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台湾的绝望
一、无魂之邦必然衰落
——那将是永久的悲哀
人类历史的本质是自然史之上的意志史，所以，人类命运之间的搏战，首先是意志的对抗。而意志软弱者必败，无意志者必败。无论对于个人或是族群，情况都是如此。当前，台湾与中共之间正处于重大的命运的搏战之中；之所以重大，是由于搏战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台湾自由的存亡。
为国民党政府的大陆政策辩护者常喜一言，即“台湾不能闭关锁国，而必须同大陆交往。”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应当进行交往，而在于交往中台湾是否具备明确、坚定的政治意志和精神价值。人们看到，中共的政治意志从未稍有模糊——中共要赋予其极权专制以中央政府的权威，取消中华民国及其主权，使台湾成为极权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个地区。无论江泽民时期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还是胡锦涛时期对台湾的统战利诱，中共上述政治意志都没有改变。
那么国民党政府是怎样表述其政治意志的呢？有马总统英九曰：“不统、不独、不武”。看来，这位“三不”总统只懂得说明他不敢作什么，而没有能力告诉世界他敢作什么，他想作什么；这位总统的政治意志只意味着表述他的不作为。一方面，中共的政治意志如长剑出鞘，寒光砭骨，咄咄逼人，一方面作为台湾权力意志象征的马英九，却丝毫不具有进取性的政治意志表述，在双方政治意志状态如此不平衡的情况下，台湾又如何能在两岸的交往中主宰自己的命运？无意志者即行尸走肉，其命运只能被交往中意志强悍的一方主导——这是马英九政府同中共交往过程中正在发生的事。
“三不”总统是腐朽没落、丧魂失魄的国民党权贵阶层的政治倒影。国民党曾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作为其政治意志。但那早已是昨日黄花，恐怕今日的国民党政客都会把该党过去的政治意志当作笑料。嘲笑自己的历史的人，必定被现实嘲笑。当前的国民党权贵早就凋残了万里之志，甚至连偏安的勇气都已丧失，竟沦落至名义上“联共制台”，实则“投共卖台”的中共的政治臣仆——一旦丧失政治理想和政治意志，就将在历史的轻蔑斜视中成为政治笑柄；当前的国民党权贵正在向历史裸露出属于政治行尸走肉的丑态。
国民党已经没有能力为台湾铸造坚硬的政治意志，民进党的独立建国的意志也没有成为台湾的国家意志。相反，民进党的代表人物，从陈水扁到陈菊，面对中共时虽然表现不同，却显示出同样的政治机会主义。
陈水扁执政八年，台湾的国家政治意志也处于暧昧不明的状态。所谓“台湾已经独立，不需要再宣布独立”的说法，不过是没有勇气赋予“独立建国”的理念以国家意志的权威，从而同中共企图控制台湾的政治意志作生死搏的一种托词，不过是用政治投机主义的方式回避中共政治意志挑战的表现。尽管台湾事实上不受中共管辖，但台湾作为独立国家的法律要素远不完备。独立国家首要的法律要素便是据以立国的宪法。而现在台湾拥有的“中华民国宪法”，把中国大陆也涵盖于其主权范围之内，即大陆和台湾同属“中华民国”的范畴。所以，在台湾还承认“中华民国宪法”权威的情况下，台湾的独立建国就是还没有完成的法律进程；换言之，如要独立建国，就必须修订宪法，为台湾独立重建宪政法治的主权基础。陈水扁并没有运用执政的政治优势，把独立建国的理念推向台湾国家意志的高度，相反却用“台湾事实独立，无须宣布”之类借口来自慰。自慰都是猥琐的，无论生理自慰，还是政治自慰，都脱不掉猥琐之气；用政治投机主义的小聪明，来掩饰不敢同命运决死战的怯懦，实际上意味着政治的自杀。正由于领袖人物对独立建国理念采取政治投机主义的态度，民进党也很快由政治理想主义的魅力型政党，退化为只能听懂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召唤的庸俗狭隘的政治存在。
陈水扁如此，陈菊亦复如此。数年前，连战有国民党对中共的“破冰之旅”。似乎不愿让连战独自风流，二○○八年又出现民进党高官陈菊对中共的“破冰之旅”。看来，对中共“破冰”已成国民党和民进党政客的时尚。
陈菊去大陆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英雄之举，便是对中共官员说了一句“中央政府总统马英九”云云。不过，人们有权利质疑，声称以“独立建国”为信念的民进党人，对北京中共当局官员宣示“中央政府总统马英九”究竟意欲何为？难道在暗喻“中华民国”才是中央政府，而北京中共当局只是地方政府吗？如若是，难道民进党高官也要开始“一中各表”了吗？可见，在政治投机主义引发的精神价值混乱之下，根本不可能为台湾找到坚硬的国家政治意志。
