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时期的红色恐怖
毛泽东在江西建立的苏维埃政府是红色恐怖政权。图为1934年中共在瑞金召开的苏维埃第二次大会。
何谓ＡＢ团？很久之前台湾研究中共党史专家王健民曾访问过ＡＢ团主要分子之一程天放，据程说，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革命军已进驻南昌时，江西国民党人段钖朋、巫启圣、洪轨、程天放等为团结党员，抵制中共在国共合作中把持党务，秘密组织ＡＢ团，Ａ代表省级组织，Ｂ代表县级组织。到了宁汉分裂，武汉国民政府下令改组江西省政府，任朱培德为主席，免掉一批国民党忠贞分子，同年四月二日，共产党捣毁国民党江西省党部，ＡＢ团也就随之解体。所以ＡＢ团的寿命只有三个月。后来中共的“反ＡＢ团”，称它为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全系捏造。（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五二八页）
毛泽东要杀的ＡＢ团不存在
另一位已故的中共问题专家郑学稼说，ＡＢ团何时成立，没有可引的资料，但他知道，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底国民党中央进驻南昌，派段钖朋召开全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所选出的执委王镇寰、周利生、程天放、段锡朋、王礼锡、刘伯伦、洪轨和监委姜伯彰、熊育锡、杨赓笙，都是ＡＢ团主角。而该团中的一位人士面告他，该团没有严密组织，也没有章程，只是人对人的松散连系，Ａ团为反共核心，Ｂ团为外围，是同路人或群众组织。南京政府成立，提倡“党内无派，党外无党”，反对段锡朋的人攻击段组织ＡＢ团，段辩解当时是奉命团结同志反共，实无组织，但国民党人多不信段的话，后来程天放为了解除反对者的压力，呈报南京中央党部说，他们那时组织ＡＢ团，意为Anti-Bolshevik，现已解散。后来国民党中央公布程的呈文，于是ＡＢ团一般都作Anti-Bolshevik解。（见郑学稼《中共富田事变真相》第二至四页）
同是程天放，两处对ＡＢ团缩写所含意义，各不相同。不过一九三三年十二月，ＡＢ团核心分子王礼锡在他所办的《读书杂志》上发表日人佐藤贞一的一封信中附带提到ＡＢ团时这么说：“说到ＡＢ团，不过是前五年的一种政治组织，也不过是几个人的一个小团体。所谓ＡＢ团者，原不过是两重组织，并不是什么的省写，后来不久就解散了。”（见郑学稼同上书第五页）这与程天放对王健民所说的解释一致。
由此可以确定，原有的ＡＢ团寿命甚短，它早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便已解散。毛泽东于一九三○年在江西所反的ＡＢ团，显然不是原来的ＡＢ团，而且当时江西是否真有所谓ＡＢ团存在，也大成问题。郑学稼在梳理了中共和国民党的一些材料之后，得出这样结论说：“我们知道：国民党人组织的ＡＢ团，不是后来所说的Anti-Bolshevik，它只存在三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利用这个名称，发动富田事变，张国焘也利用它，发动许继慎派惨案。”（见郑学稼同上书第八页）
ＡＢ团造成红色恐怖
张国焘杀许继慎的惨案，发生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鄂豫皖苏区。当时许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据现在新华网的资料说，许因反对张国焘远离苏区、冒险进攻的错误军事方针被杀，而张国焘在他的《我的回忆》中专章叙述此事，说许身旁的吴参谋是国民党奸细，因此被整肃。张没有提到ＡＢ团罪名，只说吴参谋是国民党改组派。但张承认当时军中引起整肃风，被捕者约六百人，被整肃者百余人，判死刑者约三十人。（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十六篇第六章）
富田事变发生于一九三○年十二月初。富田是江西省吉安县的一个大村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红军第二十军都驻在那里。当时中共中央和苏区之间，以及苏区红军内部几个头头之间的矛盾冲突甚为复杂。上海的中央想控制苏区，成立“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等组成，周为书记，周在白区工作无法脱身，暂由项英代理，项与毛之间意见不和，毛与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之间也冲突甚多，都因毛刚愎自用，大权独揽，又因土改方针和军事战略分歧，引起军中很多人对毛不满，湘赣两地的党和军中都有反毛情绪。
一九三○年五月，毛由他所主持的总前委发动肃反运动，以反ＡＢ团之名清除异己。其酷刑逼供手段非常狠毒和残暴，逼出的假供和乱供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牵连之广，在四万红军中多达四千四百多人受害，造成可怕的红色恐怖。
富田事变与毛的野心
毛根据逼供所得的消息，认定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内有一个ＡＢ团省总团部，便派李韶九和古柏带人前往富田捉拿，捕去省行委段良弼、李伯芳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立即开始刑讯，边审边抓，抓了一百二十多人，处决了廿四人。红二十军一营政治部主任刘敌闻讯有人指他为ＡＢ团，大惧，为了自卫，率兵包围省行委，将被捕的几十人尽行释放，又把部队拉到赣江以西地区，派段良弼赴沪向中央控告，刘敌等提出的口号是：“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
