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饥荒与政治》，看大饥荒喝掉的两千多吨茅台
饥荒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诅咒。从贯穿于人类文明迄今为止的整个发展进程审视，它不仅对人类生命造成巨大创伤，也对社会价值、社会体系造成毁灭性打击。研究者早就注意到，饥荒绝非纯粹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特别是在物质生产高度发达的今天，全世界的食品生产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但饥饿和饥荒现象依旧存在。
法国经济学家西尔维.布吕内尔投身全球消除饥饿事业30余年，根据多年研究所著《饥荒与政治》一书，专门论述了饥荒现象背后的政治因素。她开篇就引用阿玛蒂亚.森的话说：“预防饥荒所需采取的措施非常简单，而真正的谜团在于饥荒一直在肆虐。”
布吕内尔此书虽非皇皇巨著，但也鞭辟入里，目的就是试图揭开这个谜团。
布吕内尔首先区分了饥荒与营养不良、饥饿的区别。饥饿现象以营养不良、饥荒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二者有本质的区别，营养不良是食物配给中量与质的不平衡，而饥荒是饥饿的极端形式，是群体性的食物供应绝对断裂，并在短期内造成死亡，并无任何措施终止食物短缺。
饥荒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总是群体的，而且目标明确。换言之，在饥荒中受到伤害的总是类似的群体。从全球角度而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食物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发达国家则面临营养过剩的问题；就一国内部而言，主要是农民和产业工人饱受食物匮乏之害，而城市中高收入阶层则能从饥荒中安然脱身。理论上来讲，现代化的生产条件下，所有人都能免受饥饿之苦。如果全球食物能得到公平分配，则每人能够获得热量2700卡路里，大大超过了人体生理需要的2000卡路里。这就意味着，饥荒问题之实质是分配问题。一部分人获得食物的权利被剥夺了，而另一部分人掌握了食物的分配权。
显然，现代的生产、运输条件，可以有效遏制灾荒的出现，但现代社会的灾荒仍层出不穷，这里面必然包含着一些人为的故意的因素。作者对现代灾荒进行了类型学划分：“被否饥荒”（被否认的饥荒），是由传统的“刻意饥荒”（刻意制造的饥荒）演化而来。“刻意饥荒”目的是通过切断食物来源将敌对民众或反叛势力置于死地，或以此为武器来征服一个群体，占领其土地，是一种类似于种族屠杀的血腥政策。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刻意饥荒”受到来自援助组织、世界舆论的压力，演变为“被否饥荒”。为维持政权生存，策划饥荒的统治者往往否认饥荒的发生，拒绝接受国际组织和外部媒体的介入调查。如1973—1974年的埃塞俄比亚饥荒、1974年的孟加拉灾荒、1975—1979年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灾荒，分别造成5万人、10万人和150万人死亡。这些灾荒有些因自然原因而起，有些因政策失误而起，但均为维系政权考虑，而不可理喻地否认存在大规模灾荒，且阻挠国际社会的援助。
与此相对照的是“外示饥荒”（对外展示的饥荒），这是利用国际社会的同情心而故意夸大现有饥荒，以获取国际援助，但不幸的是这些援助往往流入统治者自己的腰包，惠及灾民的微乎其微。在这些饥荒中，灾民成为物质利益交换的人质和筹码。1986—1988年的苏丹饥荒，1996—1998年的朝鲜饥荒中，皆有上百万人死亡，其政府以此呼吁国际社会进行援助，但国际援助的食品很少到达灾民手中。
“人为饥荒”（人为制造的饥荒），是为达到国内和国际政治目的，故意剥夺一部分人获取食物的能力，制造饥荒现象。在一些降水充足，资源丰富，人多地少，土壤肥沃的国家如利比里亚、塞拉利昂、苏丹南部，本不应该出现饥荒的，却长期成为饥荒的牺牲品。
通过对历史上大量案例的回顾，布吕内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的饥荒已经不再是经济困难和自然灾害造成的不幸后果，而是源于人为的意图。即便是那些夺去成千上万条生命的大灾荒发生时，粮食生产仍然充足。1943年的南亚饥荒、1973年孟加拉国的饥荒，粮食产量并未大幅减少。1845年的爱尔兰、20世纪30年代的乌克兰、20世纪90年代的苏丹，尽管发生了灾荒，但这些国家都继续对外出口粮食。