从陈水扁到陈菊，在郑南榕的雄魂烈魄之前，应当羞愧得无地自容。当年郑南榕一介书生，两袖清风，面对铁血强权，虽万般凶险，仍以自由之名，以大勇者的英雄之气，慷慨直言：“我，叫做郑南榕，我主张台湾独立！”从此之后，“独立建国”便有了自由之魂，便有了英雄燃烧的生命熔铸出的理想主义情操。然而，陈水扁曾掌握强大的国家资源，手握数十万重兵，陈菊是以“中华民国”的主权为后盾的市长，他们面对另一个铁血强权，却首鼠两端，甚至语焉不详，不敢把郑南榕当年说过的话重述一次，更遑论让“独立建国”成为台湾的国家意志。郑南榕在天之灵必然有知，夏日太平洋上涌来的暴风雨，便是他为台湾今日之状况而倾泻的万里泪涛。
无魂之人难免堕落；无魂之邦必然衰落。今日之台湾：政客群体间，多出怕死贪财之辈，鲜有愿把自己的生命作为祭品，献给台湾的独立与自由的高贵之士；知识分子中，追尘世之名、逐物欲之利者，多如过江之鲫，视知识为美德、以真理为信仰者寥若晨星；普通民众则于酒足饭饱之余，袒腹陶然，只思安乐，不虑凶险。与之同时，又是族群撕裂，互为仇雠，内斗不止。值此大劫难逼近之际，台湾毫无警觉，更谈不到奋起应战。其势已大危险矣。台湾沦于今日之窘境，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政治意志的崩颓，精神价值之凋残，人民自信之冰消雪融——台湾之绝望，就因为已沦为无魂之邦；就因为掌握政治资源和知识资源的人多为无魂之徒。
以色列亡国千年，苦难如山，血海泪涛，然终能战胜命运，重建祖国，概因其国虽亡，其国家意志未绝，精神价值未死，民族自信未销；古以色列形灭神存，只丧失了国土，却没有丧失心灵的祖国，故虽过千载，仍能复国。以色列生命力的顽强还在于，它创造的精神价值不仅属于它自己的族群，同时也属于世界——古犹太智慧中涌现出的宗教精神，直接构成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心灵之源，也间接为伊斯兰教提供了灵感。凡对人类作出独特的精神贡献的邦国，无论其国土多么狭小，都不会被人类遗弃。万年历史间，国兴国灭也难以计数。对于那些国家意志不坚，精神价值不丰的无魂之邦，亡国意味着万劫不复的沉沦，意味着在时间中的灰飞烟灭。对于族群精神价值丰饶的国度，即便亡国也不过是一次命运的磨难，磨难过后，终能以不死的族群文化之魂，向历史重新夺回命运的主导权。
自当年清帝国战败割地，弃台湾如敝履，让宝岛于日本之日起，已过去漫长的时间。约一个半世纪以来，一代代豪侠英勇之人，慷慨悲歌之士，为台湾的自由与独立，剖肝沥胆，血灌百花，甚至有用燃烧的生命点燃历史的圣徒。然而。历经苦难终获自由与民主之后，知识分子却没有发起具备历史感的文化运动，通过精神的创造，让台湾曾经的属于英雄的百年苦难，升华为自由的哲理和生命的史诗，从而创建出台湾人心灵的祖国。为争取自由而承受的苦难，是一个族群比黄金更宝贵的财富，但是，苦难只有通过文化的历程获得精神价值的形式，才可能成为不朽的族群之魂。令人痛惜之处就在于，台湾的百年苦难并没有被知识分子用心灵之火和文化形式之锤，铸成台湾的精神价值与国家意志，铸成不朽的台湾之魂。
心灵的祖国是现实祖国的精神基础；族群之魂是国家自由与独立的文化原因。审视今日许多台湾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的心灵，我们看到的往往是物欲的丰饶和精神的贫困。这一颗颗无魂的心，正论证了台湾沦落为无魂之邦的原因。
坚硬的国家意志源自国家之魂；无魂之邦如何能应对中共铁血强权的逼迫？难道台湾，这颗亚洲的自由之星，真要在命运大劫难中陨落？难道台湾的自由史诗真得将湮灭于历史，随时间一起朽败为虚无？这属于自由的悲剧，思之令铁石之人都会痛断肝肠；念之令铁石之心都会黯然神伤。如果悲剧真得发生，则千年易过，台湾自由的遗恨难消。因为，那将是永久的悲哀，那将是不朽的痛苦。
二、台湾政治战略选择之第一策
——需要超越岛国的大智慧
黑云低垂，苍穹如铁铸；一片死寂，大野似无边墓地。身处流亡之地，对万里外太平洋波涛中台湾自由命运的忧思，使我夜不能寝。于是，夜半而起，披襟当风，立于绝望之巅，却仍愿为台湾谋：思保台湾，存自由之战略大策。
在中共铁血强权前，台湾显处弱势。但对人类命运作纵横观，以弱胜强之例不绝于史，不胜枚举。不过，以弱胜强者多数必仗恃充盈着大智慧之战略。此类战略虽然各依其所处具体历史命运条件之不同而气象万千，但又至少具有下列共同素质：
