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台湾的希望
一、郑南榕精神
——燃烧的台湾之魂
一九八九年，海峡两岸都发生了对各自未来命运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中国大陆，六.四学运，风起云涌；六.四屠城，举世震撼。台湾则发生了一件与六.四相比较少引起世界注意的事件——郑南榕为抗争威权，坚守自由的信仰而自焚。
六.四学运黯然败北，曾如太平洋的波涛般激荡的国际影响也已风平波静，极权专制依旧主宰中国的命运；二十年后的今日，纪念六.四者形影相吊，寥寥无几，历史似乎已在忘记六.四。台湾的情况正相反。郑南榕燃烧的生命中熔铸出打开台湾自由之门的金匙——他在烈焰焚身的惨烈痛苦中所作的生命之舞，宣示出不屈的自由意志，使威权政治心惊胆摇，步步败退，台湾的自由民主事业终有大成。
为什么全人类关注的六.四运动不能结出民主之果，至今其精神魅力已成昨日黄花，而当时并没有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的一位台湾知识分子自焚事件，却成为台湾专制与自由之间的历史界碑？原因或许有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则在于中国六.四是一场没有自己的精神圣徒的运动，而郑南榕被金焰熔铸为铁黑色的躯体，则是台湾自由民主运动的圣物。没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圣徒的运动必败，因为她缺少感动命运的道德魅力；把生命作为祭品献给自由民主事业的圣徒，是一场社会运动获胜的主题歌——这便是历史的逻辑；历史似乎很残忍，但历史是公正的。
六.四之夜，北京市民激于义愤，举行了人民起义，用石头还击坦克与枪弹，以至于血漫北京。然而，那流淌的血河却没有升华为属于圣徒的精神价值。因为，之后没有谁宣告，他是自由民主的献祭者，他的血是献给自由民主的祭品。“六.四运动”过程中，众多中国知识分子在学运可能会胜利的幻想鼓舞下，争先恐后，冲进历史的聚焦点，作热烈火辣的政治之舞表演。血漫六.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表现一言以蔽之：心惊胆破，蛇行鼠窜。其典型者如方励之，躲进美国大使馆，把学生运动的命运留给血雨腥风；至于刘晓波，一朝被捕立刻骨软心碎，向屠夫摇尾乞怜，长安街上的血还没有完全归干涸，他便撰文发表在台湾《联合报》上，以诅咒六.四。关键之处在于，从方励之到刘晓波如此作为，既没有韩信忍胯下之辱，以期申大志于天下的愿望；也没有勾践尝粪偷生，为图复邦强国的大谋略；更没有太史公忍耻负重，以成就煌煌巨史的大良知——方励之、刘晓波们如此作为，竟只是出于恐惧，只是因为他们那一颗怯弱的心被暴政吓碎了。
中国知识分子卑鄙的政治投机心态和庸人的怯懦，弄脏了六.四精神，而历史不会给不洁者戴上凯旋的荣耀之冠。
国土纵横万里，文人碌碌千万，却无一人愿为自由民主而视死如归——这是中国民族人格深刻堕落的标志。在郑南榕精神前，中国千万文人应羞愧得无地自容。郑南榕点燃自己的那一刻，也同时点燃了属于台湾的理想主义的圣火。从此之后，对于台湾，自由不再仅仅是人们的愿望，而升华为炽烈的精神信仰；同时，台湾的自由民主事业和独立建国理念也由于有了伟大的献祭者，成为充盈着生命神圣感的事业。钉上十字架的基督是基督教道德精神的象征；埋葬在金色烈焰中的郑南榕，则是台湾自由精神的圣徒。对于这位圣徒，自由意味着宗教，自由就是上帝。
台湾是幸运的。因为有了郑南榕，台湾就有了永远燃烧的魂魄。郑南榕精神之所以成为台湾之魂，既是由于他为理想主义而献祭的圣徒人格，更是由于他的生命中蕴涵的精神价值。我，一个愿终生寻找诗意与哲理的浪迹天涯者，对雕刻在台湾命运之碑上的郑南榕的理念感触良多。
郑南榕为独立建国注入自由价值的内涵。这是一位大智慧者揭示出的关于台湾命运的真理，即台湾独立建国是获得自由的政治前提；人的自由，构成独立建国的核心价值。
当郑南榕为独立建国架起通向自由，这个生命哲学的最高价值的精神桥梁时，他已使独立建国的理念超越台湾地域的限制，超越族群利益的限制，而达到人类普世价值的信仰高度。理解自由，是人类最神圣的精神事业；每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本质上都意味着对自由的独特理解，人类就是在对自由的不断更新的理解中走向进步。台湾之魂由于以自由为精神之王而崇高；台湾独立建国由于以自由为精神价值的起点和归宿，而与至上的真理一致。对此，郑南榕之功厥伟。
