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心目中，山西人是最“抠门”的。一则笑话说，山西人用扇子的方法是把扇子固定起来，让头左右摇动，以保护扇子。这是我听
过的最挖苦的“黑色幽默”了。风靡全国的电视剧《乔家大院》中塑造了一位代表山西人“抠门”的“天下第一抠”陆大可，由著名演员雷恪生先生扮演，活灵活现。
“抠门”说得好听点是“节俭”，说得难听点是“小气”，对人缺乏大度。从这两种意义上说，山西人“抠”不“抠”呢？
应该说，由于长期贫穷以及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人一向有节俭的传统。这一点在山西人身上十分突出。与徽商的奢侈相比，晋商即使在创业成功后也是节俭的。明人谢肇在《五杂俎》中就说“新安奢而山右俭”，新安是徽商，山右是晋商。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中也说：“晋中古俗俭朴，有唐虞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从这个意义上说，山西人是“抠门”的。那位陆大可就是典型。
山西人“小气”吗？起码那些成功的晋商并不“小气”。他们对员工、对客户、对同行、对国家与社会，都显示出了慷慨大度的大气。晋商的财富不是“抠”出来的，是在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创造出来的。像周扒皮那样的“抠”是成就不了任何事业的，更别说晋商这样的大事业。晋商的大气是他们事业成功的精神力量。
晋商是如何对待员工的？我们来看一位晋商员工后人的回忆录。燕师女士的父亲燕喜曾经在乔家的大德通票号当学徒、工作过。他们的待遇如何呢？
先来看吃。晋商的掌柜、伙计都由东家供给食宿。他们的伙食是：“每天中午有酒有肉。冬天午饭顿顿加黄酒，还加两个火锅，一个是猪肉火锅，一个是羊肉火锅，各取所好。主食多是面食，花样繁多，有剔尖、拨鱼、拨面、涮面、拉面、擀面、圪垛儿、撅圪塔、压河捞、肉包子、扁食、烫面饺子、羊肉饺子、肉火烧、脂油饼、油糕等等，十天半月不重样。早饭晚饭一般是稀饭，冬天时早饭另有油茶、面茶，配有各种饼子：太谷饼、孟封饼、炉食、薄脆、糖墩墩、肉墩墩、火烧、卷子、馍馍等。”说真的，这许多吃的连我这个生活在小康之家的山西人也没吃过，甚至没听说过。
穿什么呢？“衣着穿戴十分讲究，属当时一流风貌。夏天穿丝绸长衫短衫，面料多用纺绸、串绸、春绸、宁绸、湖绉、线绉、石罗、夏布、玉水绸等；冬天常穿长袍、马褂、坎肩、呢子大氅，面料有贡丝缎、织绵缎、提花缎、坎缎、德国缎、铁机缎、礼服呢、直贡呢、双丝格、海胡绒、栽绒、平绒等”。
交通呢？无论探亲还是公出，“走平川是轿车接送，走山路多是骡拖轿，有时也坐架窝子，民国以后也乘过火车，一应花销全由柜上支付，几十年都如此。”
收入呢？燕女士父亲的“劳金”第一年银子二两，第二年四两，逐渐增加到第14年的100两。还可以享受顶身股，三年分一次红，从0.5厘起，过五年加一厘。民国十六年，燕女士的父亲辞商归里时，身股2.5厘，共分得银洋8000元。这些钱当时可在交城城内买宅院两处，在城北坡底村一带买良田二三十亩。
这样对待员工的东家，你能说“抠门”吗？这绝不是大德通票号一家的情况。如果其他商号、票号不这样善待员工，能吸引并留住一流人才吗？
晋商对客户也不“抠门”，这就是诚信待客的传统。《乔家大院》中乔致庸不允许把掺了假的麻油卖给客户，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事的。还有一件事发生在乔家的大德通票号。大德通的存款以本省为主，放款主要在外省。1930年前后，阎锡山在山西发行晋币，与中央银行发行的新币等值。阎锡山在蒋阎冯大战中失败后，晋币贬值，在市场上25元晋币才能兑换l元新币。如果大德通用晋币支付储户，可以借晋币贬值发一笔财；如果用新币支付储户就要吃大亏了。东家乔映霞坚持用新币支付。他说，我们是大户，即使破产了也衣食无忧，但那些小储户要是破产了就会家破人亡。这次晋币贬值使大德通大伤元气，但乔家并不后悔。你能说这样的晋商“抠门”吗？