其一，应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应。遭遇强敌，力战可能大受损伤，所以，弱者之智在于，用谋略瓦解强敌开战的条件，使之束手束脚，难下启动战争之决心。
其二，应有变被动为主动的效应。强敌当前，弱者本就身处被动。如不能以进为退，以攻为守，变被动为主动，则势必时时受迫，步步受窘，一退再退，只能最终败亡。故弱者应对强敌，必思主客易势之谋。
其三，应有以我之长，击敌之短的效应。弱者对强敌，最忌全面出击，处处应战。强者百强，必有一弱；强者百长，必有一短。弱者百弱，必有一强；弱者百短，必有一长。故弱者必筹谋非对称战略，扬长避短，以我之一强，击强敌之一弱；且要一击而中，致敌于战略绝境死地。
其四，要有化弱为强，化强为弱的效应。不战而又削弱强敌，唯一之途在于用谋略分化强敌内部，以收营粮于敌之效。分化便意味着弱化，强敌因分化而弱化，便意味着弱者相对强化。所以，具备大智慧的谋略，必具有分化强敌之奇效。
谋划胜敌之策，必先知敌，而后知己。此乃千古不移之理。所以，首先应对中共作战略的分析。
中共敢于制定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根本上是以其受到巨大经济能量输血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如果没有藏在背后的这只军事力量的铁手，中共的统战活动就不过是花拳绣腿，不足为虑。而且如前几章所述，中共利用统战活动，先期达到经济统一和文化统一的目标后，在完成政治统一前的最后一刻，为今后易于实现对台湾的绝对政治控制，很可能采用突然的军事占领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所以，军事能力，或者说优势战争能力，构成中共对台战略的基点。
古有明训，兵危战凶。即便对于发动战争者，也蕴涵着大凶险。虽然极权专制之下，发动战争不需要征得人民的同意，而是独裁集团的特权，但是，极权政治总要用遮天蔽日的谎言，欺骗社会，为其战争构筑谎言之上的“民意基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军队绝大部分成员源于民众，必受民意和社会舆论重大影响，没有“民意基础”，军心动摇导致战争失败，设甚至政治崩溃，都是很可能的后果。因此之故，古往今来之独裁集团，都必先用欺骗宣传，得到民众的“支持”，才敢迈出战争的脚步。更何况，当今中共领导人胡锦涛之流，尽是靠背信弃义、阿谀逢迎而爬上权力高位的政客，全然没有毛泽东那一代老共党趟过血河，走进历史的凶神恶煞之威。胡锦涛一类政客，虽野心如炽，但又怯懦如鼠；如果没有通过欺骗宣传构筑的“民意基础”，他们便宁肯老病而死于榻上，也不敢问战争之事。
就台湾问题而言，中共的所有欺骗宣传都是围绕“国家统一”这个核心概念展开的。其欺骗宣传要达到三个直接目的，即首先激起十五亿中国人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狂热；其次，掩饰中共仇恨并消灭台湾自由民主制度的真实政治意图；再次，以“内政”的名义，阻止国际社会干预其消灭台湾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和军事行动。
中国普通民众实际处于被彻底剥夺政治选择权和思想言论自由权的政治奴隶地位。由于政治道德基础的深刻危机，中共暴政越来越依靠国家暴力和国家谎言维持其存在。长期生活在对国家暴力的恐惧和无穷无尽的谎言之中，相当多中国人程度不同地生成变态的奴性人格。奴性表现为逆来顺受，奴颜婢膝，任凭自己和国家的政治命运由中共权贵肆意拨弄；变态则表现为，政治与思想的长期压抑下，却又极端渴望受到中共政治奴隶主赞赏因而安全的情感疯狂发泄。同时，由于谎言已成基本生存方式，所以中国人貌似疯狂的激情也具有虚伪性——君不见中共驻南斯拉夫领馆被炸后，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外抗议的人群如疯如狂，但其中最狂热的几位学生领头者，数月后却又为中共奖赏他们去美国的留学机会，而设华奢之酒席，大宴亲朋，泄露出视美国如天堂的真意。虚伪一至于此，其生命已成谎言。
中共当局有意把煽动狭隘民族利己主义狂热，设定为中国十余亿政治奴隶发泄压抑感的通道。所谓“狭隘民族利己主义”，是极端自私的物性贪欲的群体表现，是无视人类和其他族群权利与利益的黑暗意识，是中国十余亿政治奴隶用来治疗其生命压抑之痛的精神鸦片。中共的宣传机器则把“国家统一”的概念，当作制造这种精神鸦片的最主要的原料。
