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当年的“非典”事件和河南艾滋病泛滥，都有权力乱点鸳鸯谱，将其视为国家机密的原因。既为国家机密，党员和领导干部就应率先垂范严防死守，把其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已经被特色社团写进誓词，违反它无异于背叛组织的行为，在一个团体处于绝对领导的国度，这种行为有时可能放大到叛国的程度。当然，判定何为国家机密，“老大哥”们自然是仲裁者。
国家机密的泛化是权力膨胀的结果，它往往以损害政府形象为藉口，保护的却是权力者“维护权力”的隐私。当一种真相的暴露可能威胁权力者的地位时，他们总是挟国家以令僚属及治下的万民，以纪律和暴力来阻塞真相。此时，国家秘密不过是为实施暴力和滥用纪律提供合法性。这种现象的频繁出现，只能证明中国社会已经是遍地“老大哥”的社会。
“老大哥”社会上行下效的结果，这也是权力社会的“绝症”。当“蚂蚁”一度成为敏感词，盖因为权力者对其有过敏症状。官员们笃信“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因为一个小小的“蚂蚁”被撤下梯子，这是权力者的悲剧，它自然不会成为官场达人的“魔咒”，能量是消蚀危机的致命武器，而用十数年埋下的“炸弹”，它的引擎自然可以用纳税人的钱财来轻意拆除。其实，在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国度，是无法阻碍高人们“红”遍天下的，每想到这个现象，我真为记吃不记打高喊“老大哥万岁”的人害臊，也为拆腾威权“模式”的文化人脸红。
国家秘密究竟泛化到什么程度，最近发生的一个事件可以让我们为其圈定一个模糊的轮廓。今年9月有23日，《中国广播网》刊登了一篇文章，揭示了一个这样的事实：记者揭洛阳“挖地窖囚6性奴”案被指“侵犯国家机密”。据说，河南洛阳警方近日破获一起公职人员将6名歌厅女子诱骗至地窖中囚禁为性奴的案件，洛阳方面一直秘而不宣，《南方都市报》记者纪许光经过调查将其大白于天下，该报道于9月22日见报后成为焦点。但此后的遭遇令许记者惊悚异常，有神秘人物在洛阳的酒店内质问他，追查洛阳性奴的稿子是谁报的料，并指责许记者侵犯了“国家机密”。该微博被大量转载后，有网友说：“不法干部养性奴，这算哪门子国家机密？”
这些神秘人物是谁，他们代表谁而来，想必不用回答都能知道。从问话的内容上推定，他们一是要追查内部的“叛徒”，二是要警告记者。如此大言不惭的“国家机密”，显然是土皇帝们的钦定，并用黑社会般的条规来防止泄露。对此，一位网友调侃道：“国家机密是谁定的？怎么馆陶县县长的简历是国家机密，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也是国家机密，什么都成了机密，都藏着掖着是要干什么？我看这一次根本不是机密，是政绩。”当然，这种政绩是地方大员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其原因是得不偿失。因为侦破这个案件技术含量非常低，一个“性奴”的侥幸逃脱才让这个案件得以侦破。
而这一案件如果大白于天下，洛阳的有关部门将处于尴尬境地。怎么一个公职人员居然干出如此令黑社会都自惭弗如的的大案，难道特别重视官员干部道德教育的治吏方法彻底失效了么？当然，这只不过是极端的个案，但无数的个案叠加后得到的结论难道不能说明问题么？更值得怀疑的是，乐于在扫黄战线上秀身段的干警们，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罪犯，他公开从各色黄色场所中寻找猎物，在手头紧时又把猎物放回赚钱，而且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这岂不是让警察们难堪？也许正是由于这种考量，才做出了“封杀”真相的决定。
“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是乔治．奥威尔的作品《1984》中的经典语录，也正是基于这个认识，奥威尔笔下“大洋国”政府架构中有一个“真理部”，它的下设机构有没有“真相管理委员会”，作者并没有提到，但这一职能想必应该包涵其中了，按照这一推断，对真相进行过滤和“装修”就是一件必要的工作。因为在“老大哥”垄断一切的社会中，真相如果不被控制，谎言就无法被人们接受，“老大哥”社会也就土崩瓦解了。
在乔治．奥威尔的这个政治寓言中，温斯顿生活在一个虚拟国度“大洋国”里，故事发生在1984年（即奥威尔创作此书时的30多年后）。“大洋国”的统治阶级是“内党”，“内党”的领袖是“老大哥”。尽管“老大哥”从不露面，但他却实现了对社会的绝对控制。主人公温斯顿属于“外党”，他服务的机关是“真理部”。温斯顿担任“记录科”的科员，工作是修改各种原始资料，从档案到旧报纸，全都根据指示改得面目全非。
温斯顿的家与所有私人居室一样，有一个无孔不入的现代化设备，叫做“电子屏幕”。每个房间右边墙上都装有这样一面长方形的金属镜子，可以视听两用，也可以发号施令，室内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无时无刻不受这面照妖镜的监视和支配。平时无事，电子屏幕就没完没了地播送大军进行曲、政治运动的口号。这些噪音由中央枢纽控制，个人无法关掉。在这样一个极度空间里是无个人尊严可言的，更别说反抗了，一切与“内党”不一致的言行都会视为非法，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
许记者的行踪和言论，想必已经被洛阳官方的“电幕”所探测到，多亏他是一个外地记者，这个“电幕”不过是地方“电幕”，他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有限的超然性，这也决定了许记者不可能成为温斯顿，否则不堪设想。须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作为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它的受害人达到6人，而且手段令人发指，这样看似不可能保密的事情，居然以“国家机密”的形式打包，可见他们已经比肩“老大哥”了。试问，有多少真相在“国家机密”的挟持下淡出人们的视野，而在这个“国家机密”的笼罩下，又尘封了多少的罪恶？也许，这才是人们最关心的事情。
“老大哥”社会是可怕的，而一个社会充斥了帽翅不同的“老大哥”时，确实让人生发出“国将不国”的慨叹，似乎他们已经化国为家了，而无所不用其极地巩固既得权力才是他们所有行为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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