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号一早从家里赶回成都，傍晚在火车上坐定时想起在之前医院见到的尘肺患者，曾在心里默默承诺过，有机会一定要去一趟，他们说“你们到我们那儿去，去调查，不管多困难，我们吃得饱你们就吃得饱，我们巴不得你们去走一下”。火车开动，天色渐渐暗下来，听说山里面已经冷起来了，我靠着窗，不再仅仅为初见王克勤并同他一起走访而紧张和忐忑。
这一站，汉源县乌斯河镇。百度百科介绍汉源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排在第一的就是铅锌矿。在我们要去的乌斯河镇，有一家叫做干盛的矿业公司，2006年以8.62亿人民币在四川雅安拍得汉源县乌斯河镇铅锌矿探、采权。公司简介里这样写到：在汉源拥有两座矿山，其中乌斯河铅锌矿矿山面积11.04平方公里，已查明铅、锌资源金属量：57.17万吨。乌斯河矿山现有职工1600人。
也就是在这里，至少上百人患上尘肺病，死亡29人。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命运，八、九十年代开始进矿山，那时候矿井由私人承包，随便找一个老板就可以开始干活，也随时可以结账走人，没有人签署“劳动合同”，更不用提保险和体检。开采方式同样落后，一位尘肺患者描述“那个灰尘就像雾一样，隔2、3米，你拿个电筒、我拿个电筒，你晃不到我的脸、我晃不到你的脸，就是只隔一米也看不清对方”。
矿工们在2000年后陆续开始发病，曾经能扛起上百斤矿石的身体渐渐不能应付日常的行动了，可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自己得的到底是什么病，甚至有人至死都不知道夺去自己性命的是曾朝夕相处的粉尘。03、04年，因为事故频发，汉源开始进行“矿整”，收回各个小矿主手中的矿井，打包卖给外地的公司，小矿主们大都破产倒闭，此时才逐渐明白过来的矿工们发现自己找不到谁来负责了。
火车到达乌斯河镇已接近11点，我们一行人乘坐两辆面包车沿着崎岖的山路行驶，要去的村庄在半山腰，而我们要在第二天天亮继续赶路时才知道路的一旁竟是悬崖。当晚，讨论第二天的行程，说首先要去的是10月1日去世的陈桂清家。我一下子想到十几天前送他上火车的情形，我们拿着行李准备上车，回头看见他站在原地，面无血色，无奈又无助。我走过去拉住他的手，他对我的举动感到惊慌失措，原地楞了几秒钟才跟着我往前走。而他的手，骨节弯曲，连皮肤都是坚硬的，这一双曾用简单的工具挖开大山或者举起沉重的石块的手，握在我手里，感觉不到它有一点力量。
我们来到陈家，爬上一米多高的土坡，陈桂清的妻子一看到“大爱清尘”四川负责人周晓翔眼泪就忍不住滚了下来，却还不停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好像陈叔叔没能活下来是辜负了我们。而她看到我便一把抱住我失声痛哭起来，在她家塌掉一面墙的连四壁都不存的房子前，我感受到一位并不擅长表达感情的阿姨的辛酸和悲痛，却只能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安慰她。
陈家的新坟就在他家后面的山上，这个叫做甘密村的村子又被叫做“寡妇村”，我们往山上走时，带路的村民患者告诉我们，这个村子曾在一小时内死了两个矿工，可是整个村子竟连抬棺材的人都找不出来，平日里做体力活的也都是女人。
给陈桂清上完坟，把当时唯一一台志愿者捐赠的制氧机送到一位正在病重的患者家里后，我注意到一直能听到一种机器轰鸣声，问一位患者的家属，她告诉这是对面矿山里发电机的声音。那天阳光明媚，我却感觉伴着这声音乌云在这个村庄的天空聚拢，成为笼罩整个村子的噩梦。