事实上，即使中共极权政治控制了台湾，也丝毫无助于中国普通民众改变其政治奴隶的地位；中共主导下的“国家统一”，只对强化极权有利，而极权的强化对普通民众而言，只意味着将承受强权更加肆无忌惮的欺凌。然而，人之愚蠢有时甚于禽兽。禽兽凭本能尚能准确判断生存利益之所在，而十余亿中国政治奴隶却愿意在中共的欺骗宣传中，享受狭隘民族利己主义的精神快感。这是可悲的，但这是必须面对的冰冷的真实。
对中国大陆民众政治觉醒的恐惧，促使中共当局用“国家统一”的概念，来掩盖其消灭台湾自由民主制度的本意。中国民众尽管沦为政治奴隶，但其追求民主自由的良知并未泯灭。极权与人民的对立是必然的政治逻辑，践踏基本人权是极权的天性；中共权贵市场经济运行二十余年，社会财富和权利的两极分化已臻极端，官民相仇，不共戴天，民间反抗，如火如荼。正是由于极端恐惧台湾民主的政治示范作用引发大陆的民主化浪潮，中共才决意尽快控制消灭台湾的民主体制。当然，中共会千方百计把其真实的政治意图深深地埋藏在“国家统一”的概念之下。因为，一旦暴露了真实的政治意图，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意志便在大陆民众心中彻底丧失合法性。
通过上述审视可以发现，中共的强大之处在军事和经济的物质能力，其软弱之处则在极权政治以人民为敌的本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道德的缺失。正是出于掩饰其弱点的需要，中共才不得不借诸“国家统一”的概念作谎言的核心，煽动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隐藏真实的政治意图，为其解决台湾问题制造政治道德基础。如果这个虚假的政治道德基础崩溃了，中共对台湾的整个战略也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返观台湾，同中共相比，军事和经济的物质能力处于弱势，但政治道德基础却极其强大——台湾现在崇尚自由、民主、人权、多元文化的立国之本，由于符合人类的自由天性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而拥有强大的精神能量。对于单纯的自然历史而言，物质的逻辑是主导者。然而，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意志史，因此，对于人类的历史而言，精神能量如果运用得当，便能够起到举足轻重，主导命运的作用。
面对中共铁血强权以军事入侵为后盾的政治逼迫，为“扼住命运的咽喉”，台湾要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只有以己精神能量之长，反制中共之弱点，一举击溃中共动用武力犯台的政治道德基础。以上述考虑为前提，台湾的战略选择第一策，可以简单明确地表述如下：
宣示愿用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和多元文化的立国之本，和平统一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政治民主化之日，就是两岸以联邦制为前提统一的程序起步之时。
台湾的战略选择第一策虽只短短两句话，却是大智慧的结晶，蕴含着足以挽狂澜于即倒，制强敌于战争未起之前的策略能力。如若不信，且听我将其效应历数如下：
其一，“国家统一”是中共享谎言为其制造“政治道德”基础的唯一支点，也是中共迎合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用武力或统战方式控制台湾的唯一理由，因而构成中共战略主动性的起点和归宿。如果台湾也有魄力宣布用台湾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统一大陆，那么，不仅可使中共犯台的政治道德基础消弭于无形，而且中共的战略主动性也将完全丧失，同时台湾则取得了战略主动性。
台湾之所以能在战略上变被动为主动，主要并不是由于提出 “统一”，而是因为提出用自由民主、人权和多元文化这些构成台湾立国之本的价值原则，统一中国大陆。众所周知，中共的统一模式是所谓“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的模式中隐含着大陆永远只能实行中共极权专制，大陆人只配永远作中共政治奴隶的黑暗意识。台湾的精神价值原则则表明，只有大陆人民从政治奴隶变为自由人，两岸的统一才有可能性。一方确认自由，一方肯定专制，两者在精神价值上的高下立分——台湾如伟岸高崖，中共似阴暗低谷。或有人会言曰，“中共不可能接受自由民主统一的倡议。”此话不错，中共绝不可能主动放弃专制特权，自愿民主化；中国的民主只能通过人民举行如前苏联那样的全民大起义得到实现。不过，正因为中共没有可能接受自由民主原则下的统一，中共和台湾双方才会攻守易势，主动与被动换位。
