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休干部王枫绝命书
离休干部王枫夫人毛照凤至今上访了整整十年
十年前的今天，上海一位离休干部在跳楼自杀前留下了上面这份绝命书（见图），那天下午，30多个不明身份的男女采用黑社会手段实施非法暴力拆房，围殴、辱骂他和他的老婆、子女，并当着他们的面将住房夷为平地。这天晚上，这位悲愤而绝望的离休干部走向租住房阳台，纵身跳了下去……
近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当年的受害者。提起十年前不堪回首的一幕，83岁高龄的王枫夫人毛照凤已泣不成声：“我们上访了整整十年，至今有关部门不给我们一个说法，肇事者仍逍遥法外。如今，坐天下的官员就是这样对待曾为共产党打天下的离休干部的，你们说说看，将来还有谁肯为共产党卖命？”
毛照凤说：“十年前我们住在虹口区海山路19弄4号，这地方毗邻四川北路闹市区，出行、购物和医疗极为方便。2001年10月，虹口区政府和区建委为了给四川北路商业街和国际明佳城高档商品房搞配套绿化，指派虹口动拆迁实业有限公司前来我们地块实施动迁。由于在拆迁补偿问题上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我们拒绝搬迁。2001年11月至12月初，拆迁单位多次采用停水停电、辱骂恐吓等非法手段实施逼迁，我们两个老人经常整天吃不上一口热饭和热茶。动迁组负责人沈雅静还多次纠集诸玉桃等男女流氓上楼围着我和老王谩骂：“老无赖！老无赖！你们赖在这里想敲竹杠！拉级瘪三！拉级瘪三！！”“你们好去死了！你们好去死了！！”并多次推搡和动手打我们。我家老王解放前打过仗，他说，他们这点伎俩无非是让居民惶惶不可终日，早早签字滚蛋，我就不信这个邪，现在不是在讲法制吗……
2001年12月5日，暴力逼迁升级，上午８：30左右，先后有三块砖头砸向我家窗户，玻璃全部震落，我朝楼下一看，只见四川北路派出所户籍警叶春旺竟在唆使拆房民工朝我家玻璃窗扔砖块，中午12:30左右，动迁组三女二男上楼，由诸玉桃敲门对我说：“沈雅静工作态度不好，已经被我们开除了。”我让他们进屋后，三个手持钢筋撬棒的拆房民工尾随其后闯入我家，这伙人砸门撬窗后扬长而去，我打电话给儿子要他带照相机回家拍照取证。我儿子下午回家拍照取证没一会，30多个三、四十岁壮男悍女，轮番冲上我们居住的三楼，先是围着我们殴打、接着又把我们绑架至马路对面的动迁组，户籍警叶春旺和居委干部在里面看着我们被一个个押进来。在没有任何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的情况下，我家住房就被夷为平地。在这之前，我们曾两次向虹口区信访办投诉，五次拨打110报警，但信访干部和警察们均对屡屡发生的暴行不纪录、不阻止、不作为。
那一天，无家可归的我和王枫在动迁组办公室里呆到5点多钟。当时我的外孙女张安琦只有小学一年级，放学没人接，我儿子的照相机里又有取证照片赶着要冲印，他们只好先走了。动迁单位负责人沈雅静和诸玉桃恶狠狠地对我们说：“你们不签字，那好！我们要下班了，你们不走，我们打电话叫警察来赶你们走！”12月份的气温冷彻吃肌肤，又下着雨，当时动迁组根本没有安置我们任何房子，就把我们赶上街头。我们老两口走出动迁组大门时，沈雅静这个悍妇在我们背后恶声辱骂道：“你们这对老棺材！跟我们斗？去死吧！去死死掉好了！！”我们当时年逾七旬，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侮辱。
回到临时租住房时，我和老王浑身上下已被雨水淋湿。这间三楼的房屋是拆迁开始后，我们受不了垃圾和尘土飞扬，才到杨浦区江浦路租下的，每月租金900元，当时老王每月的离休工资才1500多，我的退休金只有800多元，我们老两口就这么无家可归了，要在这里长住了，想想这些，人都傻了。提起下午那一幕，老王说：“解放前我还打过仗，没有被敌人打死，活到这把年纪从来没有被人这样骂过、打过！”……当我发现翡翠手镯不在手腕上时，惊叫了起来，老王淡淡地说：“人都这样了，翡翠手镯算个啥？”……当晚我儿子和女儿来租住房安慰我们老两口，并约定明天再去信访办，老王突然高声说：“下面都用这种人，共产党还怎么会在基层有民心和威信呢？这样无法无天，共产党早晚要被他们搞垮台的！”当时，我和子女根本没想到这句话有绝望的意味。王枫性格洒脱，热爱生活，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要轻生的话。即使在人格受到极端污辱的当天，他也表现得极其镇定。
年轻时的王枫
老王经历过解放战争的考验，1952年他被所在部队报送上中国人民大学深造，这样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离休干部，他实在想不通啊！他们这代人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竟是这样一个生命和财产没有保障，法律和人权被肆意践踏的社会！他太绝望了，当天晚上他背着我写下绝命书，历数警匪勾结、践踏人权又投诉无门的事实后，在租住房跳楼自杀。当我在睡梦中听到阳台有异响时，一看老王已不在身边，匆忙赶到阳台一看，只见王枫已倒在楼下的血泊中，我连忙打电话给子女，说你爸爸跳楼了，你们快来啊！说完我就慌忙朝楼下奔，我抱着满身是血的老王，呼天抢地，邻居闻声纷纷赶来并帮我打110。老王大口大口地喘粗气，口中流出来的血地上淌了一大滩，他无力地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我翻开他的上衣口袋，见是一份绝命书，上面写道：“虹口动迁，骗吓诬打。停水停电，破窗破门。警察助威，投诉无门。豺狼闯入，围打居民。非法拆迁，生命财产，全无保障。践踏人权，可恶之极，以死警世。”绝命书的落款处还特地写上了他的身份：“离休干部”。
