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说：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1]}
在《历史的回顾》中，徐向前说：“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在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2]
这是两个有绝然差异的表述。有一真，必然有一假。我来做去伪存真的考证工作。
在毛泽东文章“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后面，1951年版《毛泽东选集》与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大相径庭。先请看1951年版注释：
“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3]
再请看1991年版注释：
“……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4]
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注释，说明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以及组建西路军是“奉中央军委指示”，而不是什么“张国焘命令”组织的，不言自明毛泽东所说的这段话不符合史实。毛泽东的这段假话，既栽赃陷害张国焘，无形中也推脱自己应负的责任。
还有一个方面，可以证实毛泽东在故意造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标明写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题注里称：“毛泽东同志的这部著作……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演讲。据著者说，本书只完成五章……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5]
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0月27日开始为红军大学一科（上干队）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发生[6]]来判断，毛泽东开始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在10月27日之前，为演讲做的必要准备嘛。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内容，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全文不到五分之二的位置。按线性比例推算，这段内容写于11月13日之前。11月8日命名西路军，几天之后何谈“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其实呀，就算是所谓毛泽东“搁笔”之时西安事变的时候，也还谈不上西路军的失败。
西安事变前两天，12月10日，毛泽东与朱德等以中革军委主席团的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董振堂、黄超及红五军团全体指战员，为纪念宁都暴动五周年“特对五军团全体英勇的指战员，致以无限的敬意，更望在董军团长领导下继续宁暴伟大的精神，坚决配合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主力，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为创河西抗日根据地而奋斗”[7]
徐向前回忆说：“西安事变来得那么突然，我们既震惊，又兴奋。总指挥部里，一片欢腾。永昌城内，锣鼓喧天，像节日般的热闹。”
西安事变以后，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等人，布置了一批战略任务之后说：“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8]
总之，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之前，毛泽东将“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写进文章是造假，因为无论从战役大视野来看，还是从西路军本身实际来看，说西路军失败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毛泽东早早把西路军尚未发生的“失败”作为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的标志，如此，西路军的失败可以算“毛泽东革命路线”胜利的例证。不搞垮西路军，反革命的“张国焘路线”就不会“最后破产”；“毛泽东革命路线”也胜利不了，有预谋地指挥西路军败亡也就顺理成章了。
还有一种可能，原来文稿中并没有这一段内容，只是在张国焘1938年4月叛变中共之后，中共全面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时候，或以后，毛泽东加上这一段栽赃陷害张国焘的话，如此，毛泽东黑心暗害红四方面军主力的行为就多了一道坚实的防撞墙。1951年版《毛泽东选集》的注释，更是如同给防撞墙装上了高压电网。只要是生活在毛泽东势力范围之内的人，没人敢去触动这段历史事实，更不可能触动到这段历史事实。
下面探讨历史的因果：中央军委为什么要指示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为什么要组建西路军？西路军为什么会失败？阅读徐向前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第十四章《血战河西走廊》，即可找到答案。徐向前回顾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的前因后果，下面是少量原文摘录：
西渡黄河
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战略总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剿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
首先造成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最关键的是红军占领宁夏及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
……
党中央和军委权衡轻重，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月十一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
战局的发展，使我军渡河问题，刻不容缓……二十三日，我们令三十军渡河……遇浅滩受阻，未能成功……
二十四日夜半……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在河包口渡河成功。次日晚，三十军全部渡河，势如破竹，摧毁马家军防线，控制了纵横上百里的沿江地带……
我们令九军向河边开进，接三十军后渡河……方面军总部随三十军、九军渡河，指挥作战。
同日，中央军委根据三十军渡河成功的情况，作出了先击破南敌，后全力北上的部署……
这样，九军虽已开抵河边，但不得不待命行动。部署变来变去，我们很着急，只好令机关人员先过一部份。二十六日一时半，中央军委又电令九军渡河……
河东河西两岸的红军，被敌割断……西岸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及四方面军总部）北进一条山地带，开始了孤军奋战的艰难历程。
组成西路军
渡河后的我军，共二万一千八百人……
宁夏战役计划，不能如期进行，使我们深为焦虑。第一，部队渡河时，每人只带了三四天的干粮。此地人户稀少，粮缺水咸，没有补充来源，决非大军久驻之地。第二，地形开阔，堡寨稀疏，不便我军集结隐蔽，却利于敌骑兵的运动和突击。我军三面临敌，背靠黄河，如固守待机，势必处于被动挨打、有耗无补、进退无路的地位。第三，如我们单独北进取定远营，通过腾格里大沙漠至少需四天以上的行程，部队缺粮、缺水、缺骆驼，很难完成任务……第四，据侦察，河东敌人有向宁夏增兵企图。如敌人北控宁夏门户石咀子，南扼永宁、中卫，不仅会使我眼前的战机丧失，也将使今后河东红军渡河行动，受到严重阻碍。因此，我和陈昌浩向军委建议，及早进行宁夏战役，勿失良机；否则，亦请明确指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向，现地待机，总不是办法。
