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毫无疑问，那是格瓦拉最风光的年代，在美国是性解放和反越战，在欧洲是学生运动。还有披头四，嬉皮士，迷幻摇滚和杰奎琳·肯尼迪的法国风情。但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禁欲的时代。
六十年代中期，我在内蒙古电力建设公司工作，师傅们都是外地人，一年的探亲假9天，加上路途才12天。这对于人的天“性”、欲望被压抑了整整一年，势同干柴烈火的青年男女夫妇来说，当然远远不够。如果不幸撞到女性天生的每月一次的“大姨妈”来访问，又要减去六七天的鱼水之欢？
我常常想：在毛时代，若存在现在这么大民工流的情况，采取禁欲式的统治，不知道会枪毙多少“流氓犯”？！
有一个河北籍的瓦工师傅，燕尔新婚，妻子在工地上住了一个多月才回去，这个师傅在妻子走后耐不住寂寞，给妻子写情书，深情回想他们交欢的经过。情书里有一句是：“每当回想起我们在一个被窝里翻滚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无限甜蜜。”他写情书的中央去院子里小便，情书不幸被工友们看到，并诵读。这句话被作为名言传遍整个工地。在土建工地的联合批判会上，书记几次宣读“被窝翻滚”的原话，大骂这个师傅“不要脸”。他好一顿被批，差点被当做流氓处理。其实类似的句子，马克思也给燕妮写过，原话好像是：“我想吻遍你的全身。”这封情书被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但马克思毕竟是中共的老祖宗，因此没人敢对他非议。
我的一个师弟，看过手抄本小说《少女之心》，多次接受组织批判也过不了关。因为组织上认为，既然有这样反动下流的思想，肯定还有其他言行，动员他彻底交代，彻底清理。无奈这个师弟实在没有其他流氓行为。经过政策攻心的思想工作，他终于交代他去年在施工高峰期间曾经有过手淫。后来经过几次检查批评，终于结案。组织部门填写他的档案时，又加了另外一条：1971年某月，不顾紧张的革命工作，在青山区北部野摊上的草丛里玩弄过生殖器一次。
我的一个师兄，向某女青年求婚成功，在订婚的当晚与女方住在同一间房里。组织上认定他们发生了男女关系。
他辩解说：“我们既然已经订婚，结婚是迟早的事，提前几天睡一觉，有何不可？”
书记“义正词言”地驳斥道；“一天没有领结婚证，就是非法同居、就是非法的肉体关系！”他因此给予了降级的处分。
更我始终无法释怀是，电建公司加工厂有个帅小伙，长得温文尔雅，目光灵动而睿智。但他戴着“坏分子”的帽子，每月只有十几元生活费。据说他原先是电力部良乡调试所的技术人员，在给所长（38年参军的老干部）当秘书期间，和所长的少妻有过性行为。人们说，那个所长有阳痿的毛病，小他20岁的妻子耐不住寂寞，于是红杏出墙。这个小伙子在东窗事发后被严肃处理，发配到内蒙古包头这个最艰苦的地方来劳动改造。他每天静静地劳动，和谁也不说话，工作不忙时，呆呆地坐在车间的角落里沉思。
那逝去的岁月，文化荒芜，万物萧瑟。不少师弟为了看一段芭蕾舞，就去买《列宁在十月》的电影票，看里面《天鹅湖》中的“四小天鹅舞”舞蹈，看完就走，一次，又一次（估计俄罗斯红军战士看《天鹅湖》时也是兴味盎然的）。
芭蕾舞起源于意大利和法国，在俄罗斯得到发扬光大，真正的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上世纪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红遍大江南北，但同样是芭蕾舞，露大腿的《天鹅湖》显然比我们怒目而视的《白毛女》和《娘子军》有魅力得多。
所谓的《天鹅湖》片断，也就是四小天鹅舞，在今天看来，舞台上那些女演员的着装拿今天一些女星袒胸爆乳的性感装扮来比太稀松平常了，而且是在黑白电影中呈现，模模糊糊，并不像今天的高清画面连毛孔都看得那么清晰。但在当时，那样的打扮已经足够惊世骇俗，尤其是对很多青春意识萌动的少年而言，其冲击力不亚于第一次看成人片，令人血脉贲张。
曲波的《林海雪原》，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吸引人的长篇小说之一，不仅因为小说的故事情节惊险曲折，塑造了杨子荣这样的传奇英雄人物；还因为这部小说有专门的章节描写少剑波与卫生员白茹的爱情，写得很浪漫。但七十年代初，上海京剧团演出的《智取威虎山》拍成了彩色电影，那个女卫生员只是个跑龙套的，在剧中基本上没台词，好象连名子也没有。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爱情通常会发生在下乡知识青年与村姑之间。接吻的描写可能在小说的第200页才会出现，通常的描写为：回城前的夜晚，狗儿知趣的不叫了，只有好奇的蛤蟆在不停地聒噪着，他和她走在田间的土畔上，慢慢地，他和她停下了脚步，借着月光，他……。但现在的长篇小说，翻到第二页，女主人公就怀孕了。
写这篇博文的时候，我试图背一下那首曾经能背下来的《万马军中一小丫》，想了半天，只想起了第一句：“万马军中一小丫”。其余统忘却了，毕竟离开青春年华很远了。
1955年版的《性的知识》，是建国后第一本有关性知识的书籍。最早的一版内容十分详实，比如，有男女生殖器官交合状态时的剖面图，还介绍避孕套的戴法。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扩大，人们对性信息的获取日渐困难。1957年改版的《性的知识》里，删掉了很多图，与此同时，生活作风问题的性质被空前严重化，可以用来打击一切男女。
文革期间，性从所有的传媒中一扫而空，公开的性信息等于零。惟一接近于文化生活的是八个样板戏，然而即便在八个样板戏中，人们都找不到丝毫性的影子：江水英丈夫是烈士，阿庆嫂丈夫去跑单帮，《红灯记》三代人都是战友托孤……文革末期，极少与性有关的书籍又重新出版，然而不但标题不能谈到性，内容也早已面目全非。好奇的孩子们只能从《农村医生手册》这样的大众医书里获得一点基本常识。
一个从河北农村来包头当保姆的女孩，经人介绍嫁给了火电公司的一个电工。新婚之夜，她跑到介绍人家哭诉，说那个男人是个流氓，要脱她的衣服。现在听起来犹如天方夜谭呀。有谁会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