由是观之，在现代生产条件下，自然灾害不足以酿成大规模饥荒，而政治秩序的失败、经济混乱、社会失范才导致了饥荒的出现。正如布吕内尔指出的那样，饥荒从来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下面就结合《饥荒与政治》，对“谁大饥荒时喝掉两千多吨茅台”进行解读：
我一直不认为贵州是我的家乡，尽管是我的出生地，除籍贯外，也许是3岁远走他乡，小学虽回去也不过3年，但后来从父母处听得看得多了，慢慢让我产生了与家乡同等重量的记忆。这次偶然发现的一组中国名酒茅台酒的数据，这是我如此投入讲述被掩埋真相的原因。
这组数据的起点是，1959、1960、1961三年，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饥饿的年代，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1)
茅台酒的上述产量，大约相当于700万听(355ml/听)可口可乐。这一巨大产量对于当时中国的人口、国力来说是非常奢华的，况且茅台酒远不是普通人所能消费，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正挣扎在饥饿线上。
按照茅台酒粮酒生产5：1的比例计算，即生产一斤酒，耗费粮食五斤，2079吨茅台酒，耗去原粮约1.04万吨。
茅台酒的产地为仁怀县，当时有20万左右农民，年人均统计数字上的分配粮食为300斤左右。如果把生产茅台酒的粮食用来救济，每个人可平均分得100斤左右。换言之，2079吨茅台酒约等于20万人3个月的口粮，再配些野菜、树皮之类，估计熬过最危险的春荒没有什么问题，能够把更多的人从饥饿、死亡的沼泽里拉出来。然而，历史里没有假设。
一、粮食、生存与统计
在1959-1961年，仁怀县还有下列公开统计数字值得关注：
(一)人口
1959年仁怀全县死亡6263人，其中“疾病”死亡6130人，占死亡总数的97.8%。
1961年全县人口负增长，人口自然增长为负增长22.55‰。死亡率为31.39‰。(2)
(二)粮食
国家征购：1959年仁怀粮食总产为14403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7055万斤;1960年粮食总产为11663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5506万斤。
农民口粮：1959、1960年的仁怀农民人均口粮分别为350斤和334斤(包含种子、饲料30斤)。(3)
从上可见，两年中国家征购占总产原粮的比例均超出50%，除此之外国家还要征收相当数量的粮食作为正税、附加税。留给农民的口粮，刨除种子、饲料外，包括杂粮在内理论统计上人均每天0.8斤左右，老人、幼童消耗量可能更少，按照这个数据，可能还基本能够维持最低的生存底线。但疑点在于，一、干部任用制度只需对上级负责，至于农民口粮问题，显然上级难以核查，真实性存在质疑;第二，农村一律实行公共食堂制度，农民过去几年留存的粮食以及炊具、餐具一律收缴，而不合理的统一安排普遍造成粮食的浪费、贪污，故多数农村出现“刚开始吃干的，后来吃稀的，最后食堂没有任何食物，家里也没有”的情况。
另外，1959年，仁怀也有局部发生了旱、雨灾害，但粮食总产至少比1953年高。其中稻谷产量比1962年至1964年还高，其余的小麦、玉米、高粱、杂粮等都不是历史上最低的产量。可见，自然灾害不会成为农民缺少粮食的主要原因。
也许有人会质疑：茅台酒是窖藏生产，入库窖藏时间为4年以上。按照这个逻辑，1959-1961年生产出的酒，应该是1955-1957年先行生产出来放在窖中的，没占用饥饿年月的粮食。
那么，饥荒蔓延全国的1959-1961年茅台酒厂是否使用了当年的粮食?查阅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比文章第5段理论计算的耗粮量还多：这三年实际用粮1.13万吨，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4)
线索到了这里，一连串的疑问，自然产生。一是，这些粮食来源何处?二是，当时仁怀农民的生活状况究竟怎样?三是，全中国缺粮的年月，为什么茅台酒厂能有多余粮食生产奢侈性消费品?四是，国有企业为什么没有主动慈善救济民间的自觉?五是，这些酒，哪里去了?六是，茅台的后来人，是否给饥饿受难、甚至死于饥饿的人们道歉了?
