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共产党向中国人民执行让步政策以来，中国的经济开始有了进展。随着社会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中国也产生出一种奇怪的人，我们姑且称之为两面人。
什么是两面人？
那就是内心里，对美国与西方的社会制度，心驰神往，他们向往那里的生活方式，向往那里的和谐社会环境、教育制度、价值观念等等，但外在表现却是坚决反对美国、西方，拥护中国的共产党集权体制，作为党与政府的干部，他们或者已经身处各级位置，作为文化人，他们尽量把这种政治态度表现出来，以谋求国内的政治、经济利益。这种人，就是两面人，而且，他们是中国的特产。
最近，在美国机场被飞机自动扶梯“夹住”的是司马南，此公在国内，以坚决反对美国著名，他声称美国“类似一个巨大的肿瘤，世界各地人民都质疑美国”，但正是这样一个反美“战士”，前不久的春节前夕，却单身飞往美国，与在那里的家人在“巨大的肿瘤”美国欢度春节。
把妻子、情人、孩子送往美国、澳洲、加拿大或其他西方国家，或者让他们取得移民资格或干脆入籍，或者让他们的家人预留在那儿，以备不时之需，而他们自己，则留在中国当裸官，当文化上的拥护一党专制的叫嚣者。把家人送往国外，同时携带了巨量的美元，是为预留后路之举。
以家人、财产去向来对美国及西方文明社会投出赞同票的人，无可非议。因为人民有迁居的自由，本国不自由，不安全，厌恶了国内无休无止的运动、批判、瞎折腾，而愿意去一个有自由，有民主，能提供安全感的国家居住，去一个能体现个人劳动价值的国家居住，这在以移民为特色之一的二十一世纪，可以是判断一个国家民心与政治态势的指标之一。
两面人的问题在于，他们阴的一面是骨子赞同美国、西方的社会制度，阳面上却要痛骂美国、西方，要在与资本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共产党体制内充当立场坚定的党与国家的各级领导人。这种身在共营心在资的现象，确实还是中国特有的怪胎。
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前，尽管这些国家也有特权阶层，但没有出现过大量把自己家人送往美国、西方的现象。眼下的中国，从邓小平一级开始，到现在全国上上下下的官员，特别是掌实权与能巨量鲸吞人民资产的官员，有几个没有把妻子、情人、子女送往国外作自身安全保险的？
为什么共产党专制的中国会出现这种特有的现象？而前苏联与东欧国家没有这一现象？他们都是同质的丑恶社会制度，为什么在这个两面人问题上出入很大？
这要从社会现状来分析。前苏联，在斯大林死掉后，残酷的政治运动基本消停，这个国家人少地广，因此，尽管生产力落后，但物资财富相对来说比较宽裕。贪官也有，但从揭露出来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贪赃枉法的事例来看，也最多是多几套别墅，多几辆豪华轿车而已，他们没有那么多美元资产可以鲸吞。因为后来的政治格斗中，停止了残酷的杀戮，党政巨头资产还未达到巨量，而一般的官员资产更是有限，美元对他们都是极其缺乏的，人民享有的生活相对不是极端贫乏，所有这些，都决定了这些官员即使想往西方国家跑，能力也有限，而同时，他们怕被人民清算的恐惧感也较轻。
东欧国家与西欧诸国接壤，受西方文明影响远比苏联大而广，这正如中国的广州受港台影响远比内地北方地区大一样。东欧各国，当时的社会态势远比今日中国宽松、温和，自由度也比今日中国高得多，正因为他们都没有当今中国的低人权优势，所以他们积累不了多少美元外汇。想贪也没有，对人民又没有那么多新旧血债，而即使“变天”，他们在本国的生活也不会差到哪儿去，所以，他们移民或把自己家人送往美国、西方的迫切性，主、客观条件都迥异于现今的中国。
反观中国，在邓小平暗藏私心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鼓励下，社会凭着极低的人权优势，积累了巨量美元外汇资产，也正因为极低的人权优势，他们凭着有意无意制造的制度上的漏洞，他们凭着极其集中的政治权力优势，巨量鲸吞了人民创造的财富，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他们又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平民开了枪，动用了坦克，黔驴技穷地采用暴力反复镇压了人民的不满反抗与异议知识分子，一句话，他们既鲸吞了人民创造的巨量财富，又不断欠下新的血债，社会环境又受到重创，当他们出国考察目睹了美国、西方国家的发达、繁荣，社会和谐，以人为本的社会福利，天蓝水清地绿的自然环境，他们怎么不生出要把子女送往西方的愿望呢？他们怎么不想着万一中国有变，那儿将是他们新的乐园。客观上，他们有了巨量资产可以去美国、西方国家享受富裕的生活，主观上，他们深深感到被清算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会不争先恐后地让家人去美国、西方国家，为他们继续在中国的巨贪购买好逃生的保险呢？
这种争先恐后的逃生现象，正反映了满载着14亿人口的大船，即将发生巨变。他们心知肚明，但他们还高举反对美国、西方的大旗，空喊反对美国、西方社会西化的阴谋，他们纯粹是秀给人民看的，他们纯粹是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他们是为了延长他们鲸吞人民资产的时间，只要让他们脱下裤子，亮出他们的资产与子女的国籍与去向，他们那个盖着极其自私印章的屁股就露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