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向毛声明退团 以死抗议文革浩劫

作者:张戎(Jung Chang),乔.哈利戴(Jon Halliday) 发表:2011-11-18 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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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浩劫降临
1966~1967年 72~73岁

一九六六年五月底,专为毛搞大清洗的中央文革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正式成立。名义上的组长是陈伯达,实际掌权的是江青,康生做“顾问”。“中央文革”同林彪、周恩来一道成为毛的新内阁”。刘少奇的倒台只是时间问题。

为大清洗开道,对毛的个人崇拜被推到疯狂的顶点。每天的《人民日报》头版都有一栏“毛主席语录”,经常还有毛的巨幅照片。毛像章铺天盖地,两、三年中生产了四十八亿枚。毛的像印了十二亿张,《毛泽东选集》印了八亿套,超出全中国人口数量。这年夏天,以“小红书”著称的《毛主席语录》也上了市,全国人民人手一册,走到哪里,举到哪里,天天要念,要背,要摇晃。

社会上掀起了恐怖的浪潮。毛挑天生好斗的青少年学生作制造恐怖的工具,拿学校老师当牺牲品。从街头巷尾到处竖起的高音喇叭里,从《人民日报》一篇又一篇的文章里,学生们得知学校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著,教的都是“毒草”,老师把他们“当敌人”,用考试来“迫害”他们。考试从此取消。学生被号召“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没人解释老师怎么可能加害伟大领袖,也没人说明伟大领袖到底出了什么事。

学生们动了起来。他们本来就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欲望,这种渴望迄今完全受到压制。现在毛允许他们在他操纵下参与政治。他们激动地建立组织,按毛定好的调子、设下的框架行事。

六月二日,北京清华附中学生贴出大字报,结尾署上的是一个响亮的名字:“红卫兵”。意思是要保卫毛泽东。与一九五七年校园里的大字报回然不同,这里毫无人性,毫无思想,除了蛮横就是乱骂:“什么“人情”呀……都滚到一边去!”“我们就是要粗暴!”“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毛播下的“对敌人要狠”的种子正在破土而出,多年精心灌输的对他的无条件崇拜现在开花结果。那些血液里躁动著暴力,最容易受煽动的青少年,开始了为毛的冲锋陷阵。

毛下令学校从六月十三日起停课。他说:“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校园里设起了所谓“斗鬼台”,几十个教师、干部被抓到人群前乱打乱斗,脸上涂墨汁,头上戴高帽子,罚跪、揪头发、连打带踢,妇女被乱摸私处。暴行在全国蔓延,自杀成风。

毛在外省掌握局势。他是头年十一月发动文革时离开北京的,南下到中国腹地,八个月中不停地换地方住。六月全国动乱四起时,他闹中取静,住进了一所他还从未涉足过的格外幽静的别墅:韶山村外“滴水洞”。那是毛七年前回韶山时授意建的。他当时在水库里游泳,对周围好似世外桃源的僻静动了心,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咯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周小舟不久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茅棚”也暂时没修。第二年,毛又对接任的张平化再提此事,于是有了称作“二0三工程”的滴水洞:一座钢筋水泥的单层巨厦。整片山全部封闭,居住的农家一概迁走,后来又在“洞”内添了防地震、防原子弹的特别房间。造价是天文数字,修的时间正是大饥荒最严重时。毛在这里一共住了十一天,再也没有回来过。

毛的灰色住宅不协调地坐落在柔和的青山绿水间,四周山花烂漫。房子背后是毛家老祖宗的坟地,面对龙头峰,是块风水宝地。毛看到很高兴,跟他的警卫们谈开了早年风水先生怎样把这里称作“龙脉”。

虽然毛回“家”了,但一个村民他也没见。在去滴水洞的路上,有个打柴的小姑娘好奇地朝忽然驶过的汽车看了一眼,恰好毛掀开窗帘往外观看,被小姑娘瞧见了,兴奋地回去报告了村里人。很快,公安人员就找到她家,警告她说:“你看错人了,车里坐的不是毛主席。你再不准乱说了!”村子里特地开了会,告诉老百姓不要“乱想”。毛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就是思索问题。散步不超过三百公尺,甚至人到水库跟前也没有下去游泳。

