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和同学
教我们音乐课的赵老师，白白净净，温文尔雅，是50年代从天津来大西北支边的知识青年。赵为人单纯直爽，教学认真，深受大家爱戴，可是文革不久却被枪毙了，罪名是偷听敌台。
枪毙赵老师那天，看的人很多，我也去了。他被打倒在河滩里，尸体放了几天没人管。后来他家来了一个老汉，据说是赵老师的父亲，跑前跑后请当地农民帮忙，可农民怕惹事，不敢出头帮他，老汉急得直哭。看见儿子的尸体没哭，这时却急哭了。折腾了几天，河滩里赵老师的尸体不见了，不知道埋到哪儿了。
教语文的张老师，有一天被抓了起来，罪名是写了一部中篇小说，犯了现行反革命罪。这小说大家都没看过，不知道写的什么。人家说反革命就是反革命，这是不容辩解的。张老师被抓后，公检法下发材料，让老百姓进行民主讨论、民主判刑。材料后面有一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大家据此认定张老师必死无疑。
张老师的爱人（是我们村的人）抱着一线希望，哭着跑到会场，哀求大家口下留情。讨论的结果上报后，张老师还是被杀，不过不是立即执行，是死缓。一个住队干部说，死缓是我们国家特有的十分仁道的刑律，搁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犯人早就枪毙了，哪有死缓一说，说得大家都喊起“毛主席万岁”来。
范同学比我高一级，属于保守派。造反派对头是一个姓王的同学，瘸腿，满脸横肉，飞扬跋扈，凶恶得不得了。有一天，范同学心血来潮，在一张纸上写道：“同学们，听我言，不要跟着老狗转，要好好听你爷爷的言。”老狗指王瘸子，爷爷是范自称。
王瘸子的一个奸细立即拿着这张报纸去告密。告什么？那张报纸上有一篇社论《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范同学写的“老狗”二字与“毛主席”三字连在一起了。这案情实在太重大，保守派不但不敢保范，为了自保，反而马上开会批斗他。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性，保守派的同志们下手更狠，将范打得趴在地上起不来，又让造反派架去继续批斗。
群众专政之后，范同学被送交公检法。一个星期后，范同学疯了，嘴上老在说：“我没说毛主席是老狗！我没说毛主席是老狗！”公安局见是个傻子，也不抓了，说继续群众专政。斗来斗去，群众也觉得没意思了，就把他送到所属的生产队，让贫下中农继续专政。范家有人在生产队当干部，不久把他弄到煤矿当工人。他被安排看管一个废品库房，嘴里仍不时叨叨“我没说毛主席是老狗”。人常说，倒霉的人走到蜜州也不会甜。有一次，一辆汽车倒车，范某傻愣愣地跟在后面看，竟被汽车撞死了。死就死了，家里人也没说什么，叫司机买口棺材埋了完事。
我还有一个高年级同学，姓陈，那时刚开始批判刘少奇，但又不能提“刘少奇”三字，只能用“中国的赫鲁晓夫”代替。陈同学无意中在毛主席画像后面写了句“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成了现行反革命。群众专政期间，陈被打得遍体鳞伤，哀求道，还是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送监狱）吧。造反派答应了他的要求，将他送到公检法。公检法根据公安六条，判了他八年刑。
坐满八年，陈获释回山沟老家务农，文革结束后得到平反。公家发给他五百块钱补偿金，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双手捧着钱，一个劲地高呼“共产党万岁！”这时候毛泽东已死了，如果毛没死，他肯定还会喊“毛主席万岁！”拿到钱的当天，陈将钱捐给大队党支部，并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入党申请书。后来他不仅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还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当官不几年，查出患了癌症，已是晚期，不久就死了。
补白：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有一天用长柄粪瓢浇菜，一下子没掌握好，泼偏了，粪洒到了菜地外。农民随口骂了句“狗日的，淋飚了”，不料旁边干活的人思想觉悟高，马上跑去向上级反映。这个农民遭殃了，罪名是公然辱骂敬爱的林副主席。
补白：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再加上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时，他说过“哪里能活一万岁”，被县军管会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一九七○年六月被枪毙。
补白：湖南黔阳县高阳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一心想搞出点成绩升官，把自家狗打死，向公社报告说狗被人毒死。公社书记正为揪不出反革命而犯愁，马上批评大队支部书记右倾，并责成该副书记主持专案组破案。副书记马上在大队部架起一挺机枪，将社员抓去过堂，最后声称揪出一个16人的反革命集团，导致一人被枪杀，2人被打残，自缢身亡2人，受株连者115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