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为自己设计的从重庆晋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路子，由三步构成：第一步是打黑，第二步唱红，第三步是共富。目前，第三步已经进行到关键环节，其在北京最高层的人脉也公开表态支持。比如，《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周衡义的文章《重庆探索共同富裕》，此报道立刻被重庆宣传部门升级为“重庆探索是为中国新一轮改革探路”。
然而，薄熙来在重庆主导的打黑负面效果日渐显现。比方说，司法权力全面扩张，一些地方对本不够立案条件的案件立案并经公诉而审判，形成了一条龙式的对单个公民的严打作业。律师业内人士估计：此类案件仅去年至少有五万起以上，公检法三家办案人员至少从每个案件上勒索三万元好处费。贪腐总额不算大，但是涉及面十分广泛。
“重庆病”在贵州恶性传染
公检法办案人员流水作业进行“合法的敲诈勒索”，再一次证明政法体制是腐败的温床。在另一方面，这种机制也进一步地制造了官民的对立。广东的乌坎事件之初对薛锦波等人的抓捕以及薛锦波死于看守所，就是整个国家权力体系对单个公民严打的个案。由于此种机制造成的社会不满情绪会在特定时点爆发出来，当局的维稳压力也越来越大。
尽管以上状态不全是重庆打黑负面影响的结果，但重庆的打黑变质为黑打，却是最新与最重要的推动因素。北京一位在最高人民法院通联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高阶干部说：“李庄案件是佐证，是中共司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另外也有专家表示：“打黑变成黑打是‘重庆病’，其传染性质十分恶劣。”
“重庆病”在贵州出现了传染症状。前省级政协委员黎庆洪涉黑案出现了被告人遭到刑讯（二十六小时的连续审讯）、证据的合法性欠缺诸重大疑点。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激烈交锋，法院明显偏袒公诉人而将三名律师逐出法庭。北京大量的法学专家以及刑辩律师都在密切关注“重庆病”在贵州的传染情况。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制类杂志记者称：“中央政法委会同中宣部已经发文，严禁官方媒体‘炒作贵州黎庆洪案’，违者按严重违反党纪处理。”
更有退休的高官表示：黎庆洪不一定没罪，但以打黑名义处理的该案，里面严重的黑打因素是值得深思的。黎庆洪案最终的政治影响绝不会亚于李庄案。
共富概念乃蒙人花样文章
薄熙来现在已经绝口不再提打黑的事情，而是用九常委中六人肯定重庆唱红来表明自己的高层支持率。有了这个基础，他又在重庆人大、政协“两会”期间率重庆党政要员黄奇帆、陈光国诸人，大讲共富概念。为了让共富概念有可测量的维度，薄声称：到二○一五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二点五比一，基尼系数压到零点三五。
问题是，不仅重庆而且在全国各级“两会”中暴富阶层是重要构成部分，要从这些人口袋里弄出钱来救济穷困百姓，无异于与虎谋皮。纵观法西斯政治历史，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在掌权之前都说要重搞社会公平，但是最终他们均与巨富阶层形成了共谋。中下阶层能够“致富”或“脱贫”的手段就是投身战争，从异国抢掠回来大量物资与钱财。薄到目前还没有像墨希两匪首发动战争的能量，其共富概念不过收一时人心的花招而已。为了保证暴富阶层不对他的共富概念产生疑惑，就借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之口，来曲线表达心迹，说：“共同富裕绝不是‘劫富济贫’，更不是走回头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
薄为了争取知识分子阶层的好感，一改原来的蔑视态度，转而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广泛，不少还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有许多真知灼见。”来自重庆民间的消息则说：重庆的知识分子尤其大学教师对薄熙来很有戒心，对他在李庄案上的拙劣表演深为反感。由此可见，是否玩好共富概念以欺人心，确实是薄熙来在十八大之前政治表演的关键。因此，他不惜动用最可靠人脉，让《人民日报》发头条文章说“重庆探索共同富裕”。
三常委对重庆模式不表态
中国整个社会已经不存在实现共富的制度基础，重复前苏联的“休克疗法”治理危机才是出路。凭重庆地方的一己之力，难收普遍的制度示范效应。从这点上来讲，薄熙来知不可为而为之，也有悲壮之处。
北京最高层显然没有人有胆量采取“休克疗法”，尽管今后两年之内这是必经之途。胡温不敢，十八大后主掌经济的李克强亦未露任何倾向性政策。对于所谓的重庆模式，三人故意不表态支持，亦未见否定意见。不久前，薄的“公开点名”说九常委中有六人支持唱红，希望以此刺激胡温李三人。吊诡的是，三人对来自薄的“刺激”均无任何反应。
接近胡锦涛智囊班子的人士猜测说：“胡深得邓小平‘不争论’之真味，因此对薄的‘点名’不做任何表态。”该人士继续说，“当年胡在西藏处理危机时曾有‘三不政策’：不讨论历史问题，不争论前届是非，不评现班子人员功过是非。”由胡在西藏的从政经历可以推知，胡是最高层里面最能折衷的政治人物，而其由无足轻重的共青团体系走到党国最高位置，确实有一番忍功、抹功、化功，还有就是拖功，比如对自己曾讲的政改拖到现在，看来是铁心拖至任满而不了了之。
与胡锦涛相比，薄熙来的顾此失彼显然证明他在政治上还是太嫩了。即便其十八大时进了常委并在此后的人事变动中得任要职，也不过是个起不到实质作用的人物。
广东政局会否出现反覆？
“重庆病”传染了贵州，正如本文前述司法权力体系一条龙式地对单个公民进行严打一样，证明全国都在染病。毫不夸张地说，“重庆病”是当今中国的“政治非典”。为了稳定，为了十八大权力平稳交接，还没有敢负责任的人出来揭开“非典真相”。
一向以政治开明著称的广东也受到了“重庆病”的感染。比方说，对于广东汕头海门镇民众抗议华电项目的群体事件，虽然表面平和处理，但是，汕头市市长郑人豪对媒体公开放言“部分人非抓不可”，因为那“部分人”是受了境外媒体的影响，“居心叵测，完全与群众的合理诉求相违背”。郑人豪的论调与北京高层表扬的“乌坎转机”之良苦用心完全相反，更证明十八大权力交接前高层官场的白云苍狗之状。广东出现政治反覆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