十一月三日，中央军委电令河西部队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一线……
八日，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了《作战新计划》……
显然，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变动。不仅放弃了宁夏战役计划，而且改变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整个方针、部署。据此，河东主力红军开始进行脱离陕甘宁根据地的准备。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钟波注：毛泽东1976年死后，1980年前后徐向前才弄清楚四十多年前带根本性的战略变动。）
根据上述新的战略行动计划，八日，中央电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
第一次西进
……
我们蹲在那里不进不退，正给敌人以进攻之机……
我们不知道“新计划”的内容，所以对中央要西路军蹲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很不理解。陈昌浩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强调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使我憋了一肚子气。李先念他们也很有意见。有天，先念来总指挥部，对陈昌浩说：在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陈昌浩说：你懂什么？多嘴！在这种情况下，二十四日，我起草了一份电文，向中央反映，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
二十五日中央复电，仍要我们就地坚持，打开局面……我们就只好根据中央指示，蹲在永凉地区，同马家军一决雌雄。
……
第二次西进
……
兵败祁连山
我军重返倪家营子后，马家军的围攻愈加疯狂……
我们不断向党中央告急，请求速派援兵支援西路军……
我们从倪家营子再次突围而出，进至临泽以南的三道流沟地区，又被大批追敌包围。
……
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下面，我想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教训作些探索，以慰先烈，以诫自己，以鉴后人。
如前所述，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在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广大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历时近五个月之久……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
第一、任务问题
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
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乃兵家之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立西进，准备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再又奉命“固守五十天”……疲兵屡战，有耗无补，进退失据，一筹莫展。这对西路军的有限兵力来说，无疑具有致命的性质……
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
战场主动权问题，关系甚大。两军对阵，它是决定双方胜负存亡的关键一环……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的外线进攻，历来强调依托根据地，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实践证明，这是我们争取和保持作战主动性的有效手段。西路军则恰恰相反，不仅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与敌鏖战……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古话，指的就是军事指挥上的机断专行问题。寓于其中的经验教训，不知是用多少人的流血代价，才换来的……驾驭战局，指挥战争，如果不敢从实际出发，独立判断情况，定下决心，而是翘首望天，一切唯上，这叫盲目性、机械性。要想不受战争实际的惩罚，是不可能的。
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西路军虽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理，则一概置诸脑后。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不反躬自省，反倒要对我“开展斗争”哩！结果，使西路军失去战机，作茧自缚，步步被动，直至不堪收拾。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示很深刻的。[9]
徐向前没有明说，其实我们不难从字里行间看出，毛泽东通过中央军委命令这种形式，通过陈昌浩这个曾经反对毛泽东此时已经吓破了胆的奴才执行者——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将红四方面军主力折腾来折腾去，一步一步驱赶到彻底失败以致灭亡的深渊。可怜两万多红军将士，被毛泽东暗害了而不知。
毛泽东为什么要黑心暗害红四方面军主力呢？因为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合时，四方面军实力最大，远远超过毛泽东有把握掌控的一方面军，最关键的原因还在于最有把握控制四方面军的人物是张国焘。长征路上，张国焘就曾经准备依仗四方面军强大的军事实力硬夺中共中央的权，只是由于叶剑英私下通风报信使得中共中央机关提前出发而走脱，加上徐向前不同意四方面军的红军打一方面军的红军，才避免了红军的内战。
既能做到消灭红四方面军主力，削弱张国焘的力量，又能做到将红四方面军主力覆灭的责任推到张国焘头上，还能算作“毛泽东革命路线”胜利的例证，毛泽东害人、骗人水平之高确实非同一般。
毛泽东这位军队统帅，真够缺德的，实际上缺德之至矣。
注：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97页；《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页。
[2]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55页。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40页。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1页。
[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67、168页；《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
[6]逄先知：《毛泽东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上卷第603页。
[7]逄先知：《毛泽东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上卷第620页。
[8]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32、534页。
[9]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01、505、510、512—515、517—519、527、529、555、556、558、559、561—563页。
（原文以毛主席称呼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