智者视野宽广如大海，圣徒胸怀辽阔如苍天。一句“我，叫作郑南榕，我是外省后代，我主张台湾独立”，便赋予独立建国理念大海苍天般的包容性，使之超越台湾内部族群分裂的狭隘意识，成为生活在台湾这个命运共同体内的所有人群的共同利益的象征。把独立建国视为一部分人的事业，甚至精神特权，只能导致台湾族群分裂的结果，把独立建国引入绝境死地。对此郑南榕早有警示，而至今却依然有宵小狭隘之徒乐此不疲。
郑南榕不仅引导独立建国的理念走出单纯族群或地域利益的狭小眼界，进入自由价值这个生命哲学的最高境界，同时，他又使自由的价值具象化为与台湾实际命运一致的理念，即对言论自由权和政治选择权的要求，并通过发布《台湾共和国宪法》，确立了实现基本人权的法治方式。这样，郑南榕就以独立建国为基础，将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法治等现代进步的国家意识，熔铸成一个有机联系的价值体系。台湾因此而拥有丰饶的国家意志。
郑南榕是一个属于台湾的奇迹。他虽然生长于海岛，却又有丝毫不受岛国意识限制的人类价值观和世界历史观。他的“好国，好民”新国家意识中，凝聚着一个雄心壮志：以台湾命运的名义，对人类未来发展应当遵循的新的价值原则，作出不可取代的贡献。
郑南榕似乎在二十余年前就预见到了人类精神的大危机。当前，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从本质上讲不是经济的，而是生命哲学的。以风行数百年的“自由主义”传统衍生出的放纵物欲的生命态度，以及这种生命态度创造出的生活方式和无节制地超前消费的虚拟数字经济，构成当前经济危机的基础。要从治本，而不是治标的层次上解决这次经济危机，就必须对构成人类以往生活方式基础的价值观念作深刻反思，并以此为前提，创建更符合人类生存保障和幸福追求的生活方式，以及作为这种生活方式物质基础的经济机制。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切应对经济危机的具体措施，都只不过是下一次更严重危机到来之前的镇痛剂。
郑南榕不可能在二十年前就洞察这次危机的具体内容，但他的“好国，好民”意识已经提出了一项会为台湾带来历史荣耀的责任，即台湾要通过创建新型国家，确立新的公民意识的努力，为人类未来的发展，寻找到更符合人性的国家制度形式。台湾将因此而成为人类国家史上的一颗精神价值的明珠。
岛国小邦有四海之志，凌云之想，并非为图虚名，而是要在强权虎视鹰顾之下，为台湾独立建国创造更具世界感和历史感的价值基础。不如此，台湾独立建国就不会获得杀出命运重围，并战胜强权所必须的精神价值能量。我相信，这正是郑南榕为台湾筹思之深意。以色列亡国千年仍能重建祖国，其精神能量之源，在于古犹太智慧中的宗教情怀对人类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影响。台湾无法像上帝的选民犹太人那样，从古老历史的遗产中发现精神能量的源泉；属于台湾的精神能量只在未来——通过台湾的立国精神，创造出更符合人类自由发展需要的国家形式，从而使台湾的立国精神成为人类时代精神的前导。开国立邦乃重大历史事件，而人类历史本质上是精神史，意志史。因此，强大的精神能量——无论其来自历史的遗产，还是源于引导人类走向未来的精神价值能力，都构成开国立邦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对此，非大智慧不足以理解。郑南榕的“好国，好民”思想表述的新国家意识，正是这种大智慧的栖息之所。
释迦牟尼因践行其大智慧的苦修与传道，被称为“大雄”。郑南榕的生命中亦有大雄之气魄。这位台湾的智者既显示出创造精神价值之大智，也证明了他有踏平万里艰难，实现精神价值目标的大勇。智慧是美德，但智者如果只思不行，人们便会怀疑智者是否真得爱恋美德。郑南榕乃是知行合一的英雄，是美德的苦恋者和热恋者。一旦确立了与真理一致的价值目标，他就毅然前行，绝不瞻前顾后，绝不左视右盼；在他的视野里，唯有崇高的理想主义和不变的现实目标；他无视命运凶险，不顾个人安危，只把自己的生命许给了自由。
创造真理需要智慧，实践真理需要勇敢，创造并实践真理者便是圣者。郑南榕实践自己精神价值的行为，以壮烈的殉道之死作为终结。那是英雄生命的风格，那是悲怆史诗式的终结。郑南榕之一言：“国民党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尸体“，便将令千古历史为之动容，因为，历史也尊敬英雄。当郑南榕把自己埋葬在金色烈焰之中时，郑南榕精神就以台湾之魂的名义不朽；郑南榕所创造的英雄人格之美，就以台湾之魂的名义永存。