六月底,毛回北京的形势成熟了。途中他逗留武汉,七月十六日在成千上万的人观看下,在长江里游泳一个多小时。就像十年前一样,这是一场“政治游泳秀”,毛在向他的政敌发信号:以七十二岁的高龄,他有这样的体魄、精力和决心来打垮他们。毛的信号也是发给全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人的:“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无处不在的高音喇叭,配着音乐反复喊这句口号,把已经躁动的头脑煽得更加狂热。这次游泳的宣传规模之大,连在外国也出了名,好些外国人提起毛时,都知道他的“游泳”。

七月十八日,毛回到北京。他立即召集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天天同主持日常事务的周恩来见面,过问详情。他异常忙碌,整天不是开会就是找人谈话。毛没有搬回他在中南海的房子“丰泽园”,说是刚维修过的房子住起来不舒服。其实,他是怕房里装了窃听器,或更可怕的东西。他搬进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中南海室内游泳池的更衣室。在那里他住了整整十年。

就是在这几间单调的更衣室里,毛制造了“红八月”的大恐怖。八月一日,他给那些发誓“我们就是要粗暴!”“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热烈的支持”。他把他的信,连同红卫兵凶神恶煞的大字报,印发给他几天前刚下令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要与会的各地大员支持红卫兵。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不久将被毛清洗,但眼下毛用他们来推动红卫兵的发展。他们的孩子们组织扩大了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势如燎原之火。

八月五日,在高干子女成群,毛的两个女儿也曾就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们第一次活活打死了自己的老师,五十岁的副校长卞仲耘。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被强迫挑重担子来回跑,女学生们用皮带抽她,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她,用开水烫她。卞仲耘就这样被折磨至死。当天晚上,学生到北京饭店请示北京新领导怎么办。没有任何人发话叫她们住手。

八月十八日,掌权以来第一次穿上军装的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数十万红卫兵。红卫兵从此在全国、全世界出了名。打死卞仲耘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获得了派代表给毛戴红卫兵袖章的“殊荣”。现场广播说:“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背景欢呼声中,现场女播音员说:“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

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北师大女附中改成“红色要武中学”。北京红卫兵被派去全国教授如何打人,如何剃“阴阳头”,如何叫挨打的人舔自己流在地上的血。上海市上海中学的一名前红卫兵回忆道:“北京红卫兵南下,穿着军装,系著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里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

为了让全国红卫兵更好地学习北京的榜样,为了让他们明白毛是他们的靠山,毛鼓励他们来北京“朝圣”,下令旅行、吃、住都不要钱。四个月内,总共一千一百万青少年来到首都,毛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七次接见他们,每次的人群都如山如海,若痴若狂,而又井然有序。

在红卫兵暴行中受害的不光是老师。毛在八月一日给红卫兵的信中格外称赞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这个组织已经在做一件特别的事:把同学按家庭出身划分为“红五类”、“黑五类”,由“红五类”对“黑五类”进行各种凌辱。《人民日报》报导毛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他们,称他们为“以敢于冲锋陷阵闻名的战斗组织”。在打死卞仲耘老师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强迫“黑五类”站在教室前面挨斗,拿一根长绳子绕过挨斗者的脖子,把她们拴成一串,动手打她们,逼她们“交代反动思想”和父母的“罪行”,要她们不断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在这些榜样的带动下,把无辜的孩子变成牺牲品的做法遍及全国学校。当时有个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少高干子弟爱把这句话挂在嘴上。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的“英雄”父亲才是毛的真正目标。

让小孩子做牺牲品,无疑得到毛的鼓励。四川省负责人从北京开会回来后,对他做红卫兵领袖的儿子讲会议精神:“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原来我们跟他们斗,现在我们的子女跟他们的子女斗。”

毛接着把红卫兵暴行从校园引向社会,首当其冲的是文化人和文化。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身旁的林彪,号召红卫兵“大破”“旧文化”。最早被捣毁的是传统的商店招牌、街道名称。长发、裙子、高跟鞋成了那些在街头挥舞剪刀的大孩子的牺牲品。从此以后多年,中国人只能穿平底鞋和千篇一律的外套裤子。

