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元月一日，新年伊始的第一天，接到圣观大法师来自海南三亚的电话，说今晚要宴请赵二军先生，希望我能够作陪，他正从三亚乘飞机赶回广州，地点安排在广州珠江新城临江大道东的“六合茶居”。这次是我第二次见到赵二军先生。上次见到他是2011年11月7日。已经快两个月了。
傍晚，等我赶到六合茶居的时候，圣观大法师与赵二军先生及其太太已经在黄山房等候多时了。二军先生衣着很朴实，但看上去很显年轻，身体很硬朗。满头的乌发，又粗又硬，表情刚毅。他的谈锋很健，是口才极好的那种。这次我们是没有任何目的的一次轻松的聚谈，是作为新年伊始，朋友相会，大家谈点人生，拉拉家常。当然，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二军先生眼中的父亲形象。
前总书记赵紫阳曾经亲口对儿子赵二军这样说：我们这个党是值得怜悯与同情的一个大党。世界上别的国家的党，是居安思危，而我们这个党却是居危思安。是“文革”让他有这样的大彻大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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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出生于1919年的河南滑县，小学在老家读完，上过私塾，中学生阶段开始接受现代教育，是在武汉读完的。从1932年入团，1938年入党，那时他其实并没有什么共产主义思想，要去为实现共主义奋斗终身之类，更没有想过将来会有机会当党的总书记。他只是感觉当时日本人入侵，国破家亡，社会动荡，灾难深重，国家没有什么前途，自己也没有任何希望。因此那时他参加革命，实在是想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而这条出路就是在那特定的时代里被命运安排的。那时作为青年的赵紫阳其实与中国绝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都是想有所作为。至于对革命的道理与中国社会其实了解得并不多。人在没有出路的时候，就会思想着变化，总有企图变革的愿望。这个人类法则是永远不会变的。如果今天的年轻人，用三代人的积蓄，再加上自己今后三十年的按揭，也无法买起自己的房子，活得没有尊严，没有希望，那是要令人绝望的。社会动荡常常就在这样的时候发生。
赵紫阳在建政之后来广东工作对他的思想改变产生了很大的触动。广州是中国唯一一个在二千多年时间里，从来没有完全封闭的一个城市。即使是明清那样严令禁海时期，广州也是仅有的一个能够通商的口岸，可以与外界进行比较自由的交流。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后，广州更是一个对外交流的窗口。即使是“文革”时，全国完全禁止对外交流，几乎完全与国外隔绝的时候，广州也还保留了广交会，即使是“文革”最动乱的时候，这个广交会也没有中断过。赵紫阳在广东有近二十年的工作经历，广东与香港毗邻，但是由于两个地方执行完全不同的制度，香港以资源贫乏的小渔村，变成了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而广东还不能够摆脱饥饿与贫困，赵紫阳在广东主政期间发生了几次大规模广东边境偷渡冲关事件，这对赵紫阳的触动也是非常大的。当然，在那样的极左思潮年代，赵紫阳也不可能完全能够幸免那个时代留给他的影响。但是“文革”确实是让赵紫阳大彻大悟的一个事件。那时，他已经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受到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造反派要他交权，他想了一个办法，对造反派说，交权可以，但是交权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现在就完全交给你们，让你们自己去管理，我们完全靠在一边；第二种就是我们接受你们监督，事情还是由我们来做。因为考虑到你们没有管理经验，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经验来做点事情。造反派都是二十几岁的娃娃，当然没有管理一个省的经验，因此，只好同意他的第二个方案。这就是“文革”初期遭受周恩来批评的所谓的“主动交权”事件。其实，这是在那样的年月里，没有办法的一种生存策略。
