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安徽合肥人，曾任孙中山的卫士，后在国民革命军中先后任师长、军长、司令长官，军衔为二级上将。抗战后期，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以打通中印公路扬名中外。国共内战期间，他于1948年1月中旬出任东北剿匪总司令，虽握有55万兵力，但却一再藉故推诿拒不执行蒋介石的打通沈阳对外交通线的计划，还一再拒绝出兵解锦州之围，导致咽喉要道锦州被中共林彪部攻占，从而使中共在东北掌握了主动权。
东北战事失利后，卫立煌被蒋介石撤职并软禁在南京。1949年初，被释放，随即前往香港。1955年，卫立煌从香港回到大陆，周恩来、朱德等亲往车站迎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中共高层领导人还分别设宴欢迎。此后，他被委以人大、政协、民革中央高层职衔并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被毛赞扬其“爱国”，周恩来称之为“起义将领”。1960年1月，卫立煌因患心脏病和肺炎在北京死去。葬礼由周恩来主祭，骨灰入祀八宝山骨灰堂第一室，列于中共领导人之列。
事实上，早在国共内战前，卫立煌就与中共暗中有来往。其与中共相交可参见1985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由其秘书赵荣声所写的《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赵荣声，中共地下党员，1938年2月，他受中共派遣，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部做统战工作，担任卫立煌的少校秘书，直至1941年。刘少奇曾从延安到洛阳找赵秘密谈话，嘱咐赵长期隐蔽下去，等待时机，并要做好随时应变的准备。
据该书披露，卫立煌抗战时就与中共交往颇密，并深受其思想影响。1938年4月，他受毛泽东邀请，绕道访问延安3天。席间，毛破例饮酒，两人还留下了8张合影。1939年忻口战役后，担任八路军直接上司的卫立煌三次与周恩来会面，之后还与朱德、刘少奇相见。期间，他曾要求加入共产党，但被婉拒。
当然，卫立煌的所为并没有逃过蒋介石的耳目。一位少将高参联络员告密卫立煌有“亲共”嫌疑。蒋派人调查，虽没确切证据，但终存疑虑。蒋曾对人如此说道：“卫会打仗，不懂政治。”1941年5月，蒋介石将卫立煌调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革去上将军衔，让其领饷奉养在成都的老母。对此，周恩来代表中共对卫说：“你是受了我们的累。”
1943年，蒋介石再度启用卫立煌担任远征军司令。深谙军事的卫立煌果然不负众望，与英美军队合作，取得了滇缅之战的胜利。
不过，卫立煌似乎并没有忘记中共。抗战胜利后，他被蒋介石闲置，出资让其出国考察。1947年，卫立煌在欧洲参访时曾秘密通过其夫人的姨侄女婿、与法国共产党有联系的留法学生左派领袖汪德昭致电中共，称“我意尽快结束内战，决心站到人民一方”。不久，汪德昭转告卫立煌，电报已通过某国，转到“有关方面”，对方希望卫立煌选择时机，做有利于革命之事。
1948年1月卫立煌就任“东北剿总司令”后，马上把汪德昭召到身边任“剿总”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以利与中共联系。同时还在军事上采取把国军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长春附近按兵不动的方针。辽沈战役打响后又藉口“沈阳只能固守以自保”而拒不执行蒋介石派兵增援锦州的命令，最后还暗中叮嘱廖耀湘兵团“保存实力，稳扎稳打，不可轻率冒进”而使之因行动迟缓丧失了与关内国军夹击林彪的时机。
显而易见，卫立煌正是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背叛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帮助了不抗日、并在建政后危害华夏子孙的中共。对于有人质疑为何卫立煌不与当地中共地下组织联系并“起义”，《回忆》一书认为这是其“深怕地方上的党组织层层往上转，层次太多，容易泄密”，而他“自己没有兵”，想起义“也无能为力”。的确，当时的卫立煌难以全权调动军队，其一举一动，都有人向蒋介石密报，因此他只能通过按兵不动来故意贻误战机。
对于卫立煌当时为何不把信得过的秘书赵荣声召来，《回忆》一书解释是卫立煌不知道赵荣声在何处，而赵写来的信又被秘书处当普通信件处理了。另有资料显示，中共曾在1948年10月派于炳然去见卫立煌，进一步推动了卫立煌的背叛之举。
卫立煌与中共关系究竟如何，我们可从两件事中看出。其一，在1949年10月3日，中共建政后第三天，身在香港的卫立煌就发贺电向“毛主席”表示“竭诚拥护”并问候“朱副主席、周总理”。其二，1955年卫立煌回到大陆后，备受礼遇，死后也极尽荣光。如果不是其有“暗助”之功，如何能得到如此“回报”？
也许有人会问，中共不是1948年也将卫立煌列入战犯名单了吗？毫无疑问，中共是意在保护卫立煌，以免加重其“通共”嫌疑。这也就可以解释蒋介石为何最终将其释放。（如果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中共，卫立煌大概也没有后来的故事了。）
与郭汝槐、熊向晖、宋庆龄等潜伏在国民党内的高级间谍一起，卫立煌葬送了中国走上民主社会的前程。迄今，我们无法知晓是什么原因使卫立煌们走上了这条背叛之路，或许是中共虚构的美好前景让其自以为找到了可以奉献自我的所在？只是糊涂的他们没有想到所谓的“奉献”换回来的却是中共对中华民族的祸害。这样的悲剧又岂止卫立煌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