回顾英雄的生命点燃的历史，凝神注视圣者之死，更觉现实中庸人俗物的可鄙。那些用独立建国理念作政治投机以换取选票的小政客们；那些以“立法会不占多数”的借口，为自己在独立建国理念的实践领域首鼠两端进行辩护的庸人懦夫，——他们在郑南榕充盈着高贵理想主义的精神价值前，面对郑南榕义无反顾，只求真理的命运足迹，不知是否还有羞愧的能力，不知是否还有自省自责的勇气。
作为立国之本的精神价值乃是国魂。即便国土被夺，国权沦丧，只要国魂不灭，就永远有希望。以色列国灭千年，终能复国，其要在国形虽销，而国魂不死。今日，中共铁血强权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阴谋，正在榨干属于台湾的时间；国民党权贵卖台投共的脚步声风急雨骤。所幸郑南榕已完成为自由之台湾铸国魂的大任；只要郑南榕精神还没有被台湾人完全遗忘，台湾的自由之魂就不死。就算最冷酷的命运降临台湾，即使台湾的自由在大劫难中一时沦丧，只要台湾之魂尚存，绝望就不属于台湾，台湾自由的命运之星便不会陨落。
二、重建国家意志、台湾主体文化价值，社会道德基础和人民的自信
——知识分子与政治家的天职
由于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失职，台湾人正在忘记郑南榕精神。这种遗忘，导致台湾丧魂失魄，精神价值混乱，缺乏应对命运大劫难的意志能力。为台湾的自由不死于中共暴政的政治阴谋，台湾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应当意识到自己的天职之所在，并首先引导社会回归郑南榕精神。当然，时间不会倒流，历史也没有纯粹的回归之路。所谓的回归，意在以郑南榕的精神价值和他的英雄人格魅力为起点，重建国家意志、台湾主体精神价值、社会道德基础和人民的自信。
重大的命运问题，往往需要通过重大的社会运动才能得到解决。为解决国魂丧失的问题，并应对正在逼近的大劫难，台湾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有必要尽快启动四大社会文化运动，即以重建国家意志为目标的“全民制宪运动”；以重建台湾主体文化价值为目标的“自由文化运动”；以重建社会道德基础为目标的“凈化政治权力运动”；以重建人民自信为目标的“理解郑南榕英雄人格运动”。这四项运动共同构成“重铸台湾之魂”的历史进程。
四大社会文化运动紧急启动，同时并举，惊醒昏昏欲睡的台湾社会的良知，震撼浑浑噩噩的茍安心态，击碎政治道德虚无主义，从而让重建国魂的事业重返台湾时代精神的中心。
“全民制宪运动”的要旨在于，使重建台湾国家意志的运动超越族群的界限，成为全民共同的事业，从而确立“台湾是所有台湾人的命运共同体”的政治意识。
“全民制宪运动”首先应当撞响台湾命运的警钟，揭示中共欲灭亡台湾主权与自由，将台湾置于其中央极权统治之下的政治阴谋。通过制宪运动，要达到重建国家意志的紧迫性的全民共识：为给台湾的自由以国家意志保障而制宪；为台湾免于沦为中共的政治奴隶命运而制宪；为阻止一小部分国民党权贵卖台求荣而制宪；为应战台湾命运大劫难而制宪。
理解自由与正义，乃是人类崇高的精神事业，是人类政治法律思想的永恒主题。台湾“全民制宪运动”要成为这项崇高事业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要成为这个永恒主题的最新表述——台湾制宪运动一定要超越岛国和族群利益的范畴，直接与人类的精神命运对话；唯有如此，才能为台湾重建国家意志的事业赢得整个人类的理解、尊敬与支持。
在总结以往数百年人类追求自由、正义的政治和法律实践之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重新以宪政法治之名，对自由与正义作出具体的制度性理解，从而使台湾宪法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对自由和正义的经典法律表述；要在把“权力关进牢笼”、防止财富转化为政治和社会特权、保障竞争过程的公平和竞争结果的合理性与人道性、个人自由与社会共和利益的关系、人的自由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等所有同自由与正义相关的范畴内，都能体现人类所达到的最新思想边界。台湾宪法，以及书写在宪法中的台湾国家意志，将会因此得到历史的肯定。