其二，台湾战略选择第一策有扑灭中共煽动的狭隘民族主义狂热，揭露中国仇视自由民主的真相之效。以台湾的自由民主统一中国，意味着中国十五亿大陆人将一劳永逸地摆脱中共政治奴隶的屈辱地位，获得政治上的大解放。这种自由的召唤将像一次政治外科手术，将“中国”的概念剖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摧残中国民众基本人权为存在前提的中共权贵阶层，一部分是对中共极权专制厌恶至极的广大普通民众。我相信，来自台湾的自由召唤，将比中共煽动仇恨台湾的狭隘民族利己主义的谎言更有精神吸引力。只要台湾的战略决策能做到使台湾面对的“中国“概念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分化成为根本利益尖锐对立的中共官僚集团和中国普通民众两个部分，台湾就不仅安全了，同时也会化弱为强——安全在于，中共丧失煽动仇恨台湾的狭隘民族主义狂热的能力，也就同时丧失了发动对台战争的“民意基础”，显而易见，没有受到武力侵犯之虞，台湾的安全就获得基本保障；化弱为强则在于，中国大陆十五亿人中的绝大多数，会在自由民主的意义上成为台湾的同盟军，成为威胁台湾自由的中共暴政的共同敌人。从主动被动易势，再到强弱的转化，台湾已可立于不败之地。
其三，台湾宣示大陆民主化实现之日，就是两岸以联邦制为前提的统一程序开始之时，本质上为台湾人民在统一和独立问题上实现自决权，预留出足够的政治空间。之所以能如此，关键在于“联邦制”和“大陆民主化”两个概念。按照现代法的精神，“联邦制国家”乃是自由人民的自愿组合，由此，各地区、各民族的人民通过政治自决权所作的选择，是联邦国家产生的必然前提。所以，台湾在是否加入联邦的问题上完全拥有自决权——没有各地区、各民族的自决权，就没有联邦制国家。另外，大陆一旦民主化之后，也就不再会有法治精神之外的政治强制，而尊重各地区和各民族的自决权，是大陆民主化的题中之意；一个自由的人民自愿组成的联邦才有生命力，也才符合正义的原则。
其四，台湾战略选择第一策还可以造成一个时期之内两岸和平局面，相对符合台湾民众保持两岸现状稳定的普遍愿望。理由在于，台湾宣示自由民主原则为统一的政治基础之后，问题的焦点便由“统一”，转为自由民主还是极权专制之争。中共不可能为“统一”而民主，它的政治目的是通过统一消灭民主，同时，它又丧失了以“统一”之名发动对台战阵的借口。如此一来，形格势禁，“统一”便变成了一个悬案。这样就为台湾重建坚硬的国家意志和足以自卫的国家实力赢得了时间。
其五，虽然人类世界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实施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但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却又往往要以多数国家普遍接受的道义原则为前导。当台湾与中共的争议的焦点由“统一”，转为自由民主和极权专制之争后，相信国际舆论不会站在中共一边。这既有利于台湾抗击中共压缩台湾国际生存空间的阴谋，扩大台湾在国际政治中的回旋余地，也有利于赢得更广发的国际同情和支持，压缩中共发动台海战争的国际政治空间。
综上所述，台湾战略选择第一策的灵魂在于，以台湾精神领域的优势为基点，运用国策宣示的方式，对中共主动出击反制，剥夺中共对台战略的政治道德基础，剥夺中共利用狭隘民族主义的理论能力，摧毁中共发动对台湾战争的“民意基础”，从而达到不战而屈强敌之兵的目标。
历数台湾战略选择第一策之煌煌效应，不知不觉间已是朝霞漫空。然而，在我思想的视野间，台湾命运的漫漫长夜依然没有被晨光划破。只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蕴涵巨大精神能量的国策必要有超越岛国的大智慧者，才能理解并实施之。可是，今日之台湾，何处才能找到以人类万年历史为基点，以亚洲大陆为背景，筹谋台湾前途与命运的大智慧者？！民进党政治关注的目光超不出台湾的海岸线，缺乏在更广阔的政治范畴内作出决策的胸怀与能力。国民党权贵已如衰朽老翁，早就丧失进取的政治意志与豪情，只思通过投向中共强权，得卑微之平安，可耻之富贵，以度残生。
台湾战略选择之第一策纵有回天之力，其奈无大智慧者何？投笔四顾，心思茫然；掩卷太息，只能将智慧之大策，束之于高阁。
当此神疲心倦之际，为免误解，保我动机之凈洁，愿解释如下：
