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人民日报》记者孟晓云到浙江温州采访，在一个长篇报道中，她用了这样的一个开篇：“傍晚，过了六点，国营商店关了门，个体户便活跃起来。”
这是一个充满了寓意性的情景：阳光下的市场是属于国营企业的，黑夜则属于个体户。
在孟晓云那篇充满了正面报道气质的通讯中，她并没有涉及这样的内容――就在当时，一群属于黑夜的“金融鼹鼠”正让温州陷入空前的混乱。
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在那时已有“半壁江山”之称，民间对资本的需求空前高涨，然而国营的金融机构完全无法提供任何服务。在1984年，温州苍南出现了建国之后的第一家民间钱庄――方兴钱庄。遗憾的是，它的招牌仅仅挂出一天，就被当地的农业银行以违反国家规定为由摘除了。从此，民间金融在毫无制度约束的前提下，转入地下。从1985年之后，温州九县两区30万人卷入民间借贷活动，涉及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由于无法可依、地方政府不知管控，便很快转化为恶性的高利贷事件，当地人称“抬会”。到1986年春夏，资金链突然断裂，各地相继爆出会主潜逃的消息，抬会体系瞬间雪崩。短短三个月中，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
这是1949年迄今，最为恶劣的金融破产事件，地方政府开始抓捕和通缉那些知名的会主，以杀一儆百的方式来平息民愤。一位33岁、名叫郑乐芬的妇女被当成罪大恶极的首犯，判决死刑。
令人惊奇的事情是，郑乐芬一直要拖到五年后的1991年9月才被正式处决，在这段时间里，浙江法律界对死刑判决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郑乐芬的辩护律师认为，抬会本身是一个骗局，郑氏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会员的钱财为目的，应定性为诈骗罪，以此论刑，郑氏罪不当死。
而法院是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判定死刑的。从法院提供的证据来看，郑乐芬并没有诈骗钱财的行为，她与会员订立合约，签名盖章，双方对抬会的经营方式都是明知的和认同的。郑对会员收款、清点、记帐、付款，均按约定的事件和数额办理。抬会崩盘后，当事人均认为，他们跟郑乐芬的交易属于你情我愿，没有骗取钱财的动机。因此，法院认为，被告之罪重点是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应定投机倒把罪，根据情节，可处极刑。
就在郑乐芬被处决的1991年，在距离温州600公里之外的金华东阳，一位时年10岁的乡下姑娘吴英，正背着书包，走在去小学的土路上。她不会料到的是，二十年后，她将步郑乐芬之后尘，成为另一起民间金融事件的牺牲品。今年1月18日，吴英案二审判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对被告的死刑判决。在过去的两周内，舆论界及法律界出现了一股为吴英求情的热潮。
当年致郑乐芬于死地的投机倒把罪名，已在1997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被去除了。而此次判决死刑的罪名是集资诈骗罪。在过去的两年里，有另外两位浙江籍女性――丽水的杜丽敏和台州的王菊凤因同样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并已执行。
很多求情者把主诉求放在了地方官员贪腐和资产处置的不正当性上，有传言，东阳当地政府官员私自拍卖了被没收的资产，而吴英在庭审过程中交代了一些官员参与高利贷活动的事实，以致于十多位官员集体向上级写信陈请，希望严惩吴英。在很多人看来，正是这些人是杀死吴英的“凶手”。
然而，在我看来，事实要深刻得多。真正杀死吴英的不是某个个人，而是制度本身。
中国自从开始现代化运动之后，国家主义――它有时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有时则又叫国家社会主义，一直是占据主流地位的思潮。孙文当年提出著名的三民主义，其中民生主义的宗旨就是“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国民政府在1935年进行法币改革之后，国有资本便开始全面控制金融业。到1948年，国家资本在银行资产中的比例超过了90％。国民党迁台之后，仍然不改国策。到1986年，台湾政府当局仍然控制了79•9％的银行资产，其金融自由化的到来，是随着党禁的开放而逐步开始的。
在大陆地区，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在半个月后就关闭了上海证券市场。1956年之后，更是全面禁止私人资本进入金融业。到1978年之后，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私人企业的复苏，民间对金融的开放产生了强烈的需求，1984年方兴钱庄的出现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然而，金融业的开放远远滞后于其他的产业领域。1990年代之后，政府对民间金融活动实施了比之前更为严厉的打击。在1993年，北京爆发了轰动一时的长城机电产业集团公司非法集资案，其董事长沈太福最终以贪污和行贿罪被处以死刑。
无论是投机倒把罪、贪污行贿罪，还是集资诈骗罪，其核心主题在于探索如何全面遏制现行体制外的民间金融业。在现行经济犯罪活动中，被处以死刑的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增值税发票犯罪，另一项就是非法集资。
但让人担忧的是，即便是在如此高压的政策之下，处于非法地位的民间金融业似乎仍然有扩大之势，特别是在宏观调控时期，一旦银根开始紧缩，地方高利贷市场就如同河床突然收窄，“水位”顿时抬高，这一景象我们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已经目睹。据中国人民银行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仅温州地区的地下金融资金就高达1600亿元，若以一个“庄头”运作10亿元来计算，那么就活跃着160个“吴英”。放眼全国，大大小小的“吴英”当以万计。
所以，如果不从制度的角度来思考吴英案，拯救将无从谈起，悲剧将继续发生。
1月25日，著名大律师、八旬老人张思之发表了一份致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的公开信。在信中，张思之重点表达了两个观点：其一，吴英所集资金大多流入当地实体领域，属合法经营范畴，故无诈骗之行为；其二，“纵观金融市场呈现的复杂现状，解决之道在于开放市场，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断无依恃死刑维系金融垄断的道理。”
这两点分别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对吴英案做出了剖析，尤其是第二条，当是案件纷议之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