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前经建会主委、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大学经济系主任暨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任台湾智库董事长，为台湾经济发展与国际金融专家。
透过大型船舶的设计方式，可以了解全球化的经济运作。图为电影《铁达尼号》画面。Getty Images
近十多年来国际经济出现了多次大幅波动或危机，每一次危机当然都可以找到一些理由。但危机这么大又这么多，除个别的理由之外，很可能还有一些共同理由，才使危机变成经常会发生。而最可能的共同理由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全球自由化甚至应该是这么多危机的主要理由。
但自由化不仅在很多方面确有必要，自由化也是几十年来最重要且深入人心的经济口号。而经济危机或不景气时，有很多国家会想用违反自由化的保护主义来谋求本国的利益，所以全球自由化即使已造成很多波动和危机，却很少国际领袖和学者敢公开提出反对全球快速自由化的主张。
经济全球化却缺乏规范 河水可能冲破堤防造成洪水
全球自由化可能造成更大经济波动的原理其实并不难理解。移动大水桶时水容易溅出来，移动小杯子则较不会。大海才会有海啸，小湖则不会有。我们也看到台风多在大海形成，遇到陆地则遭破坏而减弱甚至消失。一个庞大的动态系统中之相互作用所造成的变化幅度可能更大，而需要更大的限制力量才能阻止变化或波动的扩大。所以要设计出系统庞大则波动愈大的动态数学模型并不困难，因为有太多这种实际经验。
经济全球化却缺乏规范和政策能力对应之提升，就像小河流变成大河，却未加高加大堤防一样，河水很可能会冲破堤防而造成洪水。学者当然也可能有办法提出一些因规模扩大而更稳定的动态体系；但至今似乎仍没有人提出一个广受认可的模型来说目前的经济全球化会让全球经济更安定，而这十多年的历史却已提供我们好多个波动变大的经验。
大型船舶的区隔船舱 可提高船只安全和安定
这种规模大则波动大，因此可能须要用某种方式限制规模的道理，可用大型船只的例子来想像。体型庞大的轮船里面，并不是像大水桶般的单一大空间，而是一格一格区分成很多较小的空间。这样区隔必然会造成一些不方便或降低装卸的效率，但却可以提高船只的安全和安定。区隔船舱的好处之一，是当某个船舱破损时可以只让那个船舱进水而不波及其他船舱。区隔船舱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提高船只的稳定性。若船舱不区隔，船只向右倾斜时可能会有太多物品摆向右边，而使船只重心右移很多，而加大船身的倾斜，使船只更不安定。因此船舱要分成多格，让物品，特别是液体物品不会往任何一面摆动太多，船只的重心才不会摆动太大，船只也就可以较稳定。
大船的例子和经济全球化有些类似之处。船变大会有规模经济，全球化使市场变大也有规模经济。船中的物品容易到处流动充分利用空间且可提高装卸效率，全球贸易和资金流动自由化也可以互通有无而可提高效率。但大船内部若不区隔，某一部分破了洞就可能使全船进水而沉没。全球经济若没有区隔，某个地区经济出大问题，也可能波及到其他地区，美国次贷和欧洲国债问题变成全球问题，就是例子。
当船只遇到风浪而倾斜时，物品忽然全流向一侧，可能使重量分配不均无法自动回到平衡甚至翻船。全球产品和资金因为某些变动因素而流动时，若太集中往一个地区或一个方向流动，也可能使某些地方供给太多、某些地方供给不足，而形成更大的波动力量。全球化扩大世界市场也像船只变大一样可提高效率，但这种资金和产品忽然流向或流出某地的力量若变得太大，也会让经济体系波动时无法自动调整回均衡，甚至翻覆。国际热钱和投机资金的流窜就是类似的情况。
船是做大之后才发现有必要在内部做区隔，世界经济却是本来就有许多区隔的大船。而人们这几十年来努力把区隔打掉，希望它成为一艘没有区隔而方便资金及货品流通，以发挥规模经济及效率的大船。如今看来完全打掉国际经济区隔不是很好的做法。特别是国际经济自由化或消除区隔后，各国和国际组织并未能引进一套可以避免波动或危机扩散的方法，所以全球化就带来更常发生及更大规模的波动与危机。用大船的经验来看，在国际间仍无其他妥善方法之前，重新强化国际间的区隔，也就是对贸易和资金往来做适度的规范，以防止太快且太大的流动造成各国内部乃至全球太大的波动，应是值得考虑的方法。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迪格里兹和投机家索罗斯都批评国际资金移动及浮动汇率会带来坏处。Getty Images
国际金融、国际贸易 都不该盲目自由化
这种反自由化的想法，当然很容易被可从自由化获益的人批评；也很可能被从信仰上而非学理分析上强烈主张自由市场的人士，也就是索罗斯所谓市场基本教义派人士批评。而反对自由化或者走自由化的回头路都是不太好听的用语，因此大多数人都不敢提出限制自由甚至反对自由化全球化的主张。
四十多年前，浮动汇率制度开始成为显学时，批评浮动汇率也就是不认为让市场自由决定汇率会更好的学者，并不容易有发言的空间。我国当时的财经六院士（刘大中、蒋硕杰、费景汉、刁锦寰、邹至庄、邢慕寰）也建议政府要让新台币改采浮动汇率制度。如今国际上有许多经验指出，浮动汇率并未能像当初的鼓吹者所预期的那样带来更安定的经济，但还是很少人愿明白挑战浮动汇率的主张。美国政府甚至仍经常指责外国干预汇率，也就是表示浮动汇率才是“正当”的政策。
近二十多年国际资金的自由移动，也成为美国和一些国际机构对要求其他国家的标准。我国谈判官员在近二十年前也因美国的压力，承诺要让国际资金进出自由化。当时梁国树总裁、王作荣教授和我虽然据理反对，还是抵挡不住，甚至被认为是“保守分子”。
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之后，国际资金自由波动所造成的伤害非常明确，但马来西亚采取限制的措施，仍遭到广泛的批评。然而事后来看，马来西亚可说因而度过难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迪格里兹和投机家索罗斯也站出来批评国际资金移动及浮动汇率的坏处。结果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之后，G20和世界银行才转而主张各国必要时应管制国际资金的移动。金融面的这个例子显示，无区隔的全球化，显然不是最好的办法。
然而在贸易方面，自由贸易乃是很多人的信仰，因此任何限制自由贸易的主张都更可能被戴上保议主义的大帽子。我在本专栏曾有多篇文章指出自由贸易造成的问题（例如90期〈国际贸易自由化副作用也不小〉）。实际上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的基本原因之一，是东南亚国际出口成长的机会被中国快速夺走；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债台高筑的主要原因，则是产业快速被取代；占领华尔街运动除了是对金融业者的不满之外，也是因为全球自由贸易所造成的所得分配不均及失业问题。所以国际间有必要思考对自由贸易加上合理规范，以降低产品和产业快速流通造成的伤害。
以大船为例，一艘船中虽区隔为几个船舱，但船舱仍可相通，只是装上舱门在必要时可限制流通的数量或速度，以免造成太大的不安定。国际组织也可考虑对各国各产品的出口成长设立某种规范，以使进口国必要时能以合理的标准来避免进口增加太快，也避免有些国家出口及产业快速被其他国家取代。这种标准当然极难订定，但鉴于世界经济已有太大的波动，国际组织和主要国家还是应尽速考虑这种“有秩序的贸易”，以降低自由贸易之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