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当初共产党刚进城不久，从东北过来的人没有不骂苏联的。苏联军队在东北胡作非为，奸，淫，烧，杀，抢，掠。甚至连共产党八路军驻沈阳的冀东部队有个电报给毛泽东中央的报告都说，苏军的纪律败坏，行如土匪，新军指挥部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苏军严肃纪律，约束部下。实际上，苏军进入东北以后，不仅奸淫抢掠中国的财富，还有个故事说，在1945年12月14号，毛泽东有一个重要将领，松江军区副司令严东生将军在乘马车外出，没有穿苏军军装，结果遭到苏军拦车抢劫。严东生是留学苏联的，他用熟练的俄语询问为什么要拦车，结果苏军这些土匪似的兵怕他告状，结果干脆把他打死了。实际上，苏联就是和德国一样，是一个侵略的国家，所以才在1939年，希特勒发动侵略波兰的时候，苏联就跟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然后一块瓜分了波兰，同时又入侵了芬兰等等那几个国家。入侵中国东北后，侵略本性一点没变，苏联在中国发展共产党，纯粹就是为了本身的利益。
但“伟大领袖的”毛泽东，不仅叫苏联为“老大哥”，还叫斯大林为“父亲”。
别以为毛泽东斯大林为“父亲”，就表示他无比崇敬斯大林，而是有求于他。政客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政治伦理，只有利益纠葛。而毛泽东最有求于斯大林的，是要斯大林帮助他建立一流的军事工业体系，使中国大陆成为全球军事大国，为他扩张势力范围作后盾。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要让斯大林相信：最后的大老板还是你。1949年，毛泽东就对米高扬一再表示对斯大林的忠诚，在联络员科瓦廖夫面前，也作了好些表演。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有一次“跳起来，高举双手，连呼三声：‘斯大林万岁！’”除了这些口头上的花样，毛泽东还采取了一个所有东欧共产党国家都未采取、连斯大林本人也没有指望的极端行动：同西方不建立外交关系。西方那时已经与共产主义阵营形成两军对垒，毛泽东告诉科瓦廖夫：“我们巴不得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都从中国一去不复返。”毛泽东要让斯大林放心，他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待定了。但跟西方切断关系，他也有国内的考虑：毛泽东担心西方人在中国会给自由派人士和反对他的人增加勇气，使他们存有一线希望。他对米高扬说：“西方承认只会有利于美、英的颠覆活动。”毛泽东为中国制定了这样一个外交政策：“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这一句听起来礼貌客气的话，实际上杀机四伏。
西方在中国的影响很强。正如毛泽东对米高扬所说：“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代表人物都是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受的教育。”中国几乎所有现代教育机构，要不就是传教士办的，要不就是在西方影响下建的。刘少奇在1949年夏天写给斯大林的报告里说：除了报章杂志、新闻通讯社以外，仅美国和英国在中国就办了31所大学、专科学校，32所教会教育机构，29座图书馆，2688所中学，3822个传教机构和147所医院。毛泽东需要这些机构培养的人才帮他管理、发展城市。人们常说毛泽东代表农村，其实他关心的是城市，进城前夕他告诉高层，“城市搞不好，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改造知识分子，把他们亲西方的倾向，从西方教育里学来的思想方式清除掉，是毛泽东“打扫干净房子”的目标之一。
人们一般认为毛泽东建国之初没跟美国和西方建交，是因为美国不承认毛泽东政权。事实上，毛泽东故意采取了一系列敌对动作，使西方不可能承认毛泽东。毛泽东攻占沈阳后，其干部最初对美、英、法领事馆是友善的。但毛泽东很快就制定了“挤走”这些领事馆的方针，周恩来告诉米高扬：“我们叫他们的日子过不下去，不得不走。”“我们的目标是把东北挡在铁幕后面，除了苏俄和人民民主国家一概不跟外国政府打交道。”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和领事馆成员被软禁起来，瓦尔德后来被指控搞间谍活动而驱逐出境。以同样敌对的姿态，毛泽东军队进入南京后，闯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住宅。
对英国，毛泽东也表现得火药味十足。中共横渡长江时，“紫石英”号等英国军舰停在江面。毛泽东的命令是：凡是“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袭击，并应一律当作国民党兵舰去对付”。42名英国水手在炮击下毙命，“紫石英”号受创滞留江上。在英国，愤怒的海员痛打英国共产党领袖波立特，打得他伤重住院。反对党领袖邱吉尔在国会发言，责问为什么“在中国海上没有一两艘航空母舰”，使英国能够“有效地进行报复”。
