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9月23日下午召开领导班子扩大会议，通报了该社党委副书记、副理事长、主任袁卫亮非正常死亡，是由于患抑郁症，近一个月病情加重，溺水死亡。它同时强调，袁生前病情不为组织与同事掌握。
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理由就可以将事件背后的“秘密”一笔勾销，而“袁生前病情不为组织与同事掌握”，又将“组织”责任撇得一干二净，假如官员是因畏“罪”自杀，则死者家属也得其所了，可谓皆大欢喜，何其妙哉！
这是最新一例官员因“抑郁”自杀事件。在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区长张海忠死亡案发生后，财新网曾经做出一份不完全统计，总结出一条“规律”，凡是官员自杀身亡的，“有关方面”多给出死者“患抑郁症”的解释。民间盛传“自杀官员多抑郁，上访群众都神经”。由此显示公众对这一解释并不相信。
事实上这样的解释确实经不住推敲，且不说官员自杀多“患抑郁症”，过于巧合，单论为公众所熟知，在坊间流传甚广的张海忠死亡案，就颇多蹊跷和破绽，从他自杀现场的图片及相关细节来看，没有人会认为他是自杀的，并且显然在其背后具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然而有关部门按照“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逻辑，硬说成自杀，很有“指鹿为马”的味道。公众除了默认官方的解释，对此毫无办法。
这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一个并非民众选出来的政府，可以完全不必对民众负责，民众既无知情权，也无监督权，即使明知“有关部门”弄虚作假，也没有任何管道了解事实真相。监于此，唯有极少数例外发生，才有可能从严密封闭的城墙内窥探一二真实情形。
《南方都市报》记者纪许光就干了一回这样的事。他吃了熊心豹子胆，把河南洛阳市公务人员“禁室培欲”案掀了个底朝天，让全天下见识了在当今中国、当今中国的公务人员里，还有这等人、这等事存在。早在9月初，“禁室培欲”就已案发，但如此重大的案件，公众竟然对此一无所知，消息被完全封锁住了。可以想见，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它会如何“暗箱操作”地结案，以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
“禁室培欲”案真正令人深思之处不在于案件本身。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这样的案子都可能无法完全避免，有关它的讨论乃至于采取相应措施尽力杜绝此类案件固然十分重要，然而除了案件本身对公众心理形成强烈震撼之外，更加难以置信的是官方对此案的态度，案件曝光前秘而不宣，案件曝光后，派人严厉指责记者“侵犯国家机密”，并事实上对记者的人身安全构成了威胁。难怪记者要连夜逃亡，家人驰驱接应，并十分搞笑地携了一把锈迹斑斑的刀给记者防身了。这位记者对此自我解嘲说，“面对早上来者扣过来的‘侵犯国家机密’，这块废铁，真能保护我们吗？”
这也是我们要问的，当一个人民政府把人民当作敌人，而不是当作自己所效力的对象的时候；当一个自称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的政府把新闻记者当作敌人，而不是当作良师益友的时候，当他们出于善意的目的，质疑所当疑者，并尽力寻找真相的时候，我们的有关部门却搬来贻笑大方的“国家机密”和子虚乌有的“抑郁症”来搪塞公众，堵住公众的嘴，这样犹嫌不足，还要对追求事实真相的新闻记者进行人身威胁的时候，我们恐怕除了噤若寒蝉之外，别无选择，或者要做好当“烈士”的准备。
一个依靠公众牺牲当“烈士”换来真相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而正是真相，将官员溺死案和这位逃亡的记者联系到了一起。有关部门是为了掩盖真相，给出了死者患抑郁症的解释；同样，也是为了永久地掩盖真相，企图逼迫记者“聪明地”退出他们正在玩的游戏。——幸好，今天的社会有了互联网这样难以完全杜绝的舆论监督工具，否则他就得认栽了！
纪许光就是冒着当“烈士”的危险来揭示出“禁室培欲”案真相的，如果不是他的介入，这一案件或许永无见天日的一天，而洛阳市也将永恒地一派和谐景象。而所谓的“和谐社会”，难道就是要藏污纳垢，将一切罪恶和黑暗遮蔽在其浓厚的迷雾之后吗？这恐怕违背了当初提出“和谐社会”的良好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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