八月二十三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的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当天下午,一群群红卫兵,多是女中学生,来到北京市文联的大院里。那时候,红卫兵有了自己的“制服”:绿军装(有的是父辈传下来的,有的是染的)、红袖章,手拿小红书,腰上系著带铜扣的宽皮带。那天日头特别毒,作家们被集中在文联院子里,在“XX站出来!”的喝声下一个个出列,脖子上被挂上事先准备好的大木牌,上面写著各自的名字,冠以“牛鬼蛇神”、“反动权威”等罪名。红卫兵用铜扣皮带劈头盖脑地朝他们打去。

作家们接着被塞进大卡车,运到曾是孔庙的首都图书馆。那里集中了北京各剧团的大量戏装、道具,红卫兵用它们点起一堆熊熊大火,把几十位中国最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按倒跪在火堆旁,对他们棍棒交加。挨打受辱的有年近七十的作家老舍,第二天,他投湖自尽。

打人的地点、火烧的道具、被打的人物,都经过事先策画安排,用来代表“旧文化”。受害者们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迄今为止被官方尊为“人民艺术家”,拿他们做毒打对象毫无疑问是最上层的决定,松散结合起来的少年红卫兵只是打手。

为了使这天的暴行顺利进行,毛在八月二十一、二十二两天,给军队和公安人员分别下令,不准他们制止学生:“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八•二三”后,红卫兵暴行在全国升级,“抄家”开始。当局把牺牲品的姓名、地址交给红卫兵,让他们去抄这些人的家。像四川的负责人,就要专管“民主党派”的“统战部”,把非党知名人士的名单交给儿子做领袖的红卫兵组织。

八月二十四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要警察同红卫兵“取得联系”,“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中共统治下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帮助他们抄家。有人问:红卫兵打死人怎么办?谢答道:“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针对心有疑虑的人,谢说:“连周总理都支持。”

有了上面的引导,血腥的抄家席卷全国。红卫兵超越名单的局限,到处破门而人。他们烧书、撕画,砸唱片、毁乐器,凡是沾“文化”边儿的东西都在扫荡之列。贵重物品被没收,主人遭受毒打。在《人民日报》“好得很!”的欢呼声中,不少人在自己家里被打死。有的被拖到电影院、戏院、体育场,那里如今是刑讯的地方。一九六六年八月,大街小巷到处是红卫兵抄家的脚步声,拷打审讯的怒喝声,受刑者的痛苦呼叫声。

八月三十日,周恩来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后来,人们常引用这张单子,说红卫兵抄家打人是中央文革小组指使,周恩来插手进来保护受害者。事实上,单子上的人都是毛泽东要保护的,“中央文革”的事周恩来也都管。名单要保护的不过几十个人,而据后来的官方统计,从八月二十四日到九月十日,仅在北京就有三万三千六百九十五家被抄,打死的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

毛也曾伪善地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不少红卫兵得以用这句话作盾牌逃避打人,挨打的也希冀以此保护自己。可是,打人的、被打的,都看得很清楚,行凶的人完全不受惩处。暴力当然也就继续了下去。

毛要红卫兵抄家还有实际的目的:把民间尚存的财富挖出来送进国库。据后来的官方数字,北京红卫兵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为毛政权增加了黄金十万多两、白银近三十五万两,还有无数现金和名贵的书、画、文物。有些文物用来出口换外汇。

抄家所得放在文物管理处,对毛、林、周、康生、陈伯达五位政治局常委的家庭开放。江青选中的有一只十八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在“咱们不白拿,给钱”的“原则”下,她付了人民币七块钱。类似的毛政权的所谓“不腐败”的表现,还包括领导人开会喝茶付茶叶钱。至于众多的别墅,成群的仆人,随叫随到的专用飞机、火车,还有无数其他特权好处,都是一分钱也不用付的。

爱文物的康生从抄家中所获甚丰。管抄家物资的人说,康生经常自己来挑来选,“一钻进库房就是半天”,“在抄家的时候,康老还特意嘱咐过我,说谁谁家的东西出来时,让我告诉他。”