我筹思此策，绝非欲将中国民主化之责任转嫁于台湾。众多中国大陆异议人士，以及混迹于中国海外民运中的小政客，常指责台湾支持中国民主运动不力。在我看来，这种指责毫无道理，乃是小人之言。我曾多次在演讲中公开说过，台湾人是靠自己的血泪充盈的努力赢得了自由与民主，中国人并没有给台湾任何真正的支持，因此，台湾人没有必须支持大陆民主运动的义务；大陆的民主化只能靠大陆人自己去争取，没有能力自己获得自由，创建民主，而责怪别人支持不力者，本身就不配享有自由与民主。
上述立场是我不变的原则，特此再次重申，以表明我筹思台湾战略选择第一策时，只以有利于台湾的命运与前途作为唯一参照系。
三、台湾战略选择之第二策
——需要决死战的英雄情怀
落日熔金，紫云漫空；大野之上，流光溢彩，长风浩荡万里，正是可令英雄沉醉的壮美之景。我端坐于危崖之巅，举铁杯，邀流霞萦绕之金日，与我一起痛饮烈酒。一时之间，心动如战鼓雷鸣，万里之外台湾的自由命运又入我胸怀。
古往今来，以弱制强，无非大智大勇二途。如前所述，台湾战略选择第一策为大智慧之策，志在以大智制强敌，不战而将劫难消弭于无形。然而，大智之策需大智之人；无大智者，纵有大智之策，亦莫可如何。落日动人魂魄的魅力在于一个哲理的隐喻——英雄的生命意义只愿在壮丽的死亡中达到辉煌的极致。既然大智不能用，便唯有求诸于大勇。当此落日之美所表述的英雄情怀，我愿为台湾自由的命运再筹英勇悲壮之策。
台湾战略选择之第二策的原则可以用一言概括之：创建台湾共和国，作为台湾自由的政治象征，作为自由的台湾人族群情感的归宿；如果中共因此将战争加诸于台湾，便以自由之名，同中共强权决生死之战。
根据以上概括表述，台湾战略选择第二策之魂，在于同凶险命运决死战的大英勇。
回顾人类历史，创国立邦，常是需要用英雄的生命作血祭的重大事件。
建国大事如要成功，必须以精确缜密的筹谋和艰苦卓绝的努力为基础。莽撞嚣张，不谋而动，不思而行，乃匹夫之勇；谋定而后动，有踏平万里艰难之能力者，方为英雄。就台湾共和国的创建而言，定然应当是由正名、制宪、强国、宣示、决战诸范畴有机构成的系统工程。下面，请容我一一分析上列诸范畴的主要内涵。
第一范畴曰“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故台湾建国之大事业，必自正名始。迄今所见为台湾建国正名者，多关注于对人民自决权原则的一般性阐示，而鲜有以台湾的历史命运为基础进行的论证。歌德有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我则愿言之曰：“仅有一般理论原则的论证是苍白的，唯有从具体的生活历程中提炼出来的理论，才可能感动世界，说服命运。”仅停留在一般性表述人民自决权的程度上，不能为台湾独立建国提供足够的理论基础。台湾独立的合理性更深刻地根植于历史强加给台湾的不公正的命运；根植于台湾坚守自由的需要——属于台湾的自由，是台湾英烈之士的血海泪滔的结晶，是台湾宝贵至极的财富。
百年之前，清帝国败于日本，台湾被当作战争赔偿，割给日本。割让之时，清帝国的重臣竟把宝岛台湾描绘为天厌神弃的不毛之地，以为其丧权辱国之败粉饰。台湾独立建国的意志，最初就崛起于作为日本殖民地的艰难时期——独立是因为清帝国背弃了台湾；独立是为了摆脱殖民地的命运。
二战之后，战胜的强国又把台湾作为战利品，奖还给“中华民国”。然而，台湾获得的却不是自由，而是威权统治和戒严恐怖。蒋介石没有用民主自由对抗中共极权的精神境界和政治能力，反而通过摧残台湾的自由愿望，证明国民党也有某些同中共暴政相似的政治基因。在此情况下再度崛起的台湾独立意志，超越了最初只为摆脱日本殖民地命运的民族精神的界限，而与争取人的自由，这项人类的普世价值融为一体。郑南榕点燃自己，用化为烈焰的生命宣示了台湾人对自由的热恋，逼使威权步步退让，终至一溃千里。台湾的自由由此实现。
然而，台湾命运多桀。值此之时，中共暴政又感到台湾自由民主对其极权专制构成价值威胁，要通过“统一”，让极权专制以中央政府的权威，凌驾于自由的台湾之上，从而使自由的台湾成为中共极权政治的笼中之鸟，釜中之鱼。这种反自由的“统一”，恰为台湾独立建国提供了合理性的论证。