国家是政治的范畴，但又首先是文化的存在，文化构成国魂的精神价值背景；抹去一个国家，必定要灭绝表述这个国家精神价值的文化特征。中共在其“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就确定，要在极权政治“统一”台湾之前，先行实现“文化统一”——命运已经发出冷峻的警告：如果台湾的自由文化不兴，台湾的文化精神便将死于中共暴政的极权文化。
就台湾而言，为有效重建国家意志，必定要同时通过“自由文化运动”，重建台湾主体文化价值。文化价值的重建只有具备浩荡的社会文化运动的巨大能量，才可能全面实现在哲学、文学、音乐、绘画、历史学、法学等领域的狂飙突进。台湾“自由文化运动”的主题就是，以自由的理念为主导，以多元文化为原则，创造出具有台湾命运风格的美学形式、智能样式和价值魅力。
台湾处太平洋万里波涛间，乃是东西交汇，南北通达，四方响应，八面来风之地，恰为发育具有独特命运风格的多元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地理条件。关键在于台湾的知识界不要辜负了这片钟灵毓秀、天造地设的多元文化之地。
意志是人类史的根本动力，而文化精神则构成意志之源。西方文化主宰时代精神数百年，主要依凭“文艺复兴运动”中涌现的巨大精神能量；直至现代，许多精神范畴内，人类还在执行“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神遗嘱。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今日台湾重建国魂的事业能否成功，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台湾是否具有创造出主体文化价值的精神潜力。任何领域的文化创作固然都是个性的呕心沥血的过程，然而，以个性为根据的文化创作成果像夏夜满天繁星一样，在同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苍穹中璀璨升起，就将构成一次魅力无限的社会文化运动。现在，台湾的命运在召唤“自由文化运动”，以重建台湾主体文化价值；“自由文化运动”则将召唤属于台湾的文化大师群体，用他们的个性之美所创造的精神成果，点燃台湾主体文化价值的圣火。
“凈化政治权力运动“的必要性，直接肇因于政治道德基础濒于瓦解的现状。国家权力可能扮演两个角色：当权力符合正义、廉洁的原则时，它就是一个伟大的导师，会引导整个社会走一条向上的道德之路；当权力不公、不义、不廉时，它便成为最邪恶的教唆犯，它会教唆整个社会不相信道德，走一条堕落的道德沉沦之路。
台湾从“光复”直到今天，一直没有真正解决国家权力腐败不洁的问题。国民党当初败于中共的一项重要原因，便是其官员的腐败。但是，溃退台湾之后，国民党并没有找到根治权力腐败之策；台湾人民对国民党黑金政治的厌恶，构成国民党败选于民进党的原因之一。不过，连上帝都难以逆料，肩负台湾人对廉洁政治的历史性期待的民进党，竟让上帝和台湾人民一起失望；陈水扁家族的贪渎，似乎在论证权力腐败已成台湾的政治癌变。
陈水扁家族贪渎事件对于台湾社会政治道德的影响，比国民党黑金政治更具灾难性。因为，人们从来就没有指望国民党政治会干净；在人们的心目中，国民党权贵阶层贪污，就像小孩要尿床一样不可避免，而权力腐败是长在国民党屁股上的政治胎记——不被寄予希望者，不会使人伤心。对于陈水扁则完全相反。台湾人民把他当作政治良知的象征和权力廉洁的希望，送上国家权力意志的峰巅。而他用自己的所作所为告诉台湾社会，政治良知是虚假的；权力廉洁是幻想。
我曾有言：“高贵的人格乃是政治道德的生命之源。社会运动一旦凋残了道德的感召力，就已经死亡了。”民进党二○○八败选，正是因为它的候选人已经丧失高贵人格的魅力。
人不怕艰难困苦，就怕没有希望。在陈水扁使权力廉洁的希望破灭之后，台湾社会对政治道德的信心怎么能不崩塌？对政治道德的信心是社会整体道德体系的重要支点之一；支点崩塌了，社会道德体系就面临重大危机。试想，一个对道德缺乏信心的社会，怎么可能支撑起崇高的国家意志，怎么可能涌现出绝世之美的主体文化价值？所以应当认识到，“凈化政治权力运动”之必要性虽然直接源于政治道德的危机，但其深刻的意义则在于，凈化政治权力是重建台湾国魂事业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高贵的国魂要求净洁的政治。