爱看书的毛泽东则开出长长的书单,把抄家得来的数千册古旧书据为已有。用紫外线照射消毒,这些书便堂而皇之地摆上伟大领袖会客室的一排排书架。以这些书为背景,毛会见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同他们合影留念。他们无一不为这些书所显示的毛的博学倾倒,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感慨地说他好似身在“学者的书斋”。美国人有所不知的是,“书斋”倒像纳粹元帅戈林(Hermann Goering)用来陈列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画的画廊,那里的书留着真正主人的斑斑血迹。

毛政权用红卫兵抄家还解决了其他实际问题。其中之一是住房的极度匮乏。中共掌权多年,基本上没为一般城市居民造过新房子。如今,被抄的人家被迫挤进一两间小屋子,把其他房间腾给趁火打劫的邻居。同一个屋顶下住着的人们,就像仇敌一样彼此痛恨。

许多家庭在抄家后被赶出北京,下放到农村。毛政权一直在想办法减少城市人口,因为他们得为城市人提供基本生存条件,而放到农村就不管了。在北京,不到一个月的抄家浪潮中,将近十万人被赶下乡去。据作家郑义描述,在北京火车站的大厅里,一群随父母被驱逐出京,即将登车起程的孩子们被勒令在大厅里跪成一片,一伙身着黄绿军衣,臂带红袖章的红卫兵用皮带抽打他们,甚至有人拎起开水壶,朝着孩子们淋去,大厅里一片惨号。

在抄家狂潮中,凡是家里有书、有艺术品的人,都日夜提心吊胆,生怕红卫兵闯进来看见,全家遭殃。吓坏了的人们或者自己动手烧书,或把心爱的书拉到废品店当废纸卖,或把珍藏的艺术品藏来藏去最后还是在恐惧中毁掉。毛泽东几乎把“文化”从中国人的家庭里一扫而光。家庭之外,一大批古迹,中华文明的标志,也被红卫兵扫荡破坏。仅北京一地,一九五八年保存下来的六千八百四十三处文物古迹,有四千九百二十二处在一个月中全部毁掉。

古迹中的佼佼者受到保护。单子上自然有天安门城楼,毛还需要站在上面受大众欢呼。它们由军队进驻,有的关了门,人民也就无缘涉足。

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师梁思成,曾反对毛要“从天安门城楼望出去,看到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建设指示”,认为“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他被抄家批斗,宝贵的藏书大部分被毁,一家大小被赶到一间二十四平方公尺的小屋里。在摄氏零下十度的严寒里,小屋的墙上、地上结著厚厚的冰霜,窗上的玻璃被外面的小孩一块块打碎。梁思成不断在病中,几年后默默去世。

人们一般认为红卫兵对文化的摧残是“乱打、乱砸”,中心是一个“乱”字。事实上,大部分行动并非自发,而是毛政权指使的。在“八•二三”毛说“北京太文明了”之前,红卫兵没有破坏文物古迹。毛发话的那天,第一处古迹才被砸:颐和园佛香阁的释迦牟尼塑像。之后破坏重要古迹时,上边常派有专家到场,把最宝贵值钱的文物挑出来送进国库,其他的拉到工厂作废铜烂铁熔掉,或到造纸厂化作纸浆。

在破坏文化上,毛政权是导演。这突出表现在对孔子故居孔府的大破坏上。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他的家也是文物苍萃的宝库,历代帝王,来这里朝拜,修建了宏大的古建筑群,留下了大量碑刻和无数艺术品。文革开始,当地人接到命令砸孔府。人们不忍心下手,于是“中央文革”专门把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派来。出发之前,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举起拳头,用当时特有的语言,“向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庄严宣誓”,誓词说孔子“是毛泽东思想的死对头”。砸碑时,“中央文革”的指示具体到可砸什么,不可砸什么,“以明清划线”。山东省博物馆的文物专家到场告诉红卫兵该保留哪块碑,红卫兵便在上面写一个“留”字。

江青是毛毁灭文化的主要助手。在她的严厉管制下,文革十年,直到毛去世,书绝大多数被禁,只出了几本所谓小说,差不多每页都有黑字体的毛语录。画倒是有几幅,歌倒是有几首,无一不是歌颂毛的。舞台被江青的八个“样板戏”独霸,银幕上也只有寥寥几部钦准电影。数千年文明的中国,成了名符其实的文化沙漠。