斯大林害怕西方武装干涉，把苏俄卷了进去。他令驻远东的苏俄部队进入全面战备，一面给毛泽东打电报，叫毛泽东不要张扬跟苏俄的关系：“我们认为宣传苏俄与民主中国之间的友谊现在不是时候。”毛泽东调低调门，要部队：“避免和外国军舰发生冲突”，保护外交人员，“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员”。他一度下令停攻上海，考虑到这里西方利益最集中，是最可能引起西方干涉的地方。但很快毛泽东就恢复了进攻，1949年5月底拿下上海。毛泽东深信，西方不会莽撞地武装干涉中国。为了万无一失，毛泽东同时采取“兵不厌诈”的计策。5月30日，周恩来找一个中间人带信给杜鲁门总统，说毛泽东领导人分两派，一派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苏的“激进派”，一派是以他本人为代表的亲西方的“自由派”，如果美国支持他，他也许可能影响未来的中国对外政策。这番话让一些美国人等待毛泽东投入西方。
毛泽东还派人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谈判。司徒雷登是个“中国通”，一厢情愿地以为他能给美国和毛泽东做月老。其实正如毛泽东的谈判使者、后来的中国外交部长黄华所说：“毛和周并非寻求（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即防止美国大规模武装干涉，在最后关头救了国民党。”到大局已定时，毛泽东公布了他的关门政策。6月3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毛泽东的署名文章，宣布外交上“一边倒”。这不只是重申中国属于共产主义阵营，而且意味着在最近的将来不与西方国家建交。为了加强效果，几天后，美国驻上海的副总领事奥立佛在街上被抓去痛打一顿，不久死去。美国立刻召回大使。7月底，当“紫石英”号逃离时，毛泽东下令狠打，“紫石英”号多处中弹，紧靠一艘中国客轮以作掩护，结果客轮被炮弹击沉。毛泽东向斯大林郑重申明，他要“等一等，不急于要西方国家承认”。斯大林很高兴，在这句话下画了道着重线，批道：“很好！不急最好。”
与西方割断关系是毛泽东给斯大林准备的见面礼。一上台，毛泽东就急于去见大老板。这不仅是非有不可的礼仪和面子，他同斯大林还有交易要做。1949年10月底，周恩来告诉苏俄大使，毛泽东希望在斯大林12月21日七十大寿时，到莫斯科去给斯大林祝寿。斯大林点了头。毛泽东刚把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纳入共产主义阵营，但斯大林却没有给他应有的待遇，把他作为英雄来欢迎。毛泽东去苏俄只是全球一大堆给斯大林祝寿的共产党领导人中的一个。毛泽东12月6日离开北京赴莫斯科，一生中第一次出国旅行。代表团里没有一个其他中共领导人，最大的官是秘书陈伯达。科瓦廖夫一语道出了毛泽东的心思：毛泽东知道斯大林一定不会善待他，他丢脸时“不想有中国人在场”。“脸”就是权。斯大林的羞辱会损害他在同事中的权威。同斯大林首次见面时，毛泽东甚至连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也不让参加。首次见面是毛泽东到莫斯科的当天，毛泽东向斯大林再次重申他“一边倒”的政策，说：“好几个国家，特别是英国，都在积极地争取想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我们不急于建交。”
毛泽东来莫斯科时曾希望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取代苏俄与蒋介石签订的旧条约。可是，当他听见斯大林说，废弃旧条约会牵涉雅尔达协议，苏俄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时，毛泽东立即表示赞同：“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怎么有利，我们就怎么办”，“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毛泽东主动请求苏俄继续保持旧条约给苏俄的领土特权，说它们“与中国的利益一致”。作为回报，毛泽东要求：帮我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一个全面的军事工业系统。
对毛泽东的要求斯大林需要权衡。军事强大的中国对他有利有弊：利在能增强他领导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力量，弊在有全球野心的毛泽东会如虎添翼，威胁斯大林本人的地位。
毛泽东被送到远离莫斯科的斯大林的二号别墅，一幢安着窃听器的大屋子。一连数日毛泽东被晾在那里，从落地大玻璃窗看窗外的雪景，朝身边工作人员发脾气。何时同斯大林正式会谈遥遥无期。斯大林派一个个底下人来看毛泽东，但他们没事可谈；就像斯大林对莫洛托夫所说：“去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科瓦廖夫报告斯大林说，毛泽东“很生气，很焦虑”。斯大林回答道：“我们这里有很多外国客人，没必要专门给毛泽东同志特殊待遇。”