赵紫阳生前不止一次说过，是“文化大革命”让他大彻大悟。他说，从前自己是在台上的，有整人的权力的时候，从来不会感受到被人整是什么滋味，那种丢掉人格，没有尊严，践踏人性，受尽屈辱的那种感觉，如果不是因为社会动荡不安，位置调换，是很难体会到的。赵紫阳一生不整人，更从来不从后面下手害人。一生光明磊落。那是当时受到批斗的时候，他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人的生命的脆弱、孤独与无望。当他是权力的拥有者时，他感受到了力量，但是，当他失去权力的时候，他感受到了脆弱。拥有权力时的人们前呼后拥，失去权力之后的生命毫无保障感。从前因你的权力而在你面前备加恭维的人，在这个时候，就可能变成你的敌人，主动站出来揭发批判你，使你防不胜防。赵紫阳尽管在“文革”时备受冲击与打压，但是，他重新执政之后却对当时的造反派，年青人却采用宽大处理，给予改正的机会，从来没有过报复心态与报复的行为。因为，他认为年青人是无辜的，是受时代潮流的影响，是大势所趋，不是个人品格的问题。需要反思的是产生那种罪恶的制度。
“文革”十年的赵紫阳，是一个遭受洗礼，重新反思的赵紫阳，这种反思，在他执政四川时期就有充分的表现。在“文革”还没有结束时，他就在四川实现了：把种地的权利还给农民；把常识还给常识；把人当人来尊重。那时他已经认识到会产生“文革”的体制肯定是很有问题的体制。一个让人饿肚子的制度，肯定是出了问题的制度。一个可以随意践踏人性，剥夺人的生命，从平民百姓到官僚阶层再到最高领袖都人人没有安全的社会肯定是不正常的社会。这是赵紫阳要进行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基础。
人是有良知的，人的良知，如果不被故意蒙蔽与扭曲，那么他仅仅凭自己朴素的人生经验，就会判断出哪里出了问题。而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一定会反思那种制造人间罪恶的体制。当一个民族遭受灾难的时候，需要有人站出来做点事情，有点使命感与责任担当。人总是会死的，死的时候留下一点对子孙后代的幸福有益的东西，这才对得起列祖列宗，对得起子孙后代。人在大彻大悟之后，在人的良知的驱动之下，有时在得失进退之间已经无需再犹豫了。
佛说：众生平等，基督说，爱人如已。不是佛教徒，也不是基督教徒的赵紫阳先生，却凭自己的人生阅历与切身感受，悟出了这些道理。
晚餐吃得非常朴素，而且量也不是很多，这次其实是几乎不剩下多少菜了。我看了一下餐桌上，只剩下了一个鱼头与一个鱼尾巴，二军太太还是拿出饭盒打包拿走。二军与太太每次来聚餐，几乎都要带上几个饭盒，把吃剩余的饭菜带回去下餐吃。这是他们从小不浪费任何食物的家教，即使他父亲作总理与总书记的时候，他们家也是这样做的。
晚餐回来，我想起了犹太教里的一个寓言故事，《什么是成功》，是这样说的：
从前，有一只狮子，又老又在患病。它的生殖器患了病，因而它精神很痛苦，它的命运很难确定，不知是会活下去还是会死亡。
在这只狮子的病痛中，远在天边的所有家畜和兽类都来看望这只狮子。其中一些是出于爱护来看望病情，一些是来观其痛苦，一些是接替它的统治，一些是来了解在其之后谁会成为统治者。
狮子病得十分厉害了，它已不能够表示它是活着还是死去了。牛走过来并以角抵伤它，试它的力气是否已用光耗尽；小母牛用它的蹄子踩它；狐狸用其牙齿咬它的耳朵；母羊用尾巴刷着髭，并说道：“它什么时候死？它的名字也会消亡吗？”而公鸡去啄它的眼睛，并啄碎了它的牙齿。
这时，狮子的灵魂又返回了它的躯体。当它看到它的敌人在幸灾乐祸地注视着它时，它喊道：“哎呀，当我信赖的管理者看不起我时，当我的权力荣誉不再为我所有时，往日的奴仆就在我头上称王称霸了。以前爱戴我的人现在也变成了我的敌人。”
这个寓言说明，当一个人具有财富和荣誉时，他的朋友都尊敬他。但当灾难降临到它身上时，当他失去势力和丧失地位时，这些爱戴过他的人就会离开他。（故事来源：贺雄飞著，《迷途指津——犹太笑话中蕴藏的成功法则》，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1月版，第193页。）
中国经历“文革”的领导人，几乎都有类似的感受，但是，你不要指望人性的改变，就像这个寓言故事所说的，你不要指望兽性的改变一样。我们能够改变的只有规则与制度。一个领导者要改变他失去权力与意味着失去尊严，甚至失去生命的命运，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狮子式的兽王地位与称霸作风。只有狮子被关进了铁笼子里的时候，那些百兽才不会在它得势之时与失势之后持完全不同的态度。刚过去的一年里，卡扎菲暴死街头，比寓言中的病狮其实还可怜。但是，当他不可一世的时候，可曾想过有今天的下场？那些杀死他的暴民不是他几十年时间里亲自培养出来的？
在中国，有过类似赵紫阳那样经历的领导人确实不少，但是，能够悟出狮子命运的人确实不多，能够身体力行的就更少，但是赵紫阳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在生命的深处，是不可能抹去那些记忆的，因为那些记忆已经与自己的青春热血早已经融合在一起，难分彼此了。
2012年1月3日星期二补记，以上所记，仅为自己所闻所感所想，未经当事人审核，如果有误，纯系笔者粗心大意，领会不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