“凈化政治运动”是，却不只是政治范畴的进程；只有成为社会文化运动，凈化政治才会对全民重建对道德的信心产生关键性影响。一个社会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道德信心；重建对道德的信心，与回归理想主义是同一回事。凈化政治的社会文化运动要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到人格，都重返理想主义——要坚信民主政治是干净的政治，国家权力必须纯凈如水；要坚信承担重建国魂的天职的政治家必须是冰肌玉骨、两袖清风的圣徒。我完全知道，在权力腐烂的肮脏时刻，呼唤纯洁的理想主义是艰难的；在人性腐烂于物质的时代，召唤理想主义的圣徒人格更意味着大艰难。但是，为了重建台湾国魂的事业不败于政治道德的崩溃，为了台湾的命运不葬送于权力的腐败，“凈化政治权力运动”只有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用良知的凈水，洗去政治权力上的人性贪欲的污迹——在艰难的时刻，必须相信良知；丧失对良知的信心；理想主义者便丧失一切。
我已经听到，台湾命运的大劫难日夜都在呼唤愿为重建国魂而生死存亡的圣徒。危难出圣徒。台湾是否能够获得属于未来的高贵而自由的命运，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这片奇丽与娟秀共存、壮美与清幽同在的山河，是否还能产生出坚守理想主义原则的圣徒群体，以他们纯洁的人格，重建台湾人对政治道德的信心。另一方面，仅从政治实用主义的角度考虑，也可以得出结论：无论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只要如果能在凈化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卓有成效，从而获得人民的信任，它也就必定成为权力的执掌者。
政治权力意志丧失自信，必然导致人民的自信的丧失。马英九政府的全面投降政策已造成台湾社会自信心崩溃的恶果——台湾人丧失政治自信，畏中共如虎狼，只想委曲求全，不思强国自保；台湾人丧失经济自信，视中共如财神，大陆市场如救星，于是资金汹涌外流，到中共极权下去寻求暴富，成滚滚如尘的台商之艳梦；台湾人丧失文化自信，学者常游大陆作学术“朝圣”之旅，艺人则以大陆文化市场为恋，本土主体文化价值意识似已驾鹤西去，中共党文化之思想意识载体滚滚涌入；台湾人丧失对前途之自信，多有私备他国护照、暗移资财于国外者，只待一朝国家沦亡，便惶惶然作鸟兽之散。
台湾人丧失自信之现象不一而足，全在控诉马英九政府投降政策之罪；台湾社会自信崩溃之现象林林总总，皆在指证马英九政府媚共政策之恶。一个没有自信的族群，不可能有丰饶而坚硬的国魂；一个缺乏自信的社会必定丧魂失魄。为召回国魂，台湾必恢复自信。而我愿把重建人民自信的社会文化运动称之为“理解郑南榕英雄人格运动”。
懦夫自卑，勇者自信。此乃千古不移之理。故重建自信必以召唤英雄人格为始终。郑南榕为争台湾之自由，敢直面凶险，一往无前，与强权作生死之决，真震古烁今之英雄。英雄人格是郑南榕留给他热恋的台湾之最宝贵的精神遗嘱；我分明听到，那遗嘱间回荡着对台湾民族人格的期待。
重建人民自信之所以应当采用社会文化运动的形式，不仅在于强调其社会性和全民性，更在于强调其哲学性，即要通过文化努力，使郑南榕人格成为英雄人格哲学的表述。英雄人格的魅力只有升华为生命哲学，升华为一个族群的哲学信念，才可能锻造出具有英雄人格特征的族群。对于大劫难正在逼近的台湾，为作自由人而不惧与铁血强权决死战的英雄人格，乃是自信之源。无英雄人格便无自信；英雄人格内化为台湾的民族人格，人民自信的重建便随之完成。让郑南榕那具有金焰神韵的人格魅力，通过文化创作，升华为英雄人格哲学的史诗和台湾的民族生命哲学信念——这是台湾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天职与荣耀。
光阴如白驹之过隙，中共统战又管弦繁急，二○一二大劫难步步逼近，属于台湾命运的时间之河似正趋于干涸。但是，作正确的事永远不会晚；作与真理一致的事，即使太晚也必行之。更何况，对于良知未泯的台湾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他们此生所能作的最后一件有意义的事，可能也只有为台湾召唤自由而高贵的国魂。
一个需要圣徒的时代也必定是需要英雄的时代。重建国家意志、台湾主体文化价值、社会政治道德基础和人民自信——这便是既属于圣徒，同时属于英雄的事业。我祈愿，我相信，命运将把最后的微笑献给圣徒与英雄。因为，命运女神心中也应有圣徒和英雄之恋。
三、中共暴政的强大与衰弱
——命运最后将对谁微笑