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毛感到他在共产党内上上下下搞大清洗的时机成熟了。他简称“走资派”。让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但究竟谁是“走资派”毛没说明。他也不知道全国众多的干部谁反对过他,谁对他忠诚。毛的办法是先把他们全部打倒,换上新的人后,再一个个审查他们。至于忠实于他的人受冤枉、受委屈,毛是不在乎的。

毛的工具此时不再以高干子弟为主体,而是遍地开花的、专整“走资派”的“造反派”组织。一九六七年一月,凭著造反派的冲锋陷阵,毛推翻了全国走资派。

共产党的控制一点也没有放松。一份份中央文件明文规定:不许抢档案(中共给人人都立了档案),不许为以往政治运动迫害的人翻案,不许“阶级敌人”“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或中共的人,不是被监禁,就是被枪毙,其中知名的有林昭、遇罗克。

对毛来说,造反派的用场是帮他惩罚失去权力的走资派,方式是写大字报攻击,开批斗会,打骂侮辱,游街示众等等。这也挺对不少造反派的胃口。他们有的恨领导,乘机报复。有的想往上爬,看到这是一条捷径。那些早就手痒痒以打人为快事的,那些虐待狂们,现在是过瘾的时候了。

第一个被打死的高级干部是煤炭部长张霖之,时间是一月二十一日。他曾对毛和毛的大跃进表示不满。两年前毛开始说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刘少奇问他谁是这样的当权派,毛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如今,在江青亲自导演下,张霖之被多次残酷批斗,一位目击者偷偷在日记中写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张部长被送至台上,强行按倒跪下。他使劲抬头,李XX,载XX猛扑上前,用力压。接着,又有四个人一齐踩在他的小腿上,让他无法再站。又有些人拿着一根钉著木牌的棍子插进衣领,张部长拼力反抗,棍上的倒刺把他的耳朵、脸、鼻子都划破,顺著脖子淌血。会刚开完,李XX和一群人扭著张的胳膊串过大、小礼堂游斗,后又到院里斗,大门口斗。张部长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十七度的严寒里冻著。他遍体鳞伤,双手举著木牌,又气又冻,全身哆嗦。有几个家伙说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
汾西矿务局的李XX来京,还带来一个特制的六十多斤重的铁帽子。……斗争会一开始,几个小子就拎着铁帽子往张部长头上扣。他双腿打战、脸色蜡黄,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钟,铁帽子就把他压趴在台上,口吐鲜血。这么折腾了三四次,张部长已奄奄一息,昏死过去。

最后,打手们把一个大铁炉挂在他的脖子上,用皮带铁头打裂他的后脑骨,他就这样死去。有专人拍照,照片送到了周恩来手里--毫无疑问,也到了毛泽东的眼前。

毛并不喜欢为后世留下纪录,也不想张扬他统治的残暴,为什么照相?答案最可能是他要看这些照片,看他的敌人受罪心里痛快解气。一些批斗大会还拍了电影,毛在他的别墅里看录像。有的批斗大会的影片也在电视上放映,配的音乐是样板戏。当时很少私人有电视,造反派被组织起来观看。

毛很清楚他从前的同事、部下们在受什么样的罪。纪登奎副总理曾回忆,毛问他挨了多少决斗,纪说他挨了几百次斗,坐了“喷气式飞机”。“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做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在这样的日子中过了两三年,百万干部被流放到乡下的“五七干校”,待遇仅比劳改犯好一些。被放逐到五七干校的还有文化人:作家、艺术家、学者、演员、记者,在毛的新社会里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取代各级干部的是军队。一九六七年一月,官兵们受命进驻全国每个单位。此后几年中,成为新当权者的有近两百八十万人次,其中五万成为县以上中高级负责人。在这批人的领导下参与管理的有造反派代表,还有留用的老干部,以保持政权的运作照常进行。如今的军队什么都管,国防倒成了其次。当担任海防任务的李德生部被调去安徽接管内政时,李请示周恩来:“万一有情况怎么办?”周答道:“仗,恐怕十年打不起来”。毛不相信蒋介石会打进来。

