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从苏联发出抗日宣言
国共分裂后，1927年8月1日周恩来在南昌武装暴动，9月毛泽东在湘赣秋收暴动，12月叶剑英在广州起义；武装对抗、土地革命、夺取政权—共产党的政治路线。1930年起，国民党开始围剿湘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惨败、红军几乎尽灭，共产党撤离江西北上。
共产党“抗日”始于1935年《八一宣言》，发表宣言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当时还在“长征”路上，《宣言》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奉联共之命从苏联发出的，一纸政治宣传而已。两个月后，1935年10月发表抗日宣言的党和“政府”才抵达陕北，“抗日”还远未列入日程。
共产党催生了“西安事变”
共产党一直说它和平调解西安事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明白“抗日统一战线”下共产党的本相，就不能不了解 “西安事变”的始末、真实的始末。
1935年9月，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带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1月直罗一战败给红军，损失惨重。根据第三国际统一战线保卫苏联的指示，共产党不失时机地于1936年1月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又释放了被俘的张学良爱将高福源，还予东北军柴粮道路之便。于是张学良开始和共产党秘密接触，4月9日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9月与共产党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结束双方敌对状态；又雪中送炭向红军提供食物、棉花等大量物资，解决了红军过冬之难。共产党联合张学良与杨虎城结成一个“统一战线”铁三角。
1936年11月，红军山城堡战役击退胡宗南更增强了张学良联共的决心，从低调秘密合作转向高调公开联共。12月9日共产党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一周年，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情激愤。12月12日凌晨5时，张杨兵谏，在临潼华清池活捉蒋介石。共产党要杀掉蒋，但斯大林坚决要求释放蒋介石，“联蒋抗日”拖住日本，不使北上进犯苏联。压力之下，共产党接受斯大林的要求派周恩去西安协商放蒋，藉此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除停止围剿之外，还要解除对陕北“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并且提供经济援助。
“西安事变”前台张学良发动，幕后共产党怂恿；张学良尽得其咎，共产党尽取其利：虽未如愿除掉蒋介石，却也围剿解除，得离困境；披“联合抗战”虎皮，得发展扩张之实。“西安事变”迫使国民政府开门揖盗，共产党的祸患就在后头。
“联合抗日”—共产党逼蒋就范
共产党从来趾高气扬，虽还在逃亡之中，“八一宣言”仍斥蒋为贼寇。“西安事变”后共产党摇身一变，主动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为抗日统一战线立下四项保证，“七七事变”后《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再度重申：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现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条条背离共产党的主义、出卖共产党的利益、危及共产党的生存，不禁令人疑窦丛生：共产党是别有所图，还是会言信行果？尽管一切疑虑，国民政府已别无选择，在共产党挥舞的“抗日统一战线”旗下，它只有联合共产党，接纳共产党，供养共产党。
阳奉阴违—共产党抗“敌”不抗日
1937年10月，广东、江西、两湖、安徽等八省的红军及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在苏北、皖南地区抗日作战，由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指挥。但新四军只听延安共产党的命令，毛泽东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
新四军弃抗日作战于不顾，攻城掠地，招兵买马，自由扩编，只要中央照数发饷；少和日军作战，常与国军摩擦，甚至擅调八路军南下攻打“顽固派”国军；以至于1940年10月黄桥一役大败台儿庄会战抗日将领、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主力部队，进占海安、东台等地。10月19日，蒋介石等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致电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和彭德怀与新四军正副军长叶挺和项英，命令新四军迅即全部撤回黄河以北。一个月之后，毛泽东才以受令者名义答覆：“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蒋介石再次宽限北移期限到12月31日。
此后，尽管蒋介石、顾祝同多次命令，新四军仍然按兵不动并继续频频南进攻击国军，1月4日又南下茂林袭击抗日国军40师；顾祝同下令反击，新四军几近覆灭，此即“皖南事变”。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中共中央军委随后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不过是共产党骗人的空话。周恩来在重庆共产党《新华日报》上致哀新四军“死国难者”，再次欺骗国人 。
毛泽东给东南局的指示与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两相对照，其阳奉阴违之相昭然若揭，抗日的旗号下共产党到底在干什么，由此可见一斑。共产党一手贪抗日之功据为己有，漫画重庆政府“八年抗战，蒋介石躲在峨眉山”：另一手明目张胆地把这个“指示”辑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公诸于众，全不掩饰它假名抗日摩擦肥己的本相，可谓无耻之尤；强奸历史、愚弄民众；其奸恶在中国历史上无出其右。
而这是在大陆上成长的几代人一直所不了解的。当谎言开始破产的时候，历史改变的时刻也就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