富田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亲自起草文件，以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名义，发表《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为富田事变宣言》（毛假借朱等名义一事，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二册第二六九页），指斥江西行委段良弼等和刘敌是富农地主共产党员，企图破坏土改，消灭苏维埃，阴谋暴动，进而给富田事变定性为ＡＢ团反革命的总爆发，号召苏区全体军民实行阶级决战，消灭ＡＢ团。此一挟用他人名义的举措，手段卑鄙，其目的在于对付“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囗号，封住朱彭黄反毛之口，制造朱彭黄与毛一致的假像，欺骗大众。
另一方面，事发后，逃亡的省行委致书朱、彭、黄、滕（代远）求救，解释被逼起事实情，并附有一封揭露毛想清除朱彭黄滕的密函。他们说无法取得此函原件，但记得内容，照抄原文，以头颅担保其真实。该密函是毛写给古柏的指示。在该函中，毛要古柏在拷问段（良弼）、李（伯芳）、王（怀）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ＡＢ团的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第五三二页）。事后毛否认有此密函，而省行委也讲明并非原件，故此事便成了历史悬案。如果此函属实，则可见毛之发动反ＡＢ运动，另有更大目的，即企图消灭军中最高层的异己势力，独揽大权。这种情形，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的事，但今天从毛泽东发动文革清除刘少奇和一大批老战友的作为看来，毛当时有清除朱彭黄滕的野心，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项英的安抚和毛泽东的倒算
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旬抵苏区的项英，以中央局代理书记身分处理富田事变。他进行调查并听取双方意见之后作出决定，认为“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ＡＢ团取消派的暴动......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他不相信红军和共产党内有这么多ＡＢ团，因此认为清查ＡＢ团运动过了火，主张降温，按照党内矛盾以自我检讨和教育方式处理参与事变人员。
在项英的调和下，参与富田事变的刘敌、谢汉昌、李伯芳等到黄陂参加中央局召开的会议，在会上做了自我检讨；红二十军被赶走的政委曾炳春，也在劝说下重新回到赣江以东。如果这批人真是ＡＢ团，在兵变之后早就逃到白区去了，怎还会回来作检讨的。富田事变中没有一人叛逃白区，就足以证明并非反革命叛乱。
远处上海的中共中央，不仅无法真实了解苏区情形，自身也正处于立三路线和国际派斗争之中。在得知富田事变之后，便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中央代表团赴苏区全权处理。三人团于四月到达江西，事实上王明已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掌握了中央实权，开始清算李立三，所以对由李立三指派的项英正在打击之列。故三人团在项与毛之间选择了毛，支持毛对富田事变和反ＡＢ团的立场，报请中央，撤销项英的代书记职位，由毛泽东接任。
自此之后，李韶九在毛泽东授意下，加倍在赣西南进行清洗和屠杀，对红二十军进行报复，谢汉昌、刘敌、李伯芳等被杀，连没有参加富田事变的红二十军前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后任军长萧大鹏都被处决；整个红二十军全部缴械，副排级以上干部全部被捕，绝大多数被处决，连许多兵士都无法幸免，整个二十军被解散，虎口余生的兵士被编入红七军。此时肃反范围之广，远非富田事变前可比，真是达到血流漂杵，日月无光的境地。怪不得有人说，蒋介石所杀的共产党，远没有共产党自己杀自己那么多。
据维基百科说，富田事变后，各地反ＡＢ团运动被推上高潮，共有七万多人先后被杀。
以运动杀人是毛一大“发明”
共产党和毛泽东杀人的罪孽是数不清的。反ＡＢ团运动可以说是毛泽东以运动方式杀人的一个开端。此后，延安的整风运动，以及建国后的三反五反、反右、文革，连绵不绝，都是江西时期红色恐怖的后续，一脉相承。以运动方式杀人，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这不仅在中国是史无前例，在世界史上也是前所未有。
追溯源头，共产党来自苏俄，毛泽东有许多东西承袭斯大林统治，如党专政、领袖崇拜、思想言论人身控制、秘密警察、集中营、秘密刑讯、苏维埃、党控垄断经济等等，都是效法苏俄。但斯大林只有以清党肃军消灭异己，从来没有像毛泽东那样以运动方式消灭异己。从这个角度来说，毛泽东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他比斯大林更斯大林。以中国语汇来说，就是杀人魔王。真是看历史风流人物，俱往矣，唯有毛魔王独领祸国殃民、杀人如麻的风骚。
（本文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