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诞生时欧元区一度是令人羡慕、且人人想挤进去的“西班牙客栈”；而今天已达17国的欧元区却成了人人都避之不及的“重灾区”。用“西班牙客栈”来形容欧元区可谓神来之笔。这句法国谚语今天完全是褒义的：在“西班牙客栈”，人们可以找到所有想要的东西或想遇到的人。然而这句谚语原先却是贬义的：18世纪时西班牙客栈相对比较贫穷，不是缺肉就是没燃料，于是法国人到西班牙旅行时便相互告诫，要自带食品和炊具……
最为悲观的经济学家提出，今天就必须预估欧元区崩溃的潜在可能，在规划如何规避危机的同时，也应筹划一旦欧元崩溃，如何才能有序地退出。欧洲高等商学院基金会教授斯蒂文•奥阿纳就认为，欧元区边缘国家舆论正在出现“反欧元”倾向，这种倾向一旦反映到选举上来，选出一位“反欧元”的极右翼或极左翼的首脑上台，进而宣布退出欧元区的话，欧元就有可能崩溃，因此必须做好预案。
但也有很多欧洲经济学家则继续看好欧元。通过近两年几乎15轮欧盟峰会的反复磋商、谈判和妥协之后，欧洲是否能如大银行家乔治•乌热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的文章所称，“欧元将通过危机洗礼后得到加强”，人们拭目以待。乌热认为，欧元前十年完成了货币和市场的统一，下一个十年欧元将整合整个欧洲的财政政策，从而真正向着欧联邦的方向前进。
但愿如此。
涨价，涨价，涨价
然而对于欧洲民众来说，对欧元却“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应该承认，对于欧元，专家与民众、欧元区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从事虚拟经济的金融专家与从事实体经济活动的企业家……的观点是绝对不同的。前者大多认同、赞扬，后者则更多地执负面、消极的看法。
不可否认，欧元避免了欧洲各国多种货币极容易产生的“金融投机”(如1992年导致英国退出欧洲货币体系的英镑危机，是很多经济学家至今难忘的噩梦)现象，大大促进了欧盟内部的经济一体化，欧盟内部的贸易额在欧元流通后有很大提高。按领导创建欧元的法国政治家、曾长期担任欧盟主席的雅克•德洛尔的计算，欧元流通，使欧元区国家经济增长率上升了1个百分点……
但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家们则感觉欧元流通后法国经济对外竞争力、特别是对其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德国的竞争力急剧下降，从而造成法国经济今天的严重困境。而处于欧元区“边缘国家”的民众，特别是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则因公共债务危机而受到紧缩政策的影响，转而对欧元怨声载道。在我生活的法国，民众普遍感觉欧元诞生后随之而来的是涨价。如果说欧元遭到相当部分法国民众的排斥，商品价格普遍上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法国电视一台日前在晚间新闻的一则报道中采访了法国消费者，大多数人都认为，欧元带来的是价格暴涨。该台记者做了一番调查：长棍面包，十年前0.67欧元，今天0.85欧元，涨幅27%；一杯咖啡，从0.76欧元升到1.10欧元，涨幅45%；可口可乐，从1.10欧元一瓶升至1.52欧元，涨幅38%；鸡肉，从5.80欧元/公斤涨到8.50欧元，涨幅47%。更离谱的是水果：一公斤苹果从1.52欧元涨到2.50欧元，剧升65%。法国电视一台记者的总结是，2001年底进入欧元时代前夕，30欧元能够买到的日常食品，今天要花费40欧元才能买到同样的东西，涨幅超过30%。
而我的感觉甚至还远远超过这一涨幅。在巴黎荣军院拿破仑墓前有一家小饭店，我经常在那里与朋友共进工作午餐。2002年在欧元流通之前，这里一顿午餐，从开胃酒、头道菜、主菜一直到甜食加咖啡，另配半瓶葡萄酒，一人为180法郎，约合28欧元。而今天则要42欧元，涨幅达50%。
不过，这是否欧元带来的涨价，法国专家们是有争议的。
有的认为涨价的主要原因是原材料和能源上涨所造成的；还有的认为国家税收上升是主要因素。但也有专家认为，确实有商家借法郎转欧元的机会而涨价的。事实上，由于法郎与欧元的比价为6.56法郎兑1欧元，因此从消费心理上来说，涨价很难被消费者察觉。比如十年前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意大利餐馆Pinno吃一顿比萨饼约60法郎左右，现在最便宜的也要14欧元，相当于91法郎。然而记者调查表明，消费者会嫌超过80法郎一顿的比萨饼太贵，但却轻易就接受同样一顿14欧元的饭。商家正利用了消费者的这种心理，而借欧元流通而大涨特涨。
涨价就意味着民众购买力的下降。对此，欧元确实是原因之一，但最根本的，还是那些不良商贩借欧元之机敛财。欧元只是一个借口。事实上，欧元被不公正地扣上了很多罪名。
多少罪名？
一个荒唐的现象表明，在欧元流通至今的十年间，法国国家统计证明，法国总体财富一直在不断地增长。法国40家最富有的上市公司的财富不断在膨胀。2011年年底这40家上市公司在危机的背景下，仍拿出370亿欧元给其股民分红；而他们的老板收入与2006年相比更是增长了34%。与此同时，欧元危机却造成民众的生活水平不得不在紧缩政策下不断下降。其根本原因就是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对“劳工”取得了全面胜利。欧元危机将这一胜利的严酷后果暴露无遗。而执政者则将这种现象归罪于欧元。