(三)酒与生存
以1960年为例。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地调粮数据为：
遵义地区11万斤、毕节地区29万斤、铜仁地区10万斤、黔东南地区12万斤、贵阳市7万斤、湄潭县1万斤、习水县10万斤、铜梓县10万斤、正安县1万斤、赤水县4万斤、务川县1万斤、熄峰县1万斤、仁怀县20万斤，共计117万斤。
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省江津县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茅台酒。(5)饥荒年代的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改革开放、“中国重新出发”的1978年才被超过。
上述调出粮食的地区饥饿情况如下：
被紧急调粮10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8大旱区之一，1961年再度成为全国15个旱区之一。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5.1万人。(6)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7)
分别调出10万斤粮食的铜梓、习水两县，其中，铜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1959至1960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9)
调出29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53990人。(10)
与仁怀相邻的金沙县(毕节地区下辖)，1961年1月10日县委报告，“非正常死亡”5.5万人。在饥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3191人需要安排，一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11)
从上可以看出，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人口减少的数据也就越大。从官方统计来看，上述地区中死亡最惨烈的地区，是遵义地区的湄潭县。这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4737人，孤儿4735人。同一时期，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12)
那么，调出20万斤粮食的仁怀情况如何？
二、故人、故事与档案
(一)故事
有酿酒、饮酒民风的仁怀，1949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当地老人回忆，远的不说，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象没听说。民间酿酒，自然遵循着灾荒伦理底线和灾荒市场规则。
1937年，贵州当局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10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罚金”。(13)
担任过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14)
“端午踩曲，重阳下沙”，是茅台民间形容酿酒的过程的谚语。曲，是麦子，如同药引子，在端午前后制作。沙，是高粱做成，把带壳的高粱磨碎蒸煮谓之生沙;下沙，是把多次蒸煮的生沙过滤为熟沙之后，拌入谷壳按工序投入窖中密封、发酵过程的俗称。也因此，有诗人说，茅台酒提了高粱之“精”，取小麦之“魂”。
但是，1959年的仁怀没有诗意，只有“饿魂”。
(二)档案
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仁怀的饥饿，爆发在1959年的“端午”至“重阳”之间的7月份。
当地文件记载：
截止1959年7月16日，仁怀有各种病人8384名，其中浮肿5335人占总人口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9%和9.8%。其中，大同如果加上其他病种，人数达到27.7%。调查者在调查途中，亲眼看到4个青壮年在回家途中昏倒死去。(15)
仁怀干部杨代绪撰文回忆：这个时候，公共食堂制依然存在，下锅的粮食却越来越少。从干饭到稀饭，由稀饭到清粥。但还不准对上说在饿饭，更不能说饿死人的话。(16)
8月4日，仁怀县委(各项工作的最高领导)、县政府(行政执行机构)贯彻首长周林的电话精神。周林要求：各县必须抓紧秋收，大力进行爱国爱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农忙的形式恢复起来。他还要求：教育小队干部和社员说实话，超产受奖，瞒产批评，私分者要处理。(17)
周林，仁怀人，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电话内容是周林赴江西参加“庐山会议”期间指示给贵州的，由省委传达全省各地。
10月17日，县里向农民发出“计划和节约用粮公开信”，信中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
12月1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11名农民有一个多月没吃粮食，水肿不消而死亡。(18)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伴着农民“闲时少吃”和国营茅台酒厂放开肚子“耗粮”，仁怀的“农民”与“非农民”在两个天地中，一起进入1960年。
2月16日，县里的简报显示：全县发病人数达16864名，其中浮肿9073，严重6141人。截止1959年12月下旬到1960年2月14日死亡3718人(其中，路上死亡217人)。严重的有喜头、大坝、三合、桑木、茅坝、长岗等公社，病人都在千人以上。特别严重的管理区有13个。经检查三合公社报病988人，实为2600人;鲁班报病296人，实为1720人。(19，20)其中，鲁班，是民国时期以及现在，仁怀著名的产粮大区。
杨代绪说：这个时候可以讲饿死了人的话了，但灾难铺天盖地般来了，人人都只想用什么办法填饱肚子。一农民在家中把高岭土(一种土)刚揉成团，正准备下锅烤吃，恰好被一干部碰上，干部担心吞下这个东西，引起肠道堵塞，加快死亡，就随手扔进粪坑。结果，干部走后，饥饿农民又从粪坑里把观音土团掏出清洗后煮食。(21)
杨代绪列出当年农民的“代食品”清单的名字还有：枇杷树皮、干胡豆叶、干藤叶、芭蕉头、棉花籽油、娃儿肠(一种猪草)、酒糟、玉米芯、梧桐树皮、干牛皮等。
然而，6月29日，县里决定，今年夏粮丰收，外调150万公斤、茅台原料250万公斤。400万公斤的粮食即将从饥饿的仁怀农民视野中消失了。