从当初被割让，到后来被光复，再到今日中共极权要“统一”，从来没有谁费心稍微征求一下台湾人对自己前途的愿望；都是台湾之外的强权在擅自决定台湾的命运。现在，又有一种观念曰：“台湾的命运要由中国所有公民共同决定。”这种观念出自中共暴政御用文人，一些海外民运垃圾也频于鼓噪。何谓公民？中国现在有公民吗？简言之，公民者，拥有公法上之权利能力的普通民众。公法权能的核心是政治选择权，即通过公正、公平、自由、定期的选举，决定政府权力的归属。这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全都被剥夺了政治选择权，都是公法上之权利能力缺失的政治奴隶，所以，中国无公民。政治奴隶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握不了，还想要决定台湾的命运，自由人的前途，岂非咄咄怪事。中国大陆十五亿人早已沦为中共暴政，一个文化精神上的外来政权的卑微的政治奴隶，却又希望自由的台湾也沦为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真是荒谬狂悖莫此为甚；阴暗寡毒莫此为甚。
历史告诉人们，自清帝国背叛台湾，弃之如敝履之日起，中国就丧失了不允许台湾独立建国的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现实告诉人们，当中共 暴政，一个把中国变成德国犹太人马克思理论的政治文化殖民地的外来极权专制，要用统一的名义，控制消灭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时，台湾独立建国就构成人类追求自由的生命史诗中动人的一篇。
台湾独立建国系统工程的第二个范畴曰“制宪”。在此，不能把制宪的概念仅仅理解为起草并公决通过宪法的法律程序。作为独立建国事业最重要范畴之一的制宪，应当被理解为创建独立国家意志的全社会性的文化运动。通过浩荡的文化运动，让独立建国的意志成为精神凝聚力的政治象征；成为一切认同台湾命运共同体的人们的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从这次文化运动中最终涌现出的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至少应当具备两项素质：其一，小邦立国，首当自信。因此，其宪法应当以该国的命运挑战为基础，对自由和正义作出法律理解，而不应当是对其它国家宪法的模仿抄袭；这种具备自己命运特征的宪法，不仅会同国家对法治的实际需要紧密契合，有效发挥作用，而且是国家自信的最高法律表现——国家有自信，人民才有自信。其二，弱邦立国，更要有强大的精神能力。所以，其宪法要具备超越自己国家的命运，关注整个人类命运和世界前途的精神能力；要对人类数百年来推进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事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出法律总结，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的宪法原则，应对人类现在面临的种种社会危机。关注人类的命运，是一项重要的精神能力；丧失了这种能力，强国会变弱，获得这种能力，弱国就会由于对人类的关注，而受到人类的关注；当弱国对人类的宪政立法思想和实践作出不可取代的贡献之时，她就成为一个强国——强在精神，强在意志。
日前听到看到一些关于台湾宪法的思想和文稿。这些思想和文稿均不具备上述两项素质：或刻意模仿他国宪法，虽然模仿惟妙惟肖，却缺乏应对自身命运的具体挑战的能力；或极力抄袭历史经验，虽然因此获得历史感，但却缺乏应对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危机的意识和能力——模仿是猴子的事，人应当永远以创造性思维回顾历史，走向未来。以上不揣粗鄙，为抒一孔之见，借用剀切鲁直之言，对相关人士若有冒犯，尚请见谅。
台湾独立建国系统工程之第三范畴曰“强国”。台湾独立建国，必有来自中共暴政的战争。对此不可稍存侥幸之心。因此，强国是独立建国的题中之意。为达强国之目的，固然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国民教育、军事各个领域全面推行强国之术，但为应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应当首重经济和军事两个领域内的强国规划。
经济强国应当借当年扶摇直上，成为亚洲四龙之一的经验，实施以我为主，全面向世界开放，克服一切必须克服的困难，承受一切必须承受的艰难，建立多元化的对外经济关系模式，尽快改变马英九政府全面依赖中共的自杀性经济方略。
军事领域早有明训：弱国欲迎战强国，并战而胜之，唯有一途，即运用超常思维，发展不对称战争能力。现代科技的长足进步，又为弱小之国发展足以一击制强敌于绝境的不对称战争能力，创造出充分的空间。以色列以数百万人敌十余亿人的阿拉伯诸国，现已立于不败不亡之地。盖因以色列具备了令强敌望而生畏的战争能力——潜在的核作战能力。当然，台湾也不必尽学以色列的自存方式，而可以依据自己的条件，寻找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的切入点。
