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红文化”一向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一种文化形态，在世界艺术之林独树一帜、尽领风骚。“女红文化”产生于中国妇女传统的针黹艺术活动及与生活相关的创造。“男耕女织”的古老习俗支持着这一文化经久不衰。历代中国妇女把自己的情意、感受、理想和现实，用五彩四线绣进那些看似平常的衣、裙、鞋、带、帐、帏、帽、裤和手帕、头巾、荷包之中。女红创作并不全然是个人的行为，也不仅仅是女性的行为；应当说，它包容着人类许多共同的理想和愿望。它的魅力往往伴随着人们度过最美好的年华，历经岁月的沧桑，具有超越时代的审美价值。
女红文化的作品，充满了民间艺人的聪慧智巧，体现了人民的精神追求，积淀着民间的生活感受。尤其是那些琳琅满目的绣荷包，每一件的背后都可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凝聚了母亲、妻子或姑娘的无限深情。
荷包，主要是指佩于腰间的一些囊、带或装饰小品。可盛储随身使用的小物件和香料、如钱荷包、香荷包（又称香囊或香筒子）、针线荷包、烟荷包、扇袋、眼镜戴、搬指盒、钥匙袋、手帕带及其它刺绣佩饰等。旧时人们很讲究“腰间杂饰”，佩戴荷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或更早的时期。据《礼记·内则》记载：“子事父母，左右佩用：……衿缨，以适父母舅姑。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栉纵拂髦、緫角衿缨，皆佩容臭。”“衿缨”即编结的香囊，“容臭”则指香物。意思是，当时的年轻人在去往父母、舅姑处时，随身都要佩戴香囊，以表示对长辈的尊敬。另据宋杨忆《说苑》中记载：“三代以韦为筭袋，成筭子（计算用的筹）及小刀、磨石等。魏易为鱼袋。唐永徽中并给随身鱼，天后改鱼为龟……。”由此可知，古代的筭袋、龟袋、鱼袋以及汉代官员储印的“鞶（pán）囊”皆为荷包之属，不仅用来储物、储印、作装饰物，官员们还用以表示品级地位（如鱼袋等）。唐代人使用荷包的情况多见于唐代壁画与绘画作品，章怀太子墓壁画中有一位“男装仕女”，腰间佩戴圆形荷包。类似的史料还见于永泰公主墓壁画和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韦泂墓石椁装饰。
佩戴荷包、香囊的习俗从唐、宋、远、明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应用已十分广泛，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小说《红楼梦》中有生动描写。《古玩指南续编》对人们佩戴香囊曾经这样记述：“无论贫富贵贱，三教九流，每届夏日无不佩戴香囊者。故北京售卖者尤多。盖当时夏日如不佩戴香囊，宛如衣履不齐。在本人，心意不舒，在应世，为不敬。即下级社会人士，亦必精心购制。绣花镶嵌，极人力之可能。富贵者尤争奇斗巧，各式各种精妙绝伦。”《都门竹枝词》中说道：“金线荷包窄带悬，戳纱扇络最鲜妍，烟筒毛竹湘妃竹，眼睛镶来玳瑁边。”这些精美的荷包，除少数为“闺秀女子”所做外，大多都出自城乡劳动妇女之手。就是绣庄售卖的荷包，也都是由城乡劳动妇女接受绣庄订货绣制的。
荷包不只在绣庄出售，又有沿街摆摊出售荷包的“荷包摊”，清代民俗绘画中有一幅“广东荷包摊”，描绘了广绣荷包在街头出售的情景。
宫廷贵族以民间刺绣艺术为基础，在强调华贵、富丽的前提下，大量采用了民间佩饰。皇帝也曾以绣荷包为奖品颁赐群臣、侍从。《慈禧弈棋图》中的侍者，腰佩圆形荷包和装在表袋中的小表，证实了清代宫廷内部使用绣荷包的普遍性。
现在，随着时代的变革，荷包在城里已消失难觅，而在广大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仍有流传。一般是在喜庆之时作为礼品馈赠亲朋好友，或是男女恋爱作为定情信物，再者就是敬献神佛以表虔诚之心。
一件精美的荷包，从形式、纹样、绣工到配线、布色，都经过了精心构思、精心施艺，倾注了制作者的情感和心血。荷包的样式千变万化，常见的有鸡心形、方形、腰圆形、葫芦形、花篮形、花瓶形、书卷形、银锭形、灯笼形、方胜形、钟形、山形等。每件荷包还配以系带，编出百结（俗称百吉），饰以料珠、流苏，便于佩挂。荷包的纹样大多是吉祥图案，如“龙凤呈祥”、“麒麟送子”、“刘海戏金”、“华封三祝”、“吉庆有余”等。荷包的图案纹样适合性、装饰性很强。几乎所有的刺绣针法都在荷包上得到运用，如平针、堆绣、锁绣、辫绣、戳纱、纳纱、打子、蒲绒、盘金、锭金等，其配色更是大胆，使人惊叹不已，既强烈又谐调，既华丽又典雅，中国的传统色彩观念在荷包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可以说，小小的荷包里面是大有学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