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一段题为“杨金德讲述刑讯逼供”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这位已瘫痪不起近1年的罪犯躺在看守所，讲述自己被警方刑讯逼供致残的经过。杨金德是河南南阳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老板，同时是一起“冲击法院”涉黑案主犯，一审被以6项罪名判入狱20年。记者调查发现，不但杨金德因所在公司“抗议法院违法执行”获重刑的情节在当地饱受争议；其接受的刑讯逼供手段之离奇，更是让众多法律界人士感慨“大开眼界”。（《新快报》10月10日）
如何称之为“大开眼界”，从杨金德讲述的刑讯逼供的两种 “特色”的方法可见一斑：一种是把人关到特制的笼子里，露出头部，让警犬来舔脸，命名为“鬼洗脸”；另一种，是把人戴上脚镣手铐后，和狗关在一起，这被称为“与狼共舞”。在“依法治国”提出十多年后的今天，居然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还是人干的事吗？
而这一切，都是在“打黑”名义之下而为。将杨金德指控为涉黑主犯，警方一下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一方面警方可以获得来自上级的支持，得到各种荣誉和奖励，甚至对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一方面，又能得到底层民众的支持，人们在对黑社会的深恶痛绝之时漠视了警方自身的违法。然而，问题在于，所谓的“打黑”，又有多少是“黑打”呢？
拿杨金德本身经历来说，报道说，去年9月27日，其公司存款8.6万元被南阳市卧龙区法院划走。员工先去银行抗议，继而去往法院。当晚，杨金德带着员工连夜进京上访。在被一位副区长带人劝回后，南阳市警方将杨金德等抓捕。如果报道属实，那这些行为明显属于正当的申诉、抗议行为，杨金德怎么是“黑社会”了呢？
即使杨金德及其所在公司确有违法行为，那也不能简单地将他的公司等同于“黑社会”，将他等同于涉黑主犯。著名刑法学家赵长青在为重庆涉黑案件辩护时说的清清楚楚，根据刑法第294条规定，“黑社会是有组织的犯罪，而不是犯罪的组织。不能说这个公司犯了罪，把这些行为加起来，他就是黑社会。”杨金德的二审辩护律师朱明勇也说 “杨金德案即便一审认定的所有事实都是真实，甚至罪升一级，将在法院讨说法的行为认定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那么他也不是黑社会。”将某人或者某公司的违法行为上纲上线，称之为“黑社会”，先涂黑再“黑打”是一些地方警方惯用的做法。
再退一万步来说，即便是杨金德是涉黑主犯，他也不能受到如此酷刑对待：殴打、罚跪、灌辣椒水、针扎、坐火箭(把啤酒瓶塞进肛门双脚需腾空)等，包括“鬼洗脸”与“与狼共舞”，令人惨不忍睹。要知道，警察可以抛弃法律来对待所谓的黑社会，明天他就可能用酷刑来对待善良的公民;其次，在一个法治社会，即便是罪犯，也应当享有基本的权利，他也不应当被非人对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警察的“黑打”，那怕是对待真正“黑社会”的“黑打”，那也是法治社会的不可承受之重，“黑打”本身比黑社会更恐怖。
然而，“黑打”现象却无处不在，在重庆“打黑”中，就有过“黑打”争议，在贵阳，36岁的黎庆洪被贵阳司法机关认定为开阳县涉黑组织“花梨帮”的龙头老大，但其律师周泽多次称“这完全是一个错案”。如果我们不对各种假“打黑”之名的“黑打”有清醒的认识，如果我们不将“打黑”引导到法治的轨道上，如果我们仍然无法将警察的权力关进笼子里面，杨金德的悲剧将会再重演，我们将遭受比黑社会更可怕的恐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