历史常常表现出难以预料的戏剧性，因为，命运才是最杰出的戏剧大师。源自中共暴政的大劫难正逼近台湾，属于台湾的时间似乎已经不多了。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共巨大的经济外形之下，政治危机正如地火奔行，并为最后爆发储存能量。在台湾的大劫难和中共的政治大危机之间，历史很可能再次展现出戏剧性。
中共暴政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军队，拥有千万贪官、百万警特、十万铁牢、御用文人无算，用一党独裁体制控制立法、行政、司法等全部国家权力，用专制权力垄断全部国土资源和经济资源，用国家恐怖主义式的暴力控制媒体、学校和其他文化单位。在物质的意义上，中共暴政极其强大。不过，人类区别于万物的本质只在精神；人类史本质上是意志史。从精神意志的角度，即从人类史本质的角度审视，中共暴政已经达到政治大崩溃的临界点。
此前众多所谓“中国问题专家”曾作出过中共崩溃的预言，但预言都没有得到现实的肯定。其原因在于，这些“中国问题专家”总是按照外国的经济规律，来对中国的前景作出经济的判断；他们根本不懂中共本质上是政治的动物，而非经济动物，所以对于中共而言，只有政治危机，没有经济危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出现饿死四千万人的经济灾难，中共却稳如巨石，就是因为当时中共全面的政治危机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今日之中共虽然获得前所未有的经济能力，但其政治本质已经病入膏肓，彻底腐朽，来日无多。为明中共政治崩溃在即，试看其政治危机的诸种表现如下。
其一，对于任何政治形态，精神凝聚力都意味着最重要的生存保障。而无论这种凝聚力是源于真理，还只是一种历史的误会。然而，现在共产极权理论已经彻底破产，中共血腥残暴的政治实践又使其成为政治道德的破落户。中共在理论基础和政治道德双重意义上都丧失了精神凝聚力；中共暴政由此沦落为赤裸裸的追求私利的贪官污吏集团。
绝对权力必然绝对腐败；丧失精神信仰的权力则是腐败的极致。中共暴政现已是无官不贪无吏不腐，贪污腐败已成中共官员正常的生活方式。中共官僚集团，这个人类有史以最庞大、最无耻的经济犯罪集团，不仅构成社会不堪重负的经济负担，而且也是中共的政治癌变。
精神凝聚力丧失，以及权力不可逆转的全面腐败，必然导致一个政治后果，即中共体制内部个人与个人之间、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权力斗争的激化。处于无官不贪无吏不腐的状况下，贪腐就自然而然成为置权力斗争对手于绝境的最方便的风流罪名。权力斗争的胜者将获得更强大的腐败权力，以及与之相连的个人特权；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丧失的不仅是权力与荣华富贵，而且将身陷黑牢，万劫不复。前深圳市长许宗衡权力斗争中失势后，受到贪污罪的追究。他面对中共纪检委的审讯时哀叹：“做共产党的腐败官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职业，也是最危险的职业。说幸福，花天酒地、美女娈童，可算人间天上；说危险，周围多有如狼似虎的觊觎者，一朝不慎，就会从天堂掉进地狱。”
权争的激化和贪腐罪名在内斗中的大量运用，是像自然本能一样不可逆转的趋势；这种趋势造成中共官员的普遍恐慌。许多官员都暗中祈盼中共崩溃，以逃离这种日夜不停的极度恐惧，并使其腐败权力转化而来的财富合法化。前苏联崩溃时，千万党员和官员中鲜有挺身而出维护苏共体制者，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官员们类似的心理因素的作用。
不过，中共官员也有与前苏联官员不同之处，即在政治崩溃之前，中共官员便普遍未雨绸缪，一方面把腐败权力当作聚宝盆，疯狂敛财，另一方面，送妻子儿女或者亲友情人前往国外，设立账号，转移财产。同时自己也备好外国护照或者签证，以便一有风吹草动，便立刻逃国，振翅远飏，到异乡作富家翁。二○○四年，时任国家安全部长的许永跃，经政治局常委会批准，委派他在河北省当官时的亲信、河北省政法委秘书长王雁飞，带员前往贵州，对安顺地区官员持有外国护照或者签证的情况作过一次秘密调查。结果发现，全地区处级以上人员，百分之八十六点九持有多次往返的外国商业签证；科级以上官员，百分之七十二点五持有多次往返的外国商业签证。中共最高当局虽然也制定了一些相应防范措施，但大多形同虚设，根本挡不住官员外逃潜流，更不可能挡住在腐败权力支持下的资金外逃大潮。
