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虽然在政治上拥护中共，但在创作上则反对毛泽东确立的反对个性、主张党性的文艺路线，而信奉自由创作的原则，他也因此遭到了那些中共御用文人们的批评。中共建政后，胡风及其追随者处于受冷落、排挤的地位，并不断遭到批评，但他们依旧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
1952年5月25日，胡风旧友舒芜在《长江日报》发表检讨自我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发舒芜的文章并加胡乔木撰写的编者按，“编者按”对“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的“错误性质”，做出裁定：“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际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 ”
同年9月到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四次有胡风本人参加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中宣部在写给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报告中，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主要错误” 做了归纳，并“为了清除胡风和胡风类似的这些思想的影响，决定由林默涵和何其芳两同志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评。”
1953年，林默涵和何其芳撰文对胡风进行了批判，胡风遂于1954年上书三十万言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批评了中共对文艺发展的限制，呼吁给作家和艺术家以表现自己创造性才能的自由，并要求中央给予公正裁定。
中宣部对30万言书进行研究后，于1955年1月20日向中央做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提出，过去虽然对胡风思想进行过一些批判，但由于不彻底，没有发动更多人来参加斗争，始终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因此在批判胡适、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同时，对胡风进行彻底批判是十分必要的。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宣部的报告，同时，胡风的《意见书》由中共中央交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处理。
而毛泽东也在一份批示中，要求文艺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因为显而易见，胡风的自由创作思想与毛和中共的意愿背道而驰，毛早在延安时就强调作家、艺术家应该是宣传政策的工具。
随着毛对胡风的批评和定性，1955年1月，全国掀起了“批判胡风思想”的运动。5月13日，公布了舒芜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开始。胡风不仅被说成是思想上的异端，而且被说成是政治上的颠覆分子，“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著反革命勾当。”因此，中共又开始了新的肃反运动，胡风被说成是“反革命分子”而被捕入狱，并先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和无期徒刑，1979年才出狱。而全国受胡风牵连的共有2100余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
因为这是一场运动，人人都得表态。巴金回忆道：“人们劝我写表态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写，也不会写，实在写不出来。有人来催稿，态度很不客气……”。于是他也只好写几句，说鲁迅先生受了胡风的骗，说胡风“做贼心虚”云云。 有人因为写揭发文章对胡风骂得不够狠，只好再度写文章检讨：“实际效果是替胡风黑帮份子打掩护。”郭沫若在胡风等人被捕后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的会上则说：“以我个人来讲，认识胡风二十多年了，一直没有感觉到他是这样一种反革命的破坏份子。我们可以说，二十多年是和豺狼一道睡觉……鼻子不通，大中伤风。”
在知识份子迫于中共的压力而违心的表态中，知识份子的良知开始被泯灭，妥协和明哲保身思想开始取代了传统中国知识份子的气节。这对中国绝对是个灾难。
事实上，批判胡风运动的真实目的是加强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控制，因此虽然胡风被捕，但反对胡风思想并没有停止。这次运动虽然毛杀一儆百之计取得了彻底成功，从此就再也没有什么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出笼，知识份子沉默下来，中国的知识界开始变得死气沉沉，但知识份子对中共的不满情绪也在暗中加深。为此，中共在此后发动了一场更大规模的，针对知识份子的诛心运动：反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