到了10月30日，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庞耀增号召说，全县要准备稻草、谷壳、苞谷杆叶、青杠子(一种植物)各500万公斤，红薯藤1500万公斤，荞杆子750万公斤，小米糠75万斤，蕨巴150万公斤……，共5000万公斤。按30%的出粉率，生产1500万公斤“淀粉”，这样，每人能平均50公斤，保证农民减粮不减饭。(22)
到了12月27日，县里领导又指示安排，茅酒原料从1960年底到1961年6月需要360万斤，饲料用粮60万斤。(23)农民们也许没有想到，秋收带来的不是新的希望，而是死亡率的惊人上升速度;“代食品”淀粉并不能阻挡饥饿在1961年的仁怀吞噬人群。
1961年县委《大事记》摘要：
1月1日：目前病情上升，死亡率惊人。病人要，一集中、二归口、三休息、四治疗。大抓代食品，以蕨巴为主。
1月18日：病情发展，死亡上升。15日统计，仁怀全县有各种病人24342人，占总人口的7.4%。其中，浮肿6399人，干瘦病4939人，妇女停经、子宫病等6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045人。
1月24至27日：统计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县现在还有各种病人26744人。其中，最严重的有66个生产队，病人占30-50%。
2月11、12、21日，县里连续开会，大意为：分析严峻局势;整顿工作作风;大搞代食品;检讨反瞒产中打人、把个别向中央写信的人关押致死的错误;在10天内堵住不正常死亡现象。
4月4日：至今全县每天死亡人数仍在30人左右。县委指出全党全民共同努力，将全县病人由2.6万多人下降到1.9万多人。
4月8日：今年代食品生产任务为1131.6万斤，不包括茅台酒厂。培训技术，取得经验，全面交流。(原料为前述草本植物)
4月26日：为了夏收到来，县委决定，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劳力集中收。口粮、种子、饲料由大队统一掌管。生产队的口粮由大队定期发给食堂。
5月5日：“4月中旬后，病情和死亡人数猛然上升20%”。(据其它资料对比，换算出具体人数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县里决定，夏粮征购3543.05万斤，生产队集体入仓910.4万斤。夏粮任务要求在9月完成70-80%。
7月20日：截止7月15日有病人8396人，其中肿病、疳病4890人。但情况依然严峻。通报要求，各级党委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治病，“两手都要硬”。
(三)故人
茅台酒前身之一的“荣和酒房”第二代老总王少章的两个儿子，均死于1961年。王少章的长子，饥饿死亡，死在麦收前后，时年54岁。王的次子，北京某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搞什么工作不清楚，“解放”后一直在仁怀务农。上世纪50年代因“反攻倒算”被判刑5年，刑满释放后赶上“饥饿三年”，生活实在困难，于太阳升起的某天中午当众撞墙而死，时年49岁。
仁怀茅坝一李姓老人回忆说，“在饿饭那年(指1959至1961年)，我有一岁、两岁、三岁和十一岁的四个孩子死了。前三个太小，没奶吃也没饭吃。生病就是弄点草药吃吃，不管用就死了。婆婆死在家里，棺材放在别人家，帮忙的人吃不上东西，没有劲把棺材抬回家，只好把婆婆抬过去。有一次，我看见外村一个二三十岁的壮汉走着走着，靠在我们村的岩头上就死了。我和同村三人抬起把他掩埋了。我不认识这个人，可能是在家太饿了想出来找些吃的。”
老人老伴补充说，“11岁的，叫荣强。是吃多了枇杷皮，大便拉不出来，用手指抠也抠不出来，死了。”
(四)茅台为何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其在生产领域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
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民间如此饥饿，茅台酒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并且产量还在大跃进?
原因，一时难以说清。茅台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一文，有如下一个细节，也许可以从中看到某些关联性。
1989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78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
集体署名的文章接下来写道：“毛主席关心茅台酒厂的事，当然要写，要名垂青史”。
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一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传略》，叙述“上万吨”这个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24)
1959年，周林指示茅台酒厂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25)
在散步时偶然一句话的指引下，各级政府积极调粮支持酒厂“献礼工程”，使1959、1960年茅台酒的产量分别达到820吨、912吨，真正实现了产量的大跃进。
三、饿殍、粮库与牲畜
(一)饿殍
“饥饿三年”，仁怀因饥饿直接死亡或因饥饿引起疾病死亡的总人数，究竟有多少，我们只好期待时间来给出答案，但死亡比例有多大，并不难得出一个轮廓。
2005年，杨代绪曾经与其母相互补充印证，对仁怀北部大坝镇当时一个生产队在饥饿三年的死人情况逐家逐户进行回忆，他得出的结论是：在39户190多口人的生产队，死亡26人。其中壮年12人，老年8人，幼童6人。死亡占总人口(死亡率)的13.68%。(26)
2006年，我曾对仁怀西南部茅坝一个村民组和中部水塘某村民组访问。其中，茅坝一个村民组逐户核实后，当时该村有10户人家，共67人，死亡9人。其中，老年3人，青壮年2人，幼儿3人，儿童1人。死亡率为13.4%。
水塘某村民组的情况，由李某和几个老人共同扳着手指细数。李某，生于1936年，中师文化。清点均记录了户主姓名，结果为：全组约59人，死亡13-18人。其中，李家死亡2人，其他每户至少死亡1人，死绝户一家，山后村民路过本村时死亡有2-3人。取最低的13个人计算，死亡率为22%。
不同调查者，在不同的地区，得出如上的大致概念性的随机抽样比例，这个比例背后的景象，在当年该是怎样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
仁怀这个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我以现有官方有关数据为基准估算死亡，可能在4万人上下。
(二)粮库
茅台酒耗粮与其产地仁怀近水楼台先断粮的关联情况，基本清晰了;还有一个疑问需要验证：那三年仁怀的粮食库存，是否也像水冲过一样颗粒无存?