莫斯科那时聚集著全世界的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想见他们，他们自然也想见毛泽东，毛泽东毕竟刚取得自“十月革命”以来共产党世界中最大的胜利。但斯大林拒绝让毛泽东见任何一个外国党领袖，只让匈牙利平庸无奇的拉科西跟毛泽东说了几句不关痛痒的话。斯大林死后，毛泽东一次对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说，他曾提出想见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但“斯大林千方百计不让我见”。尽管一肚子不满，斯大林70大寿那天毛泽东还是做得很像样，引人注目地为斯大林鼓掌。斯大林看上去也对毛泽东格外亲切，让毛泽东坐在他右手边主宾的位子。《真理报》报导说，毛泽东是唯一讲话后全场起立致意的外国领袖。文艺演出结束时，全体观众起立朝毛泽东坐的包厢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拉科西说这样的场面莫斯科大剧院还从来没有过。毛泽东也朝观众呼口号：“斯大林万岁！”“光荣属于斯大林！”
第二天，毛泽东要求跟斯大林会谈，说：“我仅仅是来祝寿的吗？我是来办事的。”他的用语还色彩十足：“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就连这三样生理活动毛泽东也不顺心。吃的方面，苏俄主人送来的只有冰冻鱼，毛泽东生气地对卫士说：“告诉我们的厨师，只能给我做活鱼吃，如果他们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拉屎呢，他一向有便秘的毛泽东病，又只习惯蹲式马桶，别墅里的坐式马桶使他没法子方便。睡觉他又不喜欢钢丝软床，受不了鸭绒枕头，按按枕头说：“这能睡觉？头都看不见了。”他让人换上自己的荞麦枕，把床垫掀掉，铺上中国大使馆送来的木板。
发脾气之后两天，毛泽东见到了斯大林。但斯大林闭口不谈毛泽东上次提出的建设军事大国的要求，只谈上次没谈到的问题，即毛泽东与越南、日本、印度等亚洲共产党的关系。斯大林在观察毛泽东的野心到底有多大。观察完毕，又是许多天没有消息。在此期间，毛泽东本人57岁的生日无声无息地过去。毛泽东整天待在别墅里用电报处理国内问题。他后来说，“我往斯大林家里打电话，那边竟回答说斯大林不在家，让我有事找米高扬。”“科瓦廖夫来，问我去不去参观，我说没兴趣，我说这次不是专来替斯大林祝寿的，还想做点工作。”“我拍了桌子，骂了他王八蛋，我的目的就是请他去告诉斯大林。”斯大林给他打了几次电话，但都是寥寥数语，又言不及义。毛泽东无可奈何，“非常寂寞”，“非常郁闷”。
毛泽东想了个高招来调动斯大林：“打西方牌”。在他那安着窃听器的屋子里，他谈论著中国准备和“英、日、美等国做生意”。他刚到莫斯科时曾告诉斯大林，他不急于同英国建交，但此时他指示同英国加速谈判，英国很快在1950年1月6日承认毛泽东政权。英国通讯社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这个风声，很可能是毛泽东的人放出的。
元旦那天，毛泽东告诉斯大林的使者，英国将要承认中国。毛泽东后来说，就在这一天，“我收到了一份由斯大林签署的毛泽东对报界的谈话稿”，“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他起草了一个我的谈话稿，他给我当秘书。”毛泽东说是英国帮了忙，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使斯大林态度的改变。从斯大林起草的答记者问中可以看出，斯大林愿意和他做交易。毛泽东马上把周恩来以及管工业、贸易的部长们召来莫斯科进行具体谈判，特别指示：“坐火车来”。坐飞机就得坐苏俄飞机，毛泽东在暗示他不信任苏俄人。
毛泽东继续“打西方牌”，对斯大林以示报复。1月12日，因为西方传言说斯大林把毛泽东扣起来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华盛顿的全国出版俱乐部发表演讲，指责苏俄“正在吞并中国北部的省分……把它们并入苏俄”，外蒙古已经“完全”被吞并，东北是“半吞并”，内蒙和新疆也快了。斯大林当即派莫洛托夫来告诉毛泽东，必须以中国外交部的名义发表声明，驳斥艾奇逊，苏俄、蒙古也将采取同样行动。毛泽东答应了，但却用地位相对低级的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个人名义发表谈话，谈话中还把已经独立的外蒙占与中国的省分相提并论，好像外蒙古还是中国的一部分。1月21日，这篇谈话一登上《人民日报》，斯大林即刻把毛泽东“擒拿”到克里姆林宫，由莫洛托夫当炮筒训斥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斯大林还有意叫头天刚到的周恩来也来听毛泽东挨骂。尽管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来是个像“太监”一般的角色，毛泽东不在乎在他面前受辱，但毛泽东还是怨气冲天。
斯大林明白刚与外蒙建立了外交关系的毛泽东并不是真的要争外蒙古主权，毛泽东是在出气。教训毛一顿后，斯大林希望重归于好，请毛泽东和周去他别墅晚宴。路上，斯大林请毛和周坐在后排主座上，他和翻译师哲坐在对面加座上。
据师哲回忆道：“为了保险起见，斯大林后来还是要求双方就外蒙地位问题正式交换备忘录。在车上，大家都沉默不语，气氛像铅块一样沉闷。为了打开局面，我先同斯大林闲聊了几句，然后问他：‘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做客吗？’