台湾独立建国系统工程之第四范畴为“宣示”。所谓宣示，即向历史和未来，向中共暴政和国际社会，公开宣告台湾共和国成立。
弱小之邦临强敌而建国，必取强势之态度。无论强敌如何反应，也无论国际社会一时是否承认，只要台湾人民自己决意建国，台湾共和国就会成为任何其它人的意志都不可能抹去的政治存在。在宣布建国的艰难凶险的时刻， 台湾必须傲视天下，有我无敌，有我无人。
在正名、制宪、强国之后，宣告建国，毫无疑问要选择最有利的时机。然而何时最为有利，殊难权衡。诸多历史事实表明，最果断选择的时机，就是最好的时机。因为，命运也尊敬勇敢的人，而蔑视懦夫。
台湾的建国宣告应以自由为最高价值；自由要成为台湾独立之魂。如果仅以族群利益为基础，放弃自由的最高价值，台湾独立建国就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就凋残了感动历史，说服人类的精神魅力。
关于“台湾已事实独立，无须再宣布”之说，有投机取巧之心机，无果决坚定之意志，实不足法。对于此点，在前面已有论及，不再赘述。我于哲思之时，曾写道：“在现象的世界里，表述就是一切。没有表述，就没有现象；没有表述，就没有存在。”同理，宣告是台湾独立建国的正式表述，因而是必作之事。不宣告，命运不会把打开历史之门的金钥匙交给台湾共和国；没有宣告，独立建国就永远只是台湾之梦，而没有进入真实的历史。
台湾独立建国的最后范畴叫作“决战”。这个范畴将成为悲壮的史诗；决战的结局关系到台湾自由的生死存亡。
对台湾而言，应战并决战如洪水猛兽的中共强权，必要有甘泉关斯巴达三百勇士视大敌如无物之气势，必要有郁州山海岛田横五百义士视死如归之胆魄。台湾独立建国本就是一需要英雄情怀的战略选择。大勇之中出大智慧，决死意志中出生路，血战中方可寻得机遇。只要敢于破釜沉舟，着白衣抬铁棺，作决死之战，胜败尚在未定之数；中共暴政虽气壮如牛，却也不过色厉内荏，有致命之弱点。关于此点，请待我在下章详述。
思想台湾独立建国之策，不禁逸兴飞扬，盖因此乃属于英雄之策。想陈水扁执政八年之时，民进党如能以独立建国为神圣事业，胼手胝足，卧薪尝胆，艰苦卓绝，全面推进强国之术，经四年生聚，四年教训，当可为台湾的独立自由奠定强大的国家基础。只可惜陈水扁无勾践之志，民进党亦少古越国之志。光阴如箭，时间如烬，八年虚度，一事无成。时势本想造英雄，无奈陈水扁不爱邦国，爱私家；不思强国，恋金钱。此乃台湾之大悲。
四、简要结论
台湾之绝望，首在国家意志枯萎，本土精神价值未立，民众自信丧失。在此情况下，官员怕死贪财，文人物欲熏心，军士战志不坚，百姓茍且偷安。无魂之邦骤临大劫难，又岂能不令人绝望。
台湾之绝望还在于无大智慧之士，行大智慧之策。宣示以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实施和平统一，乃大智慧之策，当可剥夺中共武力犯台的全部政治道德基础、大陆民意基础和国际舆论基础，从而销强敌之利剑于无声，弥大战之祸于无形。只可惜这是一个庸人都很自信，智者销行匿踪的时代。除了绝望还有何事可做？
台湾之绝望亦在世无英雄，行大勇敢之策。台湾独立建国，以主权之盾捍卫自由，将成为人类自由史上的悲怆而壮丽的诗篇。虽说独立建国意味着同中共腐败强权作铁血之战，但自由仍然有获胜的机会——中共强权的深度政治腐败，可能会把机会交给浴血奋战的台湾。有一个真理如是说：“命运只 被英雄的血感动，而不屑于被庸人的泪说服。”但是，不属于智者的时代，也不属于英雄。
中共暴政外部相逼，统战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之后，灭绝台湾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阴谋，如霜刀雪剑，寒气可裂虎骨；国民党权贵内部蠧蛀，两岸“和谐双赢”的花言巧语之下，出卖台湾自由以求家族荣华富贵之意，如蛇蝎之心，其毒可蚀铁石。以无魂、无智、无勇之邦，临内忧外患之境，怎免绝望之叹。
但是，我仍愿伫立于绝望之巅，纵目历史天际，去寻找台湾的希望。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台湾，这方养育出自由圣徒郑南榕的水土，一定会击碎绝望；台湾，这片养育出大智大勇者郑南榕的山河，一定会在踏碎万里绝望之后，走向希望。否则，太阳都应当为不公正的命运而永远沉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