实际上，欧元区国家今天的危机并非欧元造成的，而是巨额公共债务拖累了欧元。而巨额公共债务也不是因为欧元而造成的，而是经济政策的失误。如法国从1976年起政府预算就基本上处于赤字状态，而欧元正式流通仅十年光景。怎么能将巨额债务的账算到欧元的头上去呢？
更重要的，则是金融资本无限制的投机行为生成的严重后果。没有高盛投资银行为希腊做假账“混”进欧元区的话，至少今天欧元危机不至于那么严重。法国银行家、经济学家乔治•乌热认为，将金融资本造成的公共债务危机、也就是政府金融、经济政策的失误，说成是“欧元危机”，是找到一个理想的“替罪羊”而已。这更容易诱骗民众是“货币即欧元”的错误，而不是金融资本过度投机的犯罪。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总统候选人勒庞就一直将矛头对准欧元，鼓吹法国“退出欧元区”就能解决法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将矛头对准欧元，就能够使“愤怒者”将怒火烧向一个货币，而不是整个金融体系和政治体制。
欧元往何处去？
对于如何才能走出欧元危机，欧洲专家众说纷纭。但目前主流观点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欧元危机的爆发原因在于其自身结构的不合理性，即建立了统一货币却没有建立共同财政政策；其二是要解决这一不合理性，唯有成立经济联合政府，统一税收与预算，真正走向建设欧洲联邦。然而问题是，这种分析照顾了金融资本权力的利益，而忽略了劳动者的权利。
欧元区爆发危机至少有一个因素是不可忘记的，即金融资本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由建立统一货币进而建立共同财政政策和经济联合政府是符合这一需要的。但欧盟各国却面临民众越来越强烈的“反欧盟”情结的抵抗。欧盟宪法草案在欧盟建设的创始国法国和荷兰被公民投票所否决，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因为欧元带来的不是劳动力价值的提升，而是资本收益大幅增长。
本来，政府应该主导国家经济生活围绕着为民众福祉服务的轨道上发展。然而无止境追逐利润的金融资本却另有目标。在全球化背景下，金融资本主导的西方经济将重点放在股权升值和股利分红上。在这种发展观指导下，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出现将降低劳动成本、以提高股票价值为首要目标的企业理念。
近二十年来，西方经济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生产基地，导致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劳动力价值不断下降。劳动力价值降得越低，企业的股票价值就升得越高，拥有股票的资本日益变富，而出卖劳动力的劳工则日益贫困。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政权对金融资本却不敢以征税为手段进行适当抑制。其中既有征税可能导致资本外逃的担忧，亦有选举体制需要资本财团支持的需求。因此执政者往往使政策朝金融资本所期望的方向倾斜。如法国总统萨科齐2007年一上台就削减巨富的税收。法国最富有的40家上市公司交纳税率(不到20%)甚至比中、小企业(28%以上)还要低。欧元的流通显然有助于资本权力的集中。然而没有想到的是，欧元造成了欧洲内部各国之间的经贸冲突，最终引发了欧元危机。
法国经济学家、著有《欧元与自由主义经济的终结》一书的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部主任雅克•萨皮尔就认为，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就类似比利时北部弗拉芒语区与南部法语区、意大利经济发达的北部与相对落后的南部之间的不平衡一样。在一国之内，可以通过中央政府的财经政策进行强制性调节，但在欧盟各国之间，这种强制性调节却遇到生存已经长达千年的民族国家内部的强烈抵抗。“怎么才能说服一个十年来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德国工人，来为多年来只知享受阳光和海洋的希腊人支付他们的巨额债务呢？”萨皮尔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解决欧元危机的唯一方式真的是走向建立欧盟经济联邦的话，这符合国际金融资本的需要，但却是以牺牲欧盟民众利益为前提的。以希腊为例。希腊无力归还主权债务，甚至已经无力支付债务利息，这就严重损害了金融资本的利益。于是一方面通过欧盟要求希腊实施严厉的紧缩政策，用压榨民众的方式，来省下钱支付债务，而另一方面就要求德国等欧元区经济相对较好的国家对希腊进行经济和金融援助。问题是这种方式将吞噬包括希腊本身在内的主权国家的经济成长，使欧盟经济复苏更为遥远，从而进入紧缩衰退的恶性循环，并直接导致民众生活水准下降，社会出现动荡。
而最重要的，当欧盟国家不得不在金融资本权力的压力下制定其经济和社会政策时，欧元危机只能导向欧洲社会空前大动荡。当资本对劳工取得彻底胜利时，意味着一家工厂主要考虑的不再是劳工的利益，而是拥有股权的资本的利益。
在欧元危机中爆发出来的对立，实际上是民众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对立。也就是说，今天欧元区最大的矛盾，就是欧洲公民从最初支持欧盟建设，正在迅速走向反对欧盟建设本身。这为解决欧元危机究竟应走向哪个方向提出了一个硕大的问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