当时这张绝命书上沾有我手上的血和老王口中喷出的血，110警察来了后，我和子女把这张血书给他们看，他们就此再也没归还给我们。幸好王枫一共写了四份内容一模一样的绝命书，分别放在自己的上衣口袋、书桌抽屉里、饼干盒和橱柜里。惨案发生的第二天，我儿子王黎庄和女儿王丽卿带上父亲留在家里的绝命书，前往虹口公安分局报案，要求立案审查，五、六个警察反复传阅绝命书后拒绝立案，并告知我们直接找虹口区建委“反映问题”。
王枫的绝命书，可以说是以死相谏，他想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唤醒社会公众和政府官员。惨案发生后，上海市信访办张示民、夏敏出面处理该事件，他们一方面以“自杀”不予报销医药费为要挟，另一方面又以处理肇事者和继续解决住房问题为承诺，骗取我们的信任，趁人之危，胁迫签字。此后，这帮“坐天下”的官员背信弃义、不守承诺，既不处理肇事者，也不解决信访问题。
2001年12月的那场黑社会非法暴力拆迁，导致我丈夫王枫被逼跳楼自杀，虽经抢救生还，但我丈夫却因此终身残疾，丧失了自理能力。由于不满信访干部的满嘴谎言和施暴者中没有任何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我、老王和子女坚持不懈地寻求信访救济和司法救济。2005年4月26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信访办、上海市虹口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向我女儿王丽卿函达《关于王丽卿同志信访问题的答复》，其称：“经调查核实，你户原住海山路19弄4号……上海虹口房屋质量检测站于2001年12月4日出具沪房检证第205号房屋安全检测报告，认为危险房屋随时有坍塌的可能，必须根据《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第九条及时处理，同时动员居民撤离疏散。……你户的房屋拆除属房屋排险；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父亲的跳楼与拆迁、拆房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我们根据上面这份答复，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等多种渠道查询和求证，才得知根本没有“上海虹口房屋质量检测站”这样的单位，所谓的《沪房检证第205号房屋安全检测报告》也是他们伪造与虚构的假文件！我们再度要求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复查复核，市法制办答复说你们应通过司法程序解决此事。2007年4月20日，我们针对上海市虹口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提供的虚假证据和荒唐答复，向虹口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原告是我们老两口和儿子王黎庄。虹口法院既不立案，也不出裁定。数周后，法院却给我们寄来了一封信访答复，告知不立案的理由是因为虹口区建委的信访答复是给王丽卿（我女儿）的，因此不予立案。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举凡“民告官”的案件，法院根本就不讲法，他们把理应作出裁定的法律文书，变成了一份信访答复来糊弄我们。就这样，我们的司法救济途径也被完全堵塞。
2008年10月，媳妇陪我到北京国家信访办上访，反映虹口区政府对我们一家的信访事宜久拖不决的事实，被市政府驻京办人员截访。回沪后，我们动迁所在地的川北街道王书记出面叫来了肇事单位虹口动拆迁实业有限公司的刘经理，双方坐定后，我们要求刘经理出示2001年的危房证据和照片，以及鉴定危房的具体单位名称、地址和鉴定人的姓名，刘经理面对我们的质问，张口结舌了半天，川北街道王书记见他满脸窘态，当场说了句公道话：“既然他说不出来嘛，那就是没有危房的证据喽。”我们要求虹口区政府和四川北路街道能根据这一事实，给我们一个公道。但直至今天，他们也不给我们一个答复。
王枫夫人毛照凤最后对记者说：“我今年83岁了，见过不要脸的，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一个国际大都市，上海政府，怎么就像一个无赖呢。十年过去了，我们没别的要求，就要求政府给我们家开个听证会，让媒体和访民参与旁听。让双方摆事实讲道理，过程和结果是否合情、合理、合法由大家来评说。如果事实证明当年动迁方确实按照法律和行政程序行事，那么就说明我们在无理取闹，我们立马息诉罢访。如果确因违法和暴力导致离休干部王枫跳楼自杀，那么政府就该解决受害者所提出的信访诉求。这个政府要是继续耍无赖下去，那么我们只好一直维权下去，我们这一代人死了，还有第二代、第三代，我们决不会放弃的。政府不能老是欠债不还啊，难道你就这么一直不讲人权、法治和公平正义么？”
毛照凤接着说：“离休干部王枫自杀事件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种种问题。最后，我想通过媒体给上海市政府和虹口区政府提个醒，你们这些‘坐天下’的官员，就这么对待打天下的离休干部，可见你们根本不会把普通百姓当人看。你们好好地扪心想想，你们这样过河拆桥，还有谁会拥护你们呢？失民心者，失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