三月间,学生们被召回学校,尽管在那里他们什么也学不到。以往的教学秩序、方式、内容不复存在。教育恢复正常,是毛死后的事了。

社会上,人们照常上班,商店照常开门,银行照常营业,医院照常看病,工厂、矿山、邮政、交通,大体上都在运转。军工企业比以往抓得更紧,给了更多的投资。农业生产不比往年差。中国没有失控。

然而,人们的生活有了巨大的变化。变化主要在业余时间。娱乐如今全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学不完的“红宝书”,念不完的《人民日报》社论,开不完的使人头脑麻木、情绪紧张的会议,参加不完的批斗大会,看不完的对“走资派”和其他“阶级敌人”的“喷气式”。残忍的暴力成了公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每个单位都设有自己的牢房,称作“牛棚”,折磨著自己单位的人。无书可读,无杂志可看,无电影可观,无戏剧可欣赏,收音机里也绝无轻音乐可让人放松。唯一的歌舞来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当当响的乐声中挥舞著小红书,唱着语录歌,雄赳赳、气昂昂地蹦跳着。就连江青的八个样板戏,老百姓也难以看到。

毛的新当权者们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审查被打倒的干部们,看他们是否反对过毛,抵制过毛的指示。这些干部们每人都有一个“专案组”。在最上层的是“中央专案组”。这个极端秘密的机构由周恩来任组长,康生为副,组员是陆海空三军调来的中级军官,专门审查毛想审查的人。毛特别关注的是中共上层有没有人同苏联合谋想推翻他。因为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曾对贺龙说要他“搞掉毛”,所以军队系统的第一要案是贺龙专案。案子株连整个贺龙从前的部下,贺本人死在监禁中。

中央专案组权力极大,决定抓谁、审谁、拷打谁,也对谁该受什么处置向毛提出建议。组长周恩来的签字落在许多逮捕证,处理报告上,包括建议判处死刑的报告书上。

在同事、部下备受苦难时,毛的日子过得是依然故我。中南海的舞会仍旧为他举办,伴舞女郎用大汽车运进运出,有的也上了他的大床。在被斥为“淫秽”而早就禁止的“游龙戏凤”之类乐曲中,毛依然踱步似的跳着舞。随著时间的流逝,同事们一个个从舞厅里消失,有的被清洗,有的失掉了作乐的兴趣,渐渐地,舞池里的领导人只剩下毛一个。

在没被打倒的政治局成员中,一九六七年二月爆发了一场反抗,反对文革给他们的党和干部造成的灾难。对毛一直忠心耿耿的谭震林,在大饥荒时管农业,对毛也没有怨言,这次忍不住了,对中央文革小组发作道:“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掉。几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第二天,他给林彪写信说他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外交部长陈毅说:“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大的逼供信”。

可是,这批人毕竟跟毛多年,对毛诚惶诚恐。毛对他们发了一通雷霆之怒,他们就像霜打的小草一样蔫了下来,向毛作了检讨。毛左有林彪,右有周恩来,显然是无往而不胜。对这些反抗了他的人,毛用造反派惩罚他们,惩罚够了又给他们些甜头吃吃。反抗被毛轻易地压了下去。不那么容易压倒的干部中有一位蔡铁根大校。他不仅在日记里谴责毛,甚至还在流放之地和几个朋友谈论上山打游击。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是文革中被枪毙的最高级军官。行刑前,他向狱中的难友道别,然后从容赴死。

在一般老百姓中更有许多壮丽的英雄。其中一位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德语学生王容芬。在参加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集会后,她的反应远远超过了时代局限--她觉得这“和当年的希特勒简直没什么区别”。她给毛寄出这样一封抗议书: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她用德文写出。把这封信带在身上,她到药店买了四瓶DDT杀虫剂,然后走到苏联大使馆附近,把毒药一瓶瓶喝下。她想让苏联人发现她的尸体,把她以死来反抗文革的事传向世界。可是,她醒来是在公安医院里。她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里受到非人的磨难。有一次看守把她的手拧在背后,上了半年的“背铐”,吃饭是滚在地上用嘴啃看守扔进来的窝窝头。当背铐终于取下来时,锁已经锈住,用钢锯才锯开,手已经动不了。这位不凡的女性活下来了,活到了毛泽东死的一天,活到了走出牢房的一天,精神丝毫不减。

来源: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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