现在，北方加拿大、南半球澳纽已被中共官员家族视为天堂。从温哥华至悉尼，从墨尔本到奥克兰，驾宝马奔驰，招摇过市者，大多中共贪官之亲朋密友；购大屋豪宅、华衣鲜服者，尽是中共狗官之妻妾情人；挥巨额学费于大学校园内勾肩搭背之痴女肥男，皆为中共狗官之纨绔子弟。由于中共专制铁幕的严密遮挡，我们很难对中共官员外逃资金数额作统计学上的准确估价，但从现象上看，可知其数额足以构成中共的政治大危机。因为，巨额资金涌向海外的表像之下，隐藏着中共官员对中共极权的生存普遍丧失信心的真实内涵；绝大部分中共官员都处于最后一搏的赌徒心态之中，即在中共政权崩溃之前，运用腐败权力聚敛财富，以便中共寿终正寝之后，其家族仍能跻身于“上层一万家”。显而易见，官员普遍的末世心态，恰意味着中共政权之末日。
其二，政权建立之后的人材逆向淘汰，是极权专制政治的铁律；这个规律也成为中共暴政的政治绝症之一。
只有铁腕人物才能够为极权专制提供源于人格威信和政治权威的政治凝聚力，并构成极权专制正常运行的轴心。其“铁腕”的形成又依赖于人格威信——无人格威信，即无“铁腕”。现在，中共暴政的一项致命政治危机正在于，它丧失了产生具有人格威信的铁腕统治者的能力。
经过半个多世纪人材逆向淘汰规律的冲刷，当代中共暴政各级当权者，整体上属于极端自私而又无耻无能的族群。他们精于专制官场的权术，因而能官运亨通，却又不具备政治家的基本素质，所以缺乏有效运用政治权力的能力。遍观中共庙堂之上下，尽为逢迎拍马有术，安邦定国无能的狗官：其平民出身者如胡锦涛、温家宝流，惯会假笑欺人，不过是靠循循奔走于权贵之门而得手握重权的庸辈；其“太子党”出身者如习近平、俞正声之类，乃将门犬子，骄奢淫逸有术，治政理国无才，声色犬马能拔头筹，若让其执掌国政，则可谓赶跛鸭上高架，驱肥狗追狡兔，焉能不废。
今日之中共正是群鼠无王，群狗无首，群蛇无龙，暴政无魂。这种状况之下，人人皆有运用溜须拍马之术，觊觎高位之心；各个皆思用权争阴谋之策，力争重权，从而导致政令不通，尾大不掉；权争激烈如火如荼，不死不休。
原中共高官陈良宇，受胡锦涛整肃之初，尚思负隅顽抗，以求江泽民之保护，故态度嚣张。审讯者申斥他不尊敬中共最高领导胡锦涛，陈良宇竟反唇相讥：“胡锦涛不懂经济，不懂政治，不懂军事，还停留在大学生的政治辅导员的水平上，让我怎么尊敬？别说我，就是县城里的小科长也觉得他可取而代之。无才、无德、无能之人，想叫人尊敬也难。”
陈良宇此言，无意之中生动地道出中共的一大危机。民主政治的稳定之基在于法治，极权政治的稳定之基在于铁腕统治者。法治倾颓，民主政治必趋混乱；铁腕不张，极权政治必起震荡。在此意义上的极权政治震荡的主题，便是自杀式的日益激烈的权力斗争，以及如影随形的中共权力意志的分裂。
其三，极权政治的稳定依赖于其官员在政治上的高效率。但现在中共官员的政治效率，即防范和制止民众抗争暴政的活动的效率，已经由于权力深度腐败而趋于丧失。
六.四血案之后，邓小平及其家族意识到，他们犯下了天人共怒的反人类罪行。如同所有的预谋犯一样，邓小平家族实施犯罪后第一个心理冲动，便是试图毁灭罪证。邓小平基于对人性弱点的洞察，选择让中国人的心灵在物欲中腐烂的方式来毁灭证据——良知与心灵都因物性贪欲而腐烂，中国人就会忘记六.四之罪。邓小平的方法是卑鄙的，但却有效。六.四之后中共的所谓经济改革的各种政策取向，实际上都在鼓励无节制的贪欲之洪流冲决一切道德堤坝。中国的民族人格腐烂于物欲，对六.四的记忆也就随之腐烂。
不过，也许是由于命运对暴政的卑鄙阴谋的惩罚，千万中共官员群体成为中国社会道德腐烂的领头羊。人格的深度腐败使中共贪官污吏群体完全丧失社会理想、政治道德、人性操守，沦为政治黑手党——用腐败权力攫取财富和地位成为其唯一的政治激情和心理冲动。
极权体制的官员的政治效率，取决于官员对极权制度整体利益的忠诚。在深度腐败使每个官员都把手中的权力视为个人财富的情况下，对极权体制整体利益的忠诚便是奢望。因为，心灵腐烂于物性贪欲者，只能听懂个人私利的召唤，并丧失对私利以外的任何事务忠诚的能力。权力深度腐败恰是对权力本身的否定；中共官员因腐败而达到的个人私利绝对至上的状态，正意味着对中共官僚体制政治效率，即维护极权统治的政治能力的否定。在平常状态下，这种否定只是隐性的政治危机。一旦出现超常情况，官员群体政治效率的缺失，将使极权体制失去保卫自己的政治存在的能力。前苏联的共党政权在人民起义中的风流云散，便是官员政治效率缺失的政治后果的表述。
