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中共一个见不得人的大疮疤，即使在文革爆发四十五周年的今天，官方照样采取鸵鸟政策装聋作哑，有关文革的事无声无息，好似那场浩劫没发生过。
蒯大富“访谈”反思文革
然而，民间却是另一番光景，随着中共权贵的腐败愈演愈烈，民间开始怀念文革期间的“大民主”。当时，在毛泽东怂恿下，学生、工人和农民可起来造“走资派”的反。为此，当年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大将如今纷纷出书或接受访谈，回顾文革和自己的造反生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蒯大富。他不仅自己作了长篇访谈，与他齐名的红卫兵领袖韩爱晶化名许爱晶，出了一本《清华蒯大富》，为他辩解。
蒯大富出身于普通的贫农家庭，是无权无势的一介平民学生。是文革给他搭出发挥“才干”的舞台。他先被刘少奇打入地狱，又被毛泽东捧到天上。
在文革的最初两年，蒯大富可随时与中央文革联系，也因此，他最终又跟着四人帮一起下狱。
翻翻蒯大富大起大落的履历，不但可了解文革是怎么回事，更可从中看清中共是什么货色！
刘少奇钦定的一号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以《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文革正式拉开序幕。毛泽东玩弄欲擒故纵的伎俩，放手让刘邓在北京主持运动，自己到南方去“静养”旁观。
刘少奇刚领导了“四清运动”，驾轻就熟派工作组到大专院校领导文革。王光美担任清华大学工作组顾问，她在“四清”时搞出个镇压群众的“桃园经验”，这次准备再为文革弄出个“清华经验”。
偏偏清华蒯大富对工作组强调秩序、否定群众运动的做法极为不满，贴出质问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往哪里去？》几天后，他又在其他同学的大字报上写了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夺权”正是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
工作组组织学生和蒯大富辩论，辩不过满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蒯大富。在别室专线收听辩论的王光美批语：“蒯大富太倡狂了，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工作组立即在学校掀起“反蒯”运动，蒯大富在那二十天里日日贴大字报反驳。
这时，通过王光美掌握情况的刘少奇发话了：“蒯大富不给我们民主，那我们也不给他民主。”这也是“一九八四”式名言，国家主席不给公民民主，是因为公民不给国家主席民主。刘少奇还下指示，要像反右那样，抓一批“右派”、“反革命分子”。国家主席一言九鼎，工作组立刻喊出：“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的口号。蒯大富随即被关起来。
毛泽东“拯救”蒯大富
七月十八日，眼看刘少奇闹得差不多了，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北京来了。次日他就发表讲话：“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刘少奇慌了，赶紧下令放人，蒯大富这才结束半月多的囚禁生活。七月二十九日，北京召开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毛泽东点名让蒯大富参加，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当天晚上和翌日，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亲自找蒯大富谈话两次。第一次在清华外宾接待室，谈了一个通宵，第二次在人民大会堂又谈了一个晚上。两天后，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因领导文革犯错被免去副主席的职务。毫无疑问，蒯大富向周恩来提供的材料是倒刘的炮弹之一。
八月五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拿蒯大富的例子当对手的罪证：“……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这张大字报也代蒯大富伸了冤。前一天，清华大学已经召开了万人大会，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委员几乎都到场，周恩来在会上宣布平反蒯大富，蒯大富从此名扬全国。
打倒刘少奇的马前卒
蒯大富从此和张春桥、江青等人挂上鈎子，成了中央文革调遣的一员干将，未几就参与弄出一出轰动全国的“骗斗王光美”大戏。
蒯大富手下的人谎称刘平平出车祸，把王光美骗到北大医院，然后把王光美带到清华批斗。批斗会开到一半，江青打电话给蒯大富说：“听说王光美给你们揪回去了？”蒯大富说：“是啊，王光美欠我们清华的账，我们叫她偿还。”江青在电话那头“嘎嘎”直笑，蒯大富也在替她清王光美的账。
到了六六年十二月的一天，张春桥把蒯大富叫到中南海，暗示他把“打倒刘少奇”的事捅到社会上，不用说，这是毛泽东授意。