查阅县志，全县粮油保管统计表明，1959、1960、1961年，三年末粮食库存，分别为4293、2705、2310万斤。(27)三年中，库存最低的1961年，竟然也比1963-1988年间历年的库存量都高。
同时，这三年，全县还累计征收，正税5132万斤稻谷，附加税715万斤稻谷。其中，1959、1960、1961，三年农民人均实际负担的税为82斤、64.5斤、39斤(稻谷)。(28)
需要说明的是，征税要求上交的稻谷，是当地品质最高的粮食;而前文所述的农民口粮，主要以品质较低的杂粮为主。
(三)牲畜
系列数据中，还有一组重要数据。查阅仁怀县1959-1961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茅台以外的其它制酒企业用粮达到2242万斤;此外，该县各种饲料用粮271万斤，这些饲料的供应范围为：企事业单位运输的马、牛和马厂、牛园，商业部门待运宰及在途畜禽，科研部门搞试验或配养的良种禽畜，为国家提供禽畜的国营和集体场站。
当时，对这些畜禽们的粮食供应标准为：拉车的运输马，每头每日为5斤;驮物资的马每日4斤;牛每日3斤;百斤以上存栏肥猪每日1斤，百斤以下存栏小猪每日半斤;鸡鸭每日每只2两，奶牛每头5斤。另外，1960、1961年，饲料总量分别压缩一半。其主要原因是，生猪存栏数量大体比上年减少了一半。(29)
四、结语
被越来越深入的调查所震惊，我不会再感慨“难以置信”，在所有制上属于国家供应的牲畜享受着比农民优越得多的特权，也无须再质疑那些肥美的奶牛存在的意义。谁制订了这个酒足、畜饱、民饥的计划，谁的心肠能有这样冰冷?
人们可能还会疑问，这样严重的饥荒，难道政府没有救济?有。在大饥荒中，仁怀来自政府的救助，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自然灾害”名目下的救济。1959-1961年合计发放132052元。受助人合计18557，三年平均每人7.1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2.3元救济。二是“生活困难救济”名目下，1960-1962年，共发257873元，受益人153930人，平均三年每人1.7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0.56元救济。三是“困难费”名目下的救济，1959--1961年三年合计164527元，受益人13695名，平均三年每人得到12元，在一万余名受助者中，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4元救济。四、其他帮助，投入疾病专用款13万元;1959年给麻风病院寒衣款1160元;1960年在全市发衣被款19177元;1961年发布票15000尺、棉花1200斤、衣被款17000元。(30)
而大饥荒中仁怀粮食市场有价无市。1961年的黑市上，菜油32元/斤，猪油20元/斤，猪肉15元/斤，大米3元/斤，面条3.2元/斤。针对上述的救济，我们可以换算如下：按单人得到的最高金额救济种类计算，在大约占全县农民总数5%的受救济农民中，一个人一年得到的救济款，还不够买到一公斤黑市大米。
阿玛蒂亚•森说过：“在令人恐怖的世界饥荒史上，真正的饥荒从未发生在具有民主制度和自由传媒的任何独立国家。”由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即使粮食生产不发生变化，权利关系的变化，也可以导致严重的社会饥饿。
另外，还有一点，这么大的饥荒为什么没有一点预兆?言论自由、信息公开以及活跃的反对派，本来是饥荒来临前的早期社会报警系统。令人无奈的是那时的言论、信息，在中国处于管制状态。活跃的反对派，早在前两年的反右运动中就成了“落水狗”。这个时期饥饿的农民根本无权消费自己生产的粮食，也没有人支援、呼吁或关注他们的困境。
埃德蒙•柏克当年说，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谁喝掉了饥饿年月生产的2000多吨茅台酒?
谁想过给那些饥饿、贫穷、死亡的人们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