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春节，毛泽东写了一首怀念杨开慧的《游仙》词，即后来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江青对此恼怒异常，与毛泽东大闹了一场，声称：你毛泽东如果怀念杨开慧，那我就要想唐纳。激愤之下，江青即写信求助于郑君里。郑君里见信自知非同小可，找来几个好朋友一起商议，大家一致认为此事决不能干，为免日后招惹是非，当场把那封信烧掉了，郑君里自然没有“遵命”联系唐纳。所以无论张春桥怎样提醒恐吓，郑君里也拿不出信来，因此招致了抄家入狱之祸。
江青密托叶群说：“我有一封信，在上海一个电影导演郑君里手上，也可能在赵丹、顾而已、陈鲤庭、童芷苓等人手上，这些人都串在一起，你想个办法，给弄回来。”江青当然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信件的内容，进一步强调说：“至于是什么信，你不用问，反正是一封很要紧的信，这点事，你得给我快点办，越快越好。”
叶群很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叶群找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商议。随即，吴法宪亲自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江腾蛟，要他到北京“接受一个任务”。江腾蛟立即飞赴北京“晋见”叶群。叶群说，江青有一封信落在了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人手里了，到底在哪一个人手里不清楚，所有有疑问的人都要进行搜查，一切“文字材料”，不论是书信、笔记，还是日记等全部收缴，片纸不留。最后，叶群不忘重申：“一定要保密。”
大祸临头的郑君里，10月7日又上交了刚找到的几张照片，并直接写信给江青：“我不记得还有你的信，也不记得你给我们或给赵丹和他夫人写的信。”
10月9日凌晨，抄家行动开始。上海空军警卫排战士化装成红卫兵，一些被挑选出来的空军干部子女也加入进去，兵分五路同时行动，直扑郑君里、赵丹、顾而已、陈鲤庭、童芷苓的家。江腾蛟坐镇上海巨鹿路空军招待所“实施电话指挥”：一部直通北京，随时向叶群、吴法宪请示汇报；一部专供查抄队及时报告最新进展情况。9日凌晨1时左右，十几个戴着大口罩、衣服长短不一、臂挂“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神神秘秘地进了武康大楼....
天亮之前，一麻袋、一麻袋查抄来的资料被编号后运到空军招待所里，由江腾蛟指定的亲信再进行翻查、收集、整理，最重要的材料单独存放进一个包里。
天亮之后，郑君里等五人纷纷向上海市公安局，甚至向上海市委报警。上海有关方面马上开始了追查，参与其事的空军干部子弟向他们透了口风：是上海空军干的。得到这个信息后，追查立即停止了。
遵照叶群、吴法宪的嘱咐，查抄到的材料，被封存进空军保密室。后来，这包材料被江青悄悄烧掉了。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了结。死的材料虽然化作了青烟，活着的人还有嘴巴。1967年11月26日，由张春桥批示，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18人被隔离审查。1969年，郑君里患肝癌惨死在狱中；顾而已因无法承受非人的折磨自杀身亡；赵丹等人出狱时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最美好的年华被残酷地断送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