蒯大富立即组织了五千清华红卫兵上街。不到一个星期，“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刷满全城，“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声传遍全国。
蒯大富的行动契合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立下了打倒刘少奇的第一功。十二月三十日，江青亲自到清华表扬蒯大富们说：“你们干得对，干得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中央“顺应民意”，在革命群众“打倒刘少奇”的呼声中，于六七年四月，通过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正式点名批判刘少奇。
清华红卫兵再接再厉，又组织了第二次批斗王光美大会。
同时，中南海造反派在红墙内批斗刘少奇，刘少奇这时想到了《宪法》，他抖着手上的《宪法》愤怒地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是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一切都晚了，当初，他不按宪法对待蒯大富，现在，宪法自然保护不了他。
狡兔死，走狗烹
刘少奇倒了，毛泽东的主要目的达到了，他要开始收了。
各地成立了革委会，蒯大富和另外四大学生领袖都当了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参与决策北京的大小事情。
六七年五月，清华大学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权力组成和分配问题上，蒯大富为首的清华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发生分歧，成为势不两立的两派。蒯大富仰仗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妄图用武力制服对方。在历时三月的鏖战中死伤数百，造成震惊全国的“百日武斗”事件。
毛泽东下令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协同解放军去平息武斗，蒯大富竟然对抗工宣队，他的手下还打死五个、打伤七百多工人。
毛泽东以此事为由头，召见蒯大富等五位学生领袖，蒯大富还天真地向毛泽东告御状，指责有黑手派工宣队镇压学生，毛泽东说“黑手就是我”。以毛泽东这次讲话为标志，闹了两年的红卫兵运动，以轰轰烈烈开场，以落花流水告终。
毛泽东就是要这样的结局，逼着他们跟工人武斗，不然，以什么藉口收回红卫兵这个他们放出来的“魔鬼”？这也是毛泽东的部署。
从座上宾到阶下囚
以蒯大富为首的红卫兵主将还不止失势失宠，在接下来的“一打三反”、“清除五一六”运动中，几乎都没逃脱被审查清算的命运。
蒯大富一九六八年底被分配到宁夏，一九七○年把他当“五一六份子”逮回北京审查，七三年审查告一段落后被安排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直到一九七八年。
诡谲的是，邓小平上台后开始清算造反派，蒯大富作为反革命被北京公安局逮捕，一九八三年三月又同四人帮一起受审，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
陈希同下令逐蒯大富出北京
不少人按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同情地认定，蒯大富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当枪使了。
在我看来，蒯大富远不及被人利用的一支枪。
蒯大富更像大赌盘里一个骰子，一钱不值。
邓小平在文革中吃足了苦，他不去算毛泽东的账，却不放蒯大富等红卫兵头头们过关。王光美文革后一出狱就声称：自己“是毛泽东的好学生”，晚年还摆“宽容宴”招待毛家后人。八七年蒯大富刑满释放，有一阵他想调到北京工作。王光美给陈希同打电话，说蒯大富对老同志有刺激，陈希同就下令把蒯大富驱逐出北京。最后，蒯大富总算在深圳安了家，但他妻子的户口因他的问题进不了深圳。
从蒯大富的悲剧看中共本质
四十五年的惨痛经历，给蒯大富换来一个明白：“说起来，毛泽东是霸道，刘少奇、邓小平同样霸道，共产党这个体制啊，就是个霸道体制，你没办法说。”
蒯大富含泪带血的总结警醒人们，所谓“毛（左）派”和“刘邓（右）派”，不过是他们权力斗争的外延，在对待民间异议人士上，他们从来只有镇压这一派。
同样，在中共当权派的眼中，民间反对派中的所谓“左派、右派”也不在话下，对他们的政权产生潜在威胁的都是敌人。一九八四年三十五周年国庆，军委主席邓小平举行阅兵，六六年文革的红卫兵头头“左派”蒯大富、韩爱晶和七九年民主墙的民运代表“右派”魏京生等在狱要犯一起被递解出北京，押往大西北青海劳改农场。近年，尽管蒯大富在政治上非常低调，却仍然和维权人士一样经常享受“喝茶”待遇。
从蒯大富的遭际可见，中共当政的六十多年，中国社会不可调和的最主要矛盾，就是中共专制独裁统治和民众追求自由民主的矛盾，就是中共权贵利益集团和被压迫被奴役民众之间的阶级斗争。因此，要想免遭蒯大富式的悲剧，就不能人为地以“毛派”“邓派”划线，而应团结一致对抗共同敌人──中共权贵集团，舍此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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