我们继续往山上走。山很高，山上的路比山脚的好，簇新的水泥路，是5．12地震后湖北援建的。车上苟老师忍不住感慨，很多年前，这些村民的祖先是怎么来到这么高这么深的山里生活的呢？这个问题可能找不出答案，但是他们却不能同祖先一样靠耕种活下来，不得不下山来寻找一份工作。汉源发现了自己丰富的矿产，他们曾为自己不必离乡背井远走他乡打工而庆幸过吗？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以农民工对城市、工厂劳动力的补贴为基础，却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处境和安全。但是对于尘肺病这样致命且不可逆转的职业病，国务院1987年12月3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条例》第七条写到：凡有粉尘作业的企业、事业单位应采取综合防尘措施和无尘或低尘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使作业场所的粉尘浓度不超过国家卫生标准；第十五条：卫生行政部门、劳动部门和工会组织分工协作，互相配合，对企业、事业单位的尘肺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二十几年过去了，有哪家企业做到了基本的防护？又有哪个政府尽到了应尽的监督责任？
在当地患者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这样一些家庭。
袁正有，59岁的他患尘肺三期，妻子几年前做了子宫癌手术，同样丧失劳动能力。更为不幸的是，两个儿子袁之强和袁之中均因尘肺病先后于06、03年去世。十几年前，正当壮年的袁正有和两个儿子一起去到矿山打工，现在家里只剩下两位老人与13岁的孙子相依为命，而孙女在年仅13岁时就被迫独自前往上海打工。
熊汝才，2009年死于尘肺，留下80多岁的患哮喘的父亲，6岁的儿子以及有智力缺陷的妻子。两层自砌的灰色小楼空空如也，摆在门口的方桌也许是最好的家当了。6岁的熊佳鑫见到陌生人，跑进屋里，一会儿看见他熟练地在窗沿上坐下，整个二楼竟连一扇门窗都没有。
对于绝大多数尘肺患者家庭来说，一场疾病过后，什么也不剩下，也许除了债务。
最后我们去了广汉学家，你一定已经猜到了，这又是一个家徒四壁以及家破人亡的家庭。他患尘肺三期，妻子在5月27日去世，就在女儿高考前的一个星期。尽管知道自己读不了大学了，广兴静还是参加了高考，然后“胡乱填了志愿，算是圆自己的一个梦吧”，说这句话的时候兴静眼眶红了，但终于还是没有哭出来。
19岁的兴静叫我姐姐，其实一直都觉得惭愧，虚长了年纪，却远不如她勇敢有担当。后来兴静告诉我，初中毕业后她就失学了，那一年夏天，她开始打工。不想挣到了够高中一学期学费的钱，于是她选择回到学校，“整个高中的学费生活费大部分上都是自己挣来的，可是读大学就没这么容易了，更何况爸爸生病在家需要人照顾”。9月开始，兴静留在了当地的一所民办幼儿园当老师。
我忘不了王克勤问她想不想回学校时她的表情，以及后来幼儿园园长同意尽快复学后她深深的一鞠躬。那位一定要带我们到广兴静家看看的向导，同村的另一位患者一遍又一遍地说“我们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才得了这种病，这么好的孩子一定要让她读书，我没有这个能力，如果我有，我也一定要让她继续上学”。
从兴静家看出去只能望见对面一座山的一角，我站在她的家门口往外看，不由得想到了“命运”两个字。父辈没有获得教育，没有选择职业的机会，当年走进矿山无非是希望孩子可以不再重复自己的命运。然而疾病不期而至，一个个家庭陷入更加困窘的境地，孩子们不得不再次走上沾满父辈血泪的路。就像挡在兴静家门口那座大山带来的绝望感，人们被剥夺了基本的权利后，命运也就无法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当晚，我们乘车离开汉源赶往下一处探访地，路上随处可见从山上滚下的石块以及被砸坏的道路和护栏，却无从得知这条路上有没有因此发生过事故。同车的村民谈论他们的选择：我们去矿山打工是跟阎王爷借钱，现在阎王爷找我们还钱来了，我们还不上，只有拿命还。
公路沿着大渡河和尼日河延伸，两河交汇的地方有一座瀑布沟水库，2004曾年因为移民问题酿成两万多人的群体性事件，那些移民中有部分就是现在的尘肺患者。我们的车驶过灯火辉煌的水电站，在漆黑静谧的大山里，它是如此地突兀，使我感觉像是置身在某个科幻片的场景里，人类的贪婪制造了足以毁灭自身的庞然大物，而这个怪物的缔造者还浑然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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