晋商把同行商号称为“相与”。他们主张善待“相与”，和气生财，有许多“万两银子一句话”的故事。随便举几个。蒙古草原的商号大盛魁善待“相与”，300两银子以下的买卖，从不与卖家砍价。对自己的供给商从不以大欺客，当供给商有困难时还借垫银两，予以扶植。这使大盛魁可以“集二十二省之专货”。还有一件事是乔家的。1936年，在包头也算颇有名气的双发公字号经营不善，欠乔家复盛公商号5.6万银元，无力偿还。双发公东家杨老五的儿子到乔家给“映”字辈东家们磕了一个头，就免了一半债务——2.8万银元，合现在可是150多万元啊！包头广义绒毛店欠乔家复字号5万银元，以价值数千元的房产抵债了事。乔家的原则是，当商号停止时，先要把欠别人的款全部归还，至于别人欠自己的，能收回多少算多少。这些行为也不是“抠门”可以解释的。
许多晋商并没有读过多少四书五经，但他们都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熏陶，把儒家思想作为自己做人和经商的指南。儒家文化的核心是集体主义。无论是什么人，从事什么职业，都应该关心天下事、国事，要关心百姓，为国分忧。商人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关心国事是中国的传统。晋商在经商活动中体现了这种精神，他们对社会、对国家毫不“抠门”。我们在《常家的戏楼——灾年的晋商》一文中介绍晋商如何救灾、办义学，奉献于社会公益事业。这里我们再介绍一下晋商为国家所做的事。
清政府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中，得到了国内商人在财政上的支持，晋商海内最富，实力最强，贡献也最大。
康熙时，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首领的骚乱。一些晋商随军进行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物资，保证了清军的后勤供给。其中最著名的是介休范氏，为清军运送军粮百余万石，以私财支援军饷，为政府节约开支600余万两白银。以后，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在伊犁屯田，山西盐商捐输白银20万两。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政府在金川用兵，太原等府州商人捐输白银110万两。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政府在后藏用兵，山西盐商捐输白银50万两。嘉庆五年（1800年），山西商人捐输140—150万两白银。咸丰初年，管理户部事务的山西寿阳人祁隽藻上奏，从咸丰二年二月起到咸丰三年正月，山西商人共捐输白银l593000余两，占全国捐输的37％，为全国之首。同治三年（1864年），清政府在新疆用兵，山陕商人又筹集军饷。清人徐继 说，这次筹饷“晋省前后捐输五六次，数逾千万”。
清政府后期财政困难，晋商又向政府垫支、贷款，解决了燃眉之急。从同治五年（1866年）到光绪九年（1883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收复新疆，共向民间票号借款11653730两白银，其中晋商为8823730两白银，占全部借款的75％以上。为此，左宗棠还为乔家和常家题写了对联，以表谢意。
晋商的这些捐输和贷款有迫于政府压力的原因，也有名声（获得虚职）或商业动机。但不可否认，也有为国解忧的信念。无论动机是什么，这些钱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是为民族所做的善事。
