们则在不时地点燃小挂鞭炮，跟着飞跑，跟着呐喊助威。
七岁的我，无法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了，只是觉得好像所有的人都疯了，疯的很好玩、很滑稽，大家都像吃错了什么药似的。
可怜的麻雀们，肯定也无法明白人类又在折腾什么，它们只是惊惶地、没有目标地满天飞逃，飞到这里，飞到那里，找不到敢于落脚的处所。有的麻雀飞着飞着就栽了下来，嘴角里流着血，扑棱几下就死了。
街上，饭店、商店、剃头铺一概关门，机关停止办公，学校停止上课，大家都来参加“麻雀歼灭战”了。街区的麻雀弄干净了，大家再扑向郊区，惹得农民家里鸡飞狗跳。当然，农民也得参加这场“战役”，谁不干，就开你的“斗争”会，只问你为什么不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接下来，居委会的干部派下了任务：每户居民，一口人上交一只死麻雀，不交，也是按不听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论处，罚钱！麻雀会飞，当时街上的市民们有百分之九十九都没办法捉到，很多人交钱认罚，有的花钱去买，买了再交。不知道怎么回事，街上有很多人卖死麻雀，一毛钱可以买好几只。再接下来，开“总结、庆功、表彰大会”，单位或居委会交死麻雀最多的干部上台戴大红花，个人交麻雀最多的也上台戴大红花。
毛泽东搞“运动”总是连环相扣，为了增加人们对麻雀的“阶级仇恨”，竟把“四害”与刚刚被狠狠整治过的“右派分子”联系在了一起。那天“麻雀大围剿”之后，社会上马上就流传起“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的民谣，小孩子满大街地唱。我不懂事，也跟着唱了，父亲把我叫到家里狠狠训斥了一顿。
当时我家所在的街区即是今日的淮南市西城大市场，有好几个“右派”都相继自杀了。他们被打成“右派”的当时没有死，后来之所以不愿苟活，完全是由于不堪承受社会对他们的压榨和侮辱。印象最深刻的是同街一个姓韩的画匠，还有另一条街一个20几岁姓蔡的青年。小蔡的父亲死于“镇反”，母亲改嫁，他与小他十来岁的妹妹相依为命。有一天，他把妹妹托付给了亲戚，然后倒栓了家门自缢而死，十多天之后才被人们发现。前去看“热闹”的大妈们回来说：小蔡临死之前足足抽了三包烟，地上丢满了烟头。
古今中外，整个人类历史与人类世界，除了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之外，能够“发动”六亿五千万人民一起来围剿麻雀的似乎再无他人，从来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尽管这是独有的绝世的荒唐闹剧，毛泽东依然把它弄得轰轰烈烈，让它充分达到劳民伤财的效果。毛泽东的“天才”确实非同一般，无怪乎直到今天还有人对他五体投地。
当然，“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毛泽东的哲学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一息尚存，他还是要接着斗。这一年的下半年，他又“发动”了“大炼钢铁”运动,同时发动了“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运动。第二年，1959年，他不再“围剿”麻雀，而是又开始“围剿”人了。不过，这一回“围剿”的对象不再是被他指为“牛、鬼、蛇、神”的那些平常的人、普通的人，而是把他捧为“伟大领袖”，帮他打天下、扶他坐天下的“彭大将军”，以及其他一帮始终为他尽忠尽孝的文臣武将们。
这些人的结局，大家都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