他立即回答：‘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
他的话还未讲完，毛泽东问我：‘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做客。’我立刻承认我同他谈的正是这个问题。
毛泽东说：‘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斯大林好似也懂得我们在谈什么，于是问我：‘他说什么？’
我回答：‘是我们之间的话。’
大家都一言不发，气氛沉重得又家灌上了铅。大家就这样沉默地坐了30分钟。接下来，‘晚宴的气氛仍旧冷清、无聊，丝毫没有欢快和喜庆。主席仍然沉默著，一言不发。’斯大林邀请大家跳舞，‘尽管有三四个人轮番拉毛泽东上场，也始终没有成功。宴会和舞会更增添了不快之感和格格不入的气氛，最终还是不欢而散。’”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新条约。苏俄给毛泽东3亿美元贷款，分5年交付，第一年的交付数只有应付款的三分之一(2千万美金)，其余的扣下偿还从前从苏俄买的武器装备。全部贷款都用于军事，被称为“军事贷款”。贷款的一半(1.5亿美元)专门用来装备海军。斯大林同意帮助毛泽东建设50个大型工业项目，但这只是“恢复和改造”原有的钢铁、煤矿、铁路、电力等基础设施，距离毛泽东想要的一流军工系统相差何止万里。
斯大林给的很少，但拿走的很多，这些都隐藏在秘密附加协定和合同里。东北和新疆的“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活动都只许苏俄参与。当时中国可开采的矿产集中在这两个地区，毛泽东实际上是把中国主要矿产的开采权都给了苏俄。毛泽东自己把这两个地区叫做“殖民地”。20多年后他对美国人说，苏俄当时“拿去了半个新疆，叫做势力范围，满洲国是苏俄的另一个势力范围。”又一份秘密协定还规定，中国极宝贵的战略原料钨，锡、锑在14年内只准卖给苏俄。这意味着中国90%以上可供出口的原料，都不能在世界市场上以最佳价格出售。
1989年，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说：“从鸦片战争起，列强侵略、欺负、奴役中国，对中国造成损害最大的是日本，最后实际上从中国得利最多的是沙俄，包括苏俄一定时期、一定问题在内。”这毫无疑问指的是毛泽东同斯大林签的损害中国利益的秘密协定。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承认这些协定对中国不公正，主动废除了它们。
这些秘密条约按毛泽东的尺度堪称“卖国”。毛泽东审阅有关签约的社论时，把所有可能使人猜测的字句，像“补充协定”，“及其附件”等全部删去，从莫斯科发标明“限即刻到”的火急电报给看家的刘少奇和负责新闻的胡乔木，令他们立即照办，“至要至要”，1950年三月，报纸上不小心报导了中、苏两个合股公司的消息，刘少奇写道：“消息发表后，已经在北京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波动，怀疑这两个协议是否要损害中国主权，许多青年团员提出质问，要求解释，甚至有骂苏俄侵略、人民政府卖国者，并有要求退团及向人民政府请愿者。”要是年轻的中国人知道了秘密协定的详情，非上街不可示威。
在斯大林的坚持下，中国大陆不仅对在华工作的苏俄专家付以极优厚的报酬，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极优裕的生活条件，还付钱给这些人在苏俄的工作单位，作为对它们“损失”的赔偿。这些人还享有“治外法权”，如果犯了罪一律由苏方处理。长期以来，毛泽东指责“帝国主义欺负中国”的最重要一点，就是“治外法权”。毛泽东，如今又偷偷把它请了回来。
签约后，毛泽东恳求从来不出克里姆林宫参加宴会的斯大林，到莫斯科“大都会饭店”来出席中方举行的答谢宴会。毛泽东反复说：“希望您，斯大林能莅临。我们希望您能出席一下，如果健康状况不允许，您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我们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
斯大林决定给毛泽东面子，说他“决定破例接受你们的邀请”。晚上九点，斯大林来了，带着一瓶自己喝的酒。几百客人谁也不知道斯大林会来，一瞬间全惊呆了，接着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斯大林万岁”的欢呼声，争睹斯大林的人群差点把玻璃门挤碎。
斯大林不仅是来给毛泽东面子的，也是来向毛泽东下警告书的。在祝酒中他提到铁托，说铁托脱离共产主义阵营大家庭，想走自己的道路，可这条路行不通，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回到大家庭里来。斯大林曾一再把毛泽东比作铁托，他的意思很清楚，当铁托没有好下场。
斯大林此时正着手进行暗杀铁托的计划，但对这个大老板，毛泽东并无多少惧怕感。签约仪式上，记者给身材高大的他和相对矮小的斯大林照相时，斯大林向前移了一步。事后秘书提及此事，毛泽东微笑着说：“这样就一般高了嘛”。
这次访苏，远远没有满足毛泽东的胃口，他还得打别的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