知道了这些，你还认为山西人“抠门”吗？其实，看过《乔家大院》的人都知道，“天下第一抠”陆大可只是自己“抠”，但对乔致庸事业的支持并不“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生活上“抠”，事业上大气。这才是山西人，才是晋商。
常家的戏楼
——晋商的慈善事业
在榆次车辋村北常后街东端北侧，是有中国民居“第一祠堂”之称的常家“北祠堂”。这个宽25米，进深160余米，三门四进，上下两院的祠堂中有一个相当精美的戏楼。这个戏楼始建于光绪三年（1877年），历时三年才完工，耗银三万两。一向以诗书传家、勤俭持家为家风的常家，为什么要在这时建一个戏楼呢？
光绪三年是中国灾害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北部省份遭受了三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旱灾，颗粒无收。据当时驻在天津的万国救济委员会估计，因饥饿、疾病或暴力而死亡的人口在900-1300万之间。其中，山西受灾最严重，全省有三分之一人口死亡。
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不可能不影响晋商的商业，常家首当其冲。常家被称为“外贸世家”，主业是对俄罗斯的茶叶出口。大量的茶叶要长途跋涉一万多里从江南的武夷山一带运到恰克图。大灾之年，人畜饥饿而亡，没法组织起庞大的运输队伍，贸易量锐减。过去，每年向俄罗斯出口的茶叶为20万担左右，但这时仅有8000担。贸易量仅为正常年份的4％。常家还要承担违约的赔偿，其打击之大，可想而知。这时常家已是有近800口人的大家庭，维持这么多人的生活也非易事。但这时，常家不仅捐出赈灾银3万两，而且还拿出了3万两银子盖这座戏楼。
这时常家盖戏楼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作为救济乡里穷人的一种方法。同乡的许多人平常还是过着小康日子的，因而在这样的灾年，难以放下面子去粥棚领取施舍。常家深知这一点，他们希望这些人有尊严地接受帮助，就想出了盖戏楼的方法。那些挨饿的人可以有自尊地吃下用自己劳动换来的一餐一饭。常家规定，只要能搬一块砖就可以管一天的饭。大灾持续了三年，常家的戏台也修了三年。常家盖的这个戏楼没有成本－收益核算，没有往日经商的精明计算。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个戏楼是不合算的。但它体现出的那颗仁爱之心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当然，在这场大灾中，献出爱心的绝不仅是常家。另一个大户乔家的掌门人乔致庸当时已年逾八旬，但他亲自做出决定：第一，家中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幼生活一律从简，灾年期间一律不许做新衣服，更不许吃山珍海味；第二，凡乔家堡的人，按人发给足以维持生活的粮食，直到灾年过去；第三，在街上设锅施粥，而且要求所熬的粥一定要达到“插上筷子不倒，解开布包不散”的标准。《乔家大院》中再现了这个情节，虽然有点艺术夸张，但基本事实是存在的。
参与这场救灾的不仅是常、乔两家，而是整个晋商群体。短短几个月内，晋商共捐银12万两。蔚字五联号的东家侯萌昌捐出1万两。元丰玖票号东家孙淑伦先捐银1.6万两，后又捐米数千担。乔致庸一人捐3.6万两，常家也捐了3万两。各商号、票号都有不同数额的钱粮捐助。
晋商票号还承担了捐款的募集、汇兑与发放，协助政府进行救灾工作。蔚丰厚掌柜范凝晋受县令之托办理本县救灾事务。他主持捐赈局，号召本地士绅捐钱、捐物，并把食物分送给最困难的人家。他连续几个月工作，很少休息。日升昌掌柜张兴邦也动员亲友捐助。协同庆票号大掌柜刘庆和平日就热心公益事业，这时主动站出来号召乡绅捐钱、捐谷。