其四，人心丧尽，万民唾弃——这是中共暴政的致命危机之所在。任何极权专制都意味着特权阶层同全社会的矛盾；特权阶层只能以对全社会的政治压抑和财富剥夺作为其存在的前提。中共权力贵族市场经济运行二十余年，已使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达到极端。现在，中国百分之○点○二的人口，拥有百分之七十的财富；三千名亿万富豪中，百分之八十属于中共权贵阶层。可见，中共权贵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过程，既是经济指数的增长过程，也是社会两极分化将中国血淋淋地撕裂的过程——经济能量的增长反而成为中共政治危机深化的指标。据此，我预言，中共政治危机爆发之日，恰是其经济发展达到顶点之时。那些以经济危机为基点对中共是否崩溃作出判断的理论可以休矣。在当今之中国，一个基本规律在起作用：由中共权贵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经济越发展，社会危机便越深化；经济越强大，中共政治上便越脆弱。
凭借谎言和暴力维护政治存在是一切极权专制的共性。现在，中共暴政下的罪恶和社会的不公不义，超过了漫天的谎言所能遮盖的程度，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认清了中共暴政这个贪官污吏集团的反社会本性，每年数万起被中共当局称为“群体事件”的“维护基本人权，抗争暴政”的人民起义，形成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主流。与之同时，运用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镇压社会反抗，越来越成为中共暴政的唯一可能的选择。由国家暴力到人民愤怒的恶性循环，正急速趋向人民愤怒的最后爆发和暴政的总体崩溃——曾经主导前苏联东欧地区人民大起义的历史逻辑，现在已经开始主导中国的局势；在相同逻辑的推动下，历史将要重演，历史正在重演。
物质意义上的空前强大和精神意志领域内的极度衰弱，这种强烈的反差构成中共暴政的基本时代特征。物质是表像，意志才是本质。本质上的极度衰弱将最终决定中共暴政的命运。不过，源自中共暴政的台湾大劫难，同中共暴政内部政治大危机之间，正进行时间上的竞争。我无法预言谁将赢得这场时间的竞争，但我知道一个真理：把前途交给命运来决定者，必被命运抛弃；命运只愿把最后的微笑献给自强自立者。
四、简要结论
一个胁持了十五亿人的铁血强权，像黑暗的噩梦，低垂在台湾命运的上空；强权已决意将台湾的自由关入极权政治的铁牢。同时，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从精神意志到实际政策的全面投降，又使台湾国家意志颓然崩塌，主体文化精神黯然湮灭，人民自信丧失殆尽；《中华民国》已成魄飞魂散之邦，自由台湾沦为精神信念衰败之地。
无论如何千思百虑，即便愁绪如霜雪染白英雄长发，所能看到的，也似乎只有重重绝望如高山大岭，阻绝台湾自由的前途。但是，在绝望的极致之处，在绝望按其自身的规定性再也没有余地向前发展的地方，我却发现了台湾的希望，或者说我从郑南榕精神中找到了台湾希望的价值源泉。
人世间有一种事物生命力最顽强，即使地狱之火将其烧成死灰，他也会在某一个历史的清晨中，伴着朝霞复活——那便是与族群的自由命运生死相依的精神价值。而郑南榕精神正是台湾不死的自由之魂。就算中共铁血强权在国民党权贵协助之下，将郑南榕精神挫骨扬灰，那台湾之魂也终
有一日，重返故国，再举自由之旗，引领台湾杀出命运的重围。
对于一个国家，最悲怆而又艰难的命运，莫过于国魂破碎。不过，就在台湾最悲怆而艰难的时刻，我已发现一批才俊之士，他们或伟岸如山，或激荡似海；或深沉如渊，或慷慨悲歌；或才华横溢，或文采内敛，但均把重建台湾国魂作为神圣的事业；在物欲泛滥的时代，他们正践行精神圣徒之事。
我坚信，在命运凶险、劫难将临之际，台湾更需要一次“招魂”运动。通过这次社会文化运动，让重建国家意志、主体文化价值、政治道德基础和人民自信的理念与激情，深深刻在历史之碑上。即使最坏的情况出现，即使这种理念与激情成为自由的墓志铭，台湾的国魂也将由于这场浩荡的社会文化运动而不朽。只要台湾的自由之魂不死，只要台湾不坠作自由人的青云之志，台湾就永远与希望同在。
更何况，中共铁血暴政因其神人共愤的重重反人类罪必遭天谴——民心便是天意。豪华的古罗马帝国顷刻间烟消云散，庞大的苏联共产帝国瞬息内灰飞烟灭，都是天谴民怨的铁律在主宰命运。只要台湾的“招魂”运动感动苍天和大地，命运便将对台湾微笑——这是希望，也是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