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8年插队的知青，想给各位说说那时的农村。
我们村在当地还算个不错的生产队。年底分红时，好的农户也就20多元。我们知青没有家庭负担，出工也多，所以我们每人分了30多元。有那困难的农户不但没有分红，反而还要向队里交钱买口粮。
我们那里农家就指望着鸡屁股赚点零钱。我做过农村供销社的代销员，平时下地干活，中饭或晚饭后，常有社员来我这里卖鸡蛋。他们大多是拿着一两个鸡蛋来换钱，顺便买几根针、几两盐或是2两煤油。有那馋嘴的老汉，还拿着俩鸡蛋来换一两白酒喝。
那时候全部都是黄牛耕地，全生产队只有3头牛，能干活的只有2头。有时候牛病了，就的用人力耕地，我还在地里拉过犁呢。
那时候国家立法保护黄牛，一律不许宰杀，如果老牛确实有病，得有公社的兽医证明才可屠宰。有那笨牛怎么训练也不会耕地，又不能屠宰，养着又浪费饲料，只好将牛牵到远处放生。那时候经常看到无主的牛到处流浪。有那聪明的，就将黄牛牵上山崖，故意让牛摔断腿，好去公社申请宰杀。后来公社也聪明了，凡是遇到断腿的牛，一律先进行慎密的调查，这时候如果有个打小报告的，那生产队长算是倒霉了，轻则批斗，重则判刑。
当年国家也投资建电厂，但发电量很有限。那时候弄几袋子化肥很困难，得有分配指标。但有了指标也未必能买到化肥，因为化肥厂经常被停电。那时候我们拿着公社的化肥票，去县化肥厂购化肥，半路上先要登高远望，看看化肥厂的烟囱冒不冒烟。如果烟囱不冒黑烟，就说明化肥厂又停工了，我们干脆打道回村，就不再跑这冤枉路了。
我做代销员的时候,社员大多是出售自家的鸡蛋、山蘑菇和山羊皮。但这些东西来钱很少，鸡蛋都换煤油和盐了，山羊皮也很少，也就出自家里养的那几只羊。
所以每到快过年的时候，队里就分一部分干柴，让大家去卖柴。那时候100斤干松枝可卖5元钱，大多是卖给砖瓦窑。卖来的钱先是置办年货，然后给家里已成年的闺女扯上几尺布，做件新褂子。老头、老太婆好几年都不换件新衣服，身上总是补丁摞补丁。
不要以为农村的过年有多么奢华，我1970年在农村过了一个革命化的年。我们每个知青都分去了一家农户。我去的那家年夜饭就两瓦盆菜，一盆是白菜粉条炖豆腐，另一盆是大肥肉炖山蘑。吃的时候他家的女人孩子都不许上桌，只有我和那个老汉俩人先吃。他家的5个孩子都围在门口看我俩吃饭，不论我怎么呼唤，那些孩子就是不上桌，他们的娘还一个劲的轰他们走。我至今想起来还是鼻子酸酸的，那些孩子期盼的、馋馋的眼神，我至今难忘。
夏天麦收后，农村开始走亲戚。蒸上一篮子红点大馒头，这家送那家，那家又送另一家，结果哪家也没舍得吃。有时候这篮子馒头还能再转回来，回来的馒头已经不是原样了，馒头全都发霉、开裂、长了绿斑。
那时候小麦产量很低，我在的那个生产队，每人分小麦60斤。大约可磨出面粉50斤。平日里大家都不舍得吃细粮，都留待过年过节或是家里来了客人，才舍得吃点白面。平日里没有谁家炒菜，如果谁家来客人用油炒个菜，四种邻居全能闻到香味，纷纷打听：你家来客人了？
那时候农村青年都是逢集日相亲，每到某个青年相亲时，他们都来找我们借衣服帽子包装自己。
我做代销员的时候，代销点最滞销的就是卫生纸，大多是我们知青买来用。社员解手都是用小石子揩屁股。农村妇女来例假从来不用卫生纸，都是找些旧布叠起来用。农村女青年有时候也买点卫生纸，那还是读过书的女青年。我们刚插队时，男知青解手用卫生纸，社员们都偷着笑，他们固执的认为只有女人才用这东西。
当年中国的北方农村，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用化肥袋子做裤子（我不知道南方农村有无该现象）。
那时候国家也进口一点化肥，大多是日本尿素。日本的化肥是白尼龙布包装，剩下来的化肥袋子作价5角一条，卖给了公社和大队的干部做裤子。因为袋子上印有“日本尿素”和百分比字样，所以做裤子前都去染成了蓝色或黑色。
别小看这化肥袋子，当年这可是很大的人情，普通社员是得不到的，得有头有脸的人物，才有资格分到两条化肥袋子。
有时候公社开个三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大小干部有不少身着化肥裤子。由于染料掉色，裤子上隐约能看出原字体。当时有个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尼龙裤。前日本，后尿素，裤档夹着百分数。穿黑滴，穿蓝滴，就是没有社员滴”。
一条化肥袋子，足可证明了当年的贫困，也证明了当年并不是人人绝对的平等。
不多说了，希望那些余孽们，切勿错估了形势，毕竟我们这些过来人还在。等30年后您再忽悠也不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