晋商在各地分号的掌柜也与家乡同仁共同救灾。蔚丰厚票号金陵分号掌柜范家俊受两江总督之托负责募捐之事。他四处游说，在短期内就筹款10余万两白银。在四川分号任职的温佩琛在四川财政困难时，先垫支10万两银子汇往山西，以后又在四川士绅中筹募捐款达几十万两白银。这些都体现了晋商急公好义、关心百姓疾苦的精神。他们在救灾中的所作所为，无愧于儒商的称号。
如果说这次救灾是晋商关心社会的集中体现，那么，这次行为的基础则是平日对百姓和公益事业的热心。
还是先回到常家。道光十八年（1838年），常秉直八十大寿，儿子常德元要为父做寿。常秉直说：“值此饥年，粮价腾贵。与其宴客一日，曷若济贫三冬。”于是，常德元捐米60石，救济穷人。乡人赠匾“德被桑梓”。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大旱时，十二世常恽和十四世常望春号召富人捐资购米，每日按量发给村民。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又旱灾。十四世常望春和十五世常运元捐资购米。时任山西巡抚的赵尔巽在光绪二十九年奏请奉旨给常家“世德堂”和“世和堂”同赠“乐善好施”匾。常家还从事办义学、公学、修水利等社会公益事业。常家从九世到十四世，仅用于公益、救灾等事业的支出就达近百万两白银。他们还以自己的力量维护社会安定。道光二十年（1840年），归化兵乱，常家十三世常立训出资招募兵勇，维护了社会治安，这样的事情在常家也不止这一次。
同样，乔家不仅热衷于各种公益事业，而且他们的家风更体现了“仁者爱人”的精神。乔家在家内善待佣人，不仅保证佣人吃饱穿暖，还尊重佣人的人格。佣人偶有小过失，从不恶语相侵，更不打骂虐待。佣人的工资相当高，除吃住外，奶妈每年有80两银子，厨师有100两，其他佣人五六十两不等。逢年过节另有赏赐，并把面、肉、柴、煤按时送到佣人家中。对在家服务多年的老佣人都养老送终。乔家不以富而横行乡里，对每个人都平等相待。乔家的一个传统是过年时给同乡的贫穷者送面、送肉，让他们过一个好年。乔家门口永远拴着几头牛，谁都可以无偿使用。如果乔家的狗咬了要饭的乞丐，从家里的太太到佣人，都会出来赔不是。无论衣服有没有咬破，都要给人家到高级裁缝铺买一件赔偿。乔家在第一次扩建大院时，想买一家张姓的房子，张家无论如何也不卖。后来张家出了人命官司，急于用钱，找乔家帮忙，乔家仍按高价买下。第二次扩建大院时，要拆迁王家的庙和大树，乔家另出高价又重在别的地方建了庙，种了树，以求邻里和睦。甚至在义和团起义时，乔家还救过七个意大利修女。
好人是有好报的。晋商大户尽管富可敌国，但并没有受到“仇富”的威胁。光绪年间，一股流窜的土匪想抢劫乔家，但在乔家找不到一个内应，在整个乔家堡村找不到一个耳目。面对乔家的高墙大院，只好知难而退。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乔家堡和邻村张庄发生械斗，乔映霞误伤人致死，有一佣人挺身而出顶罪。乔家在义和团起义时救过意大利修女，意大利政府给了一面国旗，以资表彰。日本人入侵后，乔家把这面意大利国旗挂上，日本人看到是盟友的院子就未破坏。常家的老人去世时，经常有三乡五里的人来送葬。直至解放后，这些大户人家的长工或佣人几乎没人出来控诉受剥削的“血泪史”。乔家当年的伙计王俊今年90岁，他仍把自己看成是“乔家人”，提起乔家无限亲热。
站在常家的戏楼、乔家大院前，或者阅读县志中有关晋商大户行善事的记载，我常想：我们应该敬仰的是晋商的财富呢，还是晋商那种“仁者爱人”的精神？我们今天应该学习的是晋商的经商之道呢，还是晋商的做人之道？
其实财富是过眼烟云的事，经营之道是技术层面的事，只有博爱的精神和做人之道才是永恒的。有了晋商的精神，才能做出晋商那样的事业；像晋商那样做人，才会有晋商的辉煌。
晋商